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正如评论界所公认的那样，废名创作中充满着浓厚的禅宗意蕴。禅意在废名那里不是一种随意的点染，相反，废名总是试图通过他的创作来表达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充满禅意的理解与认识。因为，和同时期的其他谈禅论道的作家相比，废名把更多的精力花费在对佛禅之学的研读与修炼上。废名曾阅读了大量的佛学经典，甚至他曾专门撰写过佛学专著《阿赖耶识论》(惜未传)。在禅的修炼上，他也达到了一定境界，有人曾亲见废名由静坐而得的非凡经验，“即趺坐稍顷，便两手自动作种种姿态，有如体操，不能自己，仿佛自成一套，演毕乃复能活动。”(注：周作人：《怀废名》。)废名曾和雍和宫一位法师谈禅论道，辩诘驳难。法师初以为废名乃一介书生，与道法无缘，及至谈论起来，方知其对佛教典籍的熟谙程度不让法师，且常有自己精辟的理解与阐发，特别是亲眼看见废名参禅打坐入定的境界后，更叹曰此是道法有缘的善果，非常人所能得，即为僧为尼，道行中人，得之者也罕见。
　　为什么废名如此倾心于佛禅之学？
　　废名与禅的因缘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探寻。
　　废名1901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城，黄梅自隋唐以降，便成为佛教兴盛之地，有关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的故事，在黄梅家喻户晓，甚至弘忍大师本人就是黄梅当地人，中国禅宗正是在这里通过这些大师们的付法传衣而最终走向成熟。县城附近，东山寺、五祖寺、东禅寺这些佛教对地仍香火不绝。由于出生在这样一个浓厚的禅宗文化氛围之中并整整生活了17年(1917年废名才离开黄梅到武昌求学)，废名从小对黄梅的禅宗圣地向往之至：“五祖寺是我小时候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从四祖、五祖带了喇叭、木鱼给我们的时候，幼稚的心灵，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向往之。”(注：《冯文炳选集·五祖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事隔近40年以后，废名在他的《五祖寺》一文中仍能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被外祖母带着上五祖寺进香还愿时的情景。他还经常到寺庙里去观传戒礼，这种对禅宗文化的生动的感性认识与鲜活的情感，为以后废名禅宗思想的自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像所有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基于对新文化的向往与憧憬，1922年秋废名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在北大他结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胡适、周作人等人。胡适其时正在撰写中国禅宗史，对来自禅宗圣地的黄梅人废名自是十分感兴趣，他经常邀废名到家里去喝茶聊天，谈禅论道。据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记载：有一次，胡适突然问废名：“你们黄梅五祖到底是在冯茂山，还是冯墓山？我在法国图书馆看敦煌石窟发现的唐人写经作冯墓山。”废名根据自己儿时的有关记忆作了回答，引起了胡适的高度注意。正是这样的一些交谈，使废名大开眼界，他开始认识到了家乡黄梅在历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可以说正是带着这样的一种自豪感，废名开始了对于佛禅之学的自觉的认识与了解。
　　也几乎是在同时，废名与周作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此时的周作人思想上正发生着重大转变，逐渐地由“流氓鬼”向“绅士鬼”过渡，追求冲淡平和的佛道一路，正如沈从文所评价的那样，周作人这种“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的绅士作风实在是有些“僧侣模样”(注：沈从文：《论冯文炳》。)。事实上周作人已开始研读大量的佛教经典，他甚至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佛教文化”课程，并常自诩为在家和尚。后来，他曾给废名写信说：“一月三十日梦中得一诗云，‘偃息禅堂中，沐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家中传说不佞前身系一老僧，今观此诗其信然耶，可发一笑。”众所周知，废名与周作人之关系非他人所能比拟，周作人包写废名小说集所有的序言即可为证。周作人对于佛禅的兴趣，不能不启发并促进废名对于禅学的进一步的自觉。
