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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顿北渐公案看祖师禅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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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佛教,无论何宗何派,从会昌以后,衰微零落,几乎至于灭绝。而在这不绝如缕的形势之中渐渐苏其残喘,犹得保留它的伟大势力的只有禅宗。而中国佛教的一线生机,也就仗着禅宗这一宗传承连绵以至于今日。我们推崇禅宗,却不可忘了当年拼命弘扬这一派禅宗的神会和尚。

  南宗在最初的时期,仅仅流传于岭南一带,北宗的神秀大师与其弟子普寂、义福两大师,都是身为帝师,声名盖国,势焰熏天,若不是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神会和尚出来,南宗实难有出头之日。然而在最近一千年之间,一般佛教徒对神会仅有些微薄淡漠的印象。由于胡适先生,从敦煌写本中,发现了许多重要禅宗史料,才使我们知道他是南宗北伐的总司令,是新禅学的建立者,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们对这位为法忘身、百折不挠的古德,自然由衷地产生一种景仰的敬意。可在这景仰的同时,回顾隋唐以后禅宗史,却又触引起我一种特殊的感想。有人会说,中国佛教的幸存,是存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而我却要说,中国佛教的衰亡,也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我们知道,北宗是渐修,南宗是顿悟;北宗重在行,南宗重在知;北宗主由定生慧,南宗主以慧摄定,这是两宗最大的差异。现在推翻北宗而专弘南宗,便是不尚渐修,而惟尚顿悟;不重行,惟重知;不主由定生慧,而主以慧摄定。这是始于神会和尚所造成的一种风气。于是,当时的佛教徒,以不立文字而轻弃一切经卷,以无念为宗旨而指斥修习有为,以定慧齐等而反对坐禅入定,以立地成佛而破除三劫五乘,以机锋肆应而驰鹜空谈立办,莫不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乃至不知圣教究何所说,不知修行应何所依,正信还没生根,便说已经“开悟”;菩提尚未发心,侈谈已经“见性”。于是满街圣人,遍地野狐!近代中国的僧侣,很多往往不通经教,不事修持,其主要根源之一,便是专弘南宗的流弊。一念相应,即成正觉,在上根大器,原可不假修持,若是一般具缚凡夫,惑业深重,虽说本来都有佛性,但为无明锢蔽,难以显露,便不能不由修而悟,由行而知,由定而慧。在那修之尽、行之至、定之极的时候,应当有顿悟的法门,破除他的执著。北宗实为初首方便,南宗实为向上工夫。

  相传南宗慧能禅师,用“本来无一物”的偈子战胜了神秀禅师,于是,五祖的衣体,不传于大众推崇的神秀上座,而传于执贱役不识字之卢行者。但慧能禅师这个偈子,完全是对治神秀的偈子。换言之,就是说要先有神秀的境界,才可以进入慧能的境界。可惜后来的人,只看到一些对治的话头,不明对治的深意,便有近代僧侣的流弊。神会为了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不觉将这个塔基拆去,使后来一般学者,无从学他的高,不是堕落深泥,便是悬空过活,这是拆塔基的人不能不负其责的。因此我说,中国佛教的哀亡,也就亡在这位神会和尚手里。

  当然,这也与后来的学者没有深切地体会到神会的苦心不无关系。本来有许多菩萨,为着当一时之机,不免对某些方便法门有些偏赞之处。譬如龙树菩萨,因当时学者执一切有,便广弘大乘的“毕竟空”义以为对治。无著菩萨,因当时学者又执一切空,便广弘大乘的“如幻有”义以为对治。而实际上谈“毕竟空”一义的,并未尝抹煞那“如幻有”,谈“如幻有”一义的,也未尝抹煞“毕竟空”,不过有所侧重罢了。后来的人听说“毕竟空”义如何高妙,便将“如幻有”义破斥无余;听说“如幻有”义如何精圆,便将“毕竟空”义拒斥不纳。以致于在佛教里酿成了空宗、有宗之争,这绝非当初那些菩萨的本怀。神会造成这种风气固然流弊很多,究竟也不失为一种方便。后来一般学者不善于学,囿于偏执,不能圆融,故舍难趋易,弃实崇虚,积习相承,每况愈下。

