近现代唐密在大陆兴起的一些根据
　　在中日近代佛教交流史中，两国留学僧的往来也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从现有史料看，近代来华留学日僧中似无特出者可记，然在中国留日僧中，却有不少对中国近代佛教发展颇有影响的人。又，在近代留日僧中，又以学密教为多，这是一个很鲜明的特点。
　　密教传来中国有两大支派，一支是由唐代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传入内地的密教，后人统称之为“唐密”。另一支也是在唐代，由莲花生传入西藏等地区的密教，后人统称之为“藏密”。传入内地的密教，在唐中期曾盛极一时，然至晚唐已露衰微端倪。到了宋代，虽尚有法贤、施护、法天、天息灾等一批译师继续译出大量密部经论，然在教理上已无多发明。元代宏传藏密，亦曾盛极一时。明清两代亦尝扶植藏传佛教（藏密），但主要是政治上的考虑，同时，其流传也主要在宫廷和贵族阶层，民间是不得随意传授真言密法的。因此，总起来说，唐密自元代以后，在中国内地基本上是中断了。民国以来，先是，广东潮安居士王弘愿于1918年译出日僧权田雷斧所著之《密宗纲要》，其后，权田雷斧又于1924年夏来华，在潮州为王弘愿等传法灌顶，于是密教在内地民间开始流行，大有重兴之势，因而吸引了一批学僧学习、宏扬密教的热情。其中，一部分学僧进藏专研藏密，一部分学僧则东渡日本求传唐密。
　　日本所传密法，都是在唐代由中国传去的，然由于传授师门之不同，到了日本又分为“东密”和“台密”两派。唐时日本空海（弘法）大师来华求学，传不空三藏门下高徒惠果之大法，回日后于高野山建立密宗道场，大弘密教，至今不绝，称为“东密”。而与空海同时来唐求学之最澄（传教）大师，则于天台山国清寺师事道邃大师习天台心法之同时，又从沙门顺晓受灌顶法，习密教，回日后最澄把天台教法密教化，创立了天台密教，一般称之为“台密”。或说空海所传惠果之密法为正统，而最澄所传之台密为旁传。因此，民国时期赴日学僧以学“东密”为主，兼亦有学“台密”者。
　　当时，学僧中赴日求学密法的很多，先后有大勇、持松、显荫、谈玄等法师。大勇法师于1919年依太虚法师出家，次年于金山寺受具足戒后，赴五台山顶礼文殊菩萨。1921年太虚在北京广济寺宣讲《法华经》，大勇也前来听讲。是时，恰有日僧觉随也在北京弘传密法，他有意邀请太虚大师去日本，以传授密法。然太虚大师无意于此，于是大勇即就此机缘而发愿东渡。大勇于1922年冬入日本高野山密宗大学，专修密法，经一年左右，授阿阇黎位，乃于1923年10月回国。大勇法师本想回国后闭关专修数年，不料才到上海，即为沪杭信徒恳请开坛传法，随即又为武汉信徒请为开坛。据云，仅三、四个月，大勇法师先后在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开灌顶坛十余次，皈依及学法者达数百人之多。一时，中绝千年之久的唐密，顿显重兴之势。
　　持松法师是与大勇法师同时赴日，于高野山依金山穆昭修学密法的。他在得阿阇黎位后，于1924年春回国。先于上海传法，后于是年夏应邀至武汉主持洪山宝通寺，并开坛传法。是年秋，由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起于宝通寺做《仁王护国般若经》大法会七日，并举行结缘灌顶。在此七日法会中，每日来受法者有数百人，盛况空前。一时，洪山宝通寺，成了唐密重兴之主要道场。
　　显荫法师于1923年冬到达日本高野山的，与持松法师一样，依高野山天德寺穆昭阿阇黎修密法，受灌顶法。次年春回到上海，然仅过半年即因病圆寂了，年仅二十四岁。显荫法师天资聪明，慧解过人，可惜未能展其雄才，骤而英年早逝。
　　谈玄法师东渡学密，不仅受日密两部曼陀罗灌顶位，更重要的是他带回了两千余种密宗经典，以及不少密宗应用法物。这批密宗经典中，有不少是国内久已失传者，弥足珍贵。
　　大勇、持松在武汉传授密法的盛况，直接影响了武昌佛学院，当时佛学院内相当多的一批学僧都由此而归向密教。然而，东密的兴盛为时并不长久。1924—25年间，班禅、白晋仁、多杰尊者等在北京宏扬藏密，一时声势浩大。其时大勇也在北京，于是他依白晋仁学藏密，改宗藏密。从此，东密开始衰微。然即此一度东密之复兴，亦诚为近代中日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