　　到这时，在胡适、周作人等人的启发下，废名从小潜在着的家乡的禅文化影响被充分地激活了，废名与禅的因缘更加密切而牢固。
　　二
　　随着废名对于佛禅之学接触的不断深入，废名思想中的禅学意蕴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废名禅学思想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两个阶段。
　　从20年代中期受胡适影响开始接触禅宗到30年代初可以视作第一阶段。废名的好友兼同乡程鹤西在回忆他1928年北大退学后在成达——孔德中学任教的情景时说：“在成达时我记得他曾请冯至同志把施耐庵的水浒传序写成一个横幅挂起，这也是我喜欢水浒传序的开始，后来读庾信的诗赋和维摩诘经也是受他的影响”(注：鹤西：《怀废名》。)。从这里至少可以见出，其时废名是很喜欢《维摩诘经》的。《维摩诘经》是由汉魏时期高僧支谦翻译的一部佛教经典，它对于大乘禅学特别是中国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曾起过很重要的作用，它与《楞伽经》、《圆觉经》一起有“禅门三经”之称。《维摩诘经》强调，要达到解脱，关键在于主观修养，净化心地。后来另一位高僧鸠摩罗会重译此经将其思想表述得更其明白：“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废名对《维摩诘经》的喜爱，恐怕是被其“净心”一论所倾倒。前面提到的《水浒传·序》中“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剪雪，谈笑看吴钩”以及庾信的“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均与“净心”论交相辉映，怪不得为废名所钟爱了。
　　作为黄梅之子，在接近禅学之初废名不可能不接触四祖、五祖之禅学思想，特别是对于废名来说，是先有四祖、五祖才有禅宗的(尽管六祖在黄梅承衣受法，但他旋即到南方讲学，加上六祖系广东人，因此，在黄梅一带，人们更多地是谈论四祖尤其是五祖)。废名曾在许多文章中提到五祖、五祖寺，而五祖弘忍依《楞伽经》发挥而成的《最上乘论》正是强调“守本真心”、“守心住境”、“息妄修心”，这一思想与前述《维摩诘经》“净心”思想是一致的。后来被弘忍大师视为教授并引为上座的弟子神秀所作一偈可视作是对四祖、五祖等楞伽禅观的形象性概括，偈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总之，此一阶段废名的禅意主要表现为对观心看净，超越世俗的虚静境界的凝视与憧憬。
　　30年代起一直到整个40年代，可以视作废名禅宗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事实上废名思想上的转变在30年代前的二三年早就已开始。1927年冬张作霖解散北大，周作人被辞退，作为学生的废名忿然退学。这一选择使他顿时成为了流浪汉，经常是吃了中饭，晚饭尚无着落。他被迫卜居西山。这时的废名一面继续看书，一面却不得不从“观心看净”的梦中醒来直面现实人生，梦破以后又将在何处找寻自己的心灵归宿？
　　正是带着这样一种思想上的痛苦与“凌乱”，废名于1929年结束了学生生涯，做了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生活的挫折，对社会的了解的加深，特别是出于讲课的需要，他开始重新大量地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大学阶段废名学的是英文)，《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都成为他寻找思想扩大认识的依据，再加上这一时期他更加潜心学佛，“转入神秘不可解的一路去了”，这一切，促使了废名思想上的新的变化。废名曾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谈到莫须有先生的思想：他的道理只要一句话够了，一句话无所不包。这个能“一言以尽之”的道理是什么呢？他说：“心如一棵树，果便是树上结出来的道理，道理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了”。“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是六祖慧能那首著名的偈中的后两句，原偈前面还有两句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从这里可以见出，作为废名自己化身的莫须有先生对于慧能是心有所会了。