  其实,主张南顿与北渐圆融一致的,历史上早有其人。石头希迁和尚在其所著《参同契》中,已经喊出了“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其后宗密就是在神会和尚为推翻北宗而建立南宗之后,站出来主张南北调和的突出代表。胡适先生《荷泽大师神会传》(因神会住荷泽寺,故后世以荷泽称之,其宗派亦被称为荷泽宗)说:

  宗密自称是荷泽法嗣,但他对于神会的教义统统感觉一种呐呐说不出的不满足。他在《师资承袭图》里也说:“荷泽宗者,尤难言述。”……宗密在《(圆觉经)大疏抄》里,态度更明白了,他说顿悟是不够的,顿悟之后仍须渐修,这便是革命之后的调和论了……宗密诸人,不知道这种解放的本身便是积极的贡献,却去胡乱寻求别种“荷泽深意”,所以大错了【《荷泽大师神会传》,见《胡适学术文存·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346~347页。】。

  细读宗密原著,觉得“大错”的似不是宗密,倒是胡适先生了。因为,宗密主张“顿悟之后仍须渐修”,恰恰是把立于塔尖上的人与下面的塔身统一起来,“调和”起来,并非把二者截然分开,这何错之有?顿悟与渐修是体与用的统一。这是宗密调和南北之争的一个根本立足点。神会鉴于当时渐教大行的情形,作为对治的方便,而强调“无念”为宗,但并非以此排斥他宗。宗密强调禅教的圆融统一,认为圆融则皆是,执一不通则皆非。这种辩证思维,体现了体与用、悟与修、定与慧、知与行的圆融统一,避免了执著一边的主观片面性。宗密在《禅源诸诠集都序》里,开宗明义即指明达摩所传之禅体现了佛说顿渐之教、禅之顿渐二门完全一致的精神,而当时讲说之人,或偏于彰显渐修,或偏于传播顿宗,造成“禅”与“讲”的对立。他主张顿悟资于渐修,其会通南北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

  宗密以佛教真空妙有相圆融、同证无生法忍作为禅宗南北之争的最终归宿:“真空者,是不违有之空也。……妙有者,是不违空之有也。虽各述一义,而举体圆具,故无违也。”他期望后学克服偏执一边的局限性,以慈悲为怀,融通诸宗,十分感慨地说:“哀哉!此方两宗后学经论之者,相非相斥,不异仇雠,何时得证无生法忍?今顿渐禅者亦复如是,努力通鉴,勿偏局也!”【《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大正藏》卷四八,404b。】

  在顿悟、渐修圆融统一的基础上,宗密更侧重渐修,以此作为修道、得道的下手功夫。他指出,要像六祖所说的那样,“无一切心”,没有长期的渐修是不可能的。能够不断地除去旧习气,无打骂仇恨他人之心,无营求令得之心,无嫉妒求胜心,无忧饥冻心,无恐人轻贱心,“损之又损”,这就是修道;能够做到对违境、顺境都无贪嗔爱恶之情,于一切都无所住而生其心,即是得道。宗密之所以强调渐修,完全是针对众生罪业深重、习气难除而施设的,目的是使人心净化,使众生从根本上求得解脱。

  总之,宗密对禅宗南北、顿渐之争的调和,其态度是十分鲜明的。他主张教有顿渐,人的根机有上中下之别;佛教的根本教义是不变的,而弘法的手段是随缘而变化的;顿悟离不开渐修,渐修才能达到顿悟;“先哲后俊各有所长,古圣今贤各有所利”【《禅源诸诠集集都序》卷二之下,《大正藏》卷四八,412c。】;必须存其法,去其偏颇,以人就法,而不是以法就人。这些对于正确处理佛教(含禅宗)各派的争端,更全面地把握佛法的真谛,更好地接引不同根机的众生,使之走上解脱之道,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佛教至今并没有衰亡,仍有其存在、发展的价值的话,那么,其中也就有宗密会通佛教各宗,扬长避短,发挥其综合优势的一分功劳。裴休《禅源诸诠集都序叙》说:“圭师以如来三种教义,印禅宗三种法门。融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振纲领而举者皆顺,据会要而来者同趋……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噎尽除;顺佛心而横亘大悲,穷劫蒙益”,称赞他不愧为“会教之人”,“毕一代时教之能事”【《景德传灯录》卷十三,《大正藏》卷五一,306c~307a。】,充分肯定宗密会通佛教各宗,调和佛教各宗,调和禅宗南北之争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其评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在今天看来,也是至当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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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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