周作人《〈谈新诗〉序》曾提到废名道法的高超并提及其读书的情况：“随后他又读《论语》、《庄子》，以及佛经，特别是佩服《涅槃经》。”而据《曹溪大师别传》与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载，惠能在弘忍之前曾有过一段学佛的经历，特别是曾听无尽藏尼诵《涅槃经》并为之释之，由此而初步形成了自己对佛性问题的见解。惠能在论《涅槃经》时引入了庄子无物无情无待与忘物忘己忘适的接近般若中道的思想，他把庄子的思想注入自己的血液，化成禅学的有机体而形成了自己融般若与涅槃为一体的非有非无的南宗禅思想体系。废名喜读《庄子》又佩服《涅槃经》不正可以视作与慧能禅接近的极好旁证？
　　慧能对于禅宗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实现了对于他之前诸楞伽大师的执著于“观心看净”的超越。在他看来，象神秀那样“时时勤拂拭”本身就是执迷一境，将心分离而无法即心，仍然是一种不清净心，是“净妄”，仍然无法获得解脱与超越。
　　正是在此基础上，慧能提出了著名的“三无”之说，即无相、 无念、无住。《坛经》云：
　　我此法门，从上已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何名为相？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
　　由此可见，所谓无相、无念、无住，并不是通过简单的离相、断念而达到“无住”之解脱境，相反，离相、断念恰恰不是无住，只有于相而离相，于念而不念才能达到真正的“无住”的自由之境。
　　三
　　废名禅学思想由“观心看净”到“无相无念无住”的转变，导致其创作由空灵静寂转向自由洒脱，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
　　《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是第一阶段的代表作。这一时期的小说从整体上看是远离现实人生和当代社会问题的，即使有，却也何其微弱，尤其是越到后来，我们几乎找不到半点当时甚为时尚的作家主观的对于现实人生的哀愁或者抗议。《菱荡》所描绘的完全是一幅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园。小说《桥》更是废名精心营造的通向宁静禅境的美丽桥梁。作品中的史家庄，处处是“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式的平和宁静，人们男耕女织、知足常乐，人性淳美，古风习习。小林、琴子、细竹无论是儿时还是长大后均天真、纯朴，他们和睦相处，一反一般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三角恋爱的生活模式，丝毫没有情人与情敌之间的种种猜测、怀疑与色心斗角。废名只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静美的中国画，却并不引导人们去着力思考社会现实问题。
　　静寂意境的营造是这个时期小说的另一个美学特征。《菱荡》中的陶家村一年四季总是那样的宁静，它深藏在茂密的树林之中，一道河水，一个水洲使它远离县城的喧嚣与热闹，偶尔听得见深林中斧头砍树的声响，水的唧唧声以及聋子、张大嫂们那些似断非断的三两声打趣，给人一种“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感觉，一切最终还是消融在无垠的静谧之中。废名笔下的人物大多是老人、孩子及天真少女，即使是青壮年却也是半聋半哑，如《菱荡》中的陈聋子，《桥》中的三哑等，他们的单纯、质朴、少受尘世污染，更具自然本性，他们没有如簧的巧舌去制造那些令人作呕的噪音，他们精神丰富而形式却简单宁静。陈聋子便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因为耳聋，他的世界永远是宁静的，尘世的噪音唯他能充耳不闻，也不见他轻易说话，唯其如此，他才能真正地守自己的本真心，才能自由地去体认世界万物的真如本相。在静中弥漫着一股孤独、清冷的氛围，透露出一种孤寂之感，是废名意境的重要特点。在废名作品中，他大量使用坟、送路灯、落日、箫、孤雁、庙檐上的风铃、碑、树荫等意象符号，以造成一种神秘、清幽、孤独的气氛。《桥·习字》写小林看雁阵，也引发出一种孤独之感：“远远两排雁飞来，写着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的天气，没有太阳，也没有浓重的云，淡淡的两手抚着母亲的发，尽尽的望。”仿佛那天底下便只有这“一人”了。小林一开始认字便是这“一人”二字，在废名也许是颇有深意的。
　　废名这一时期的创作消解现实意义，隐逸了情感倾向，突出的是静寂的诗的意境，而构成这静寂意境“境眼”的便是作品中所表达的对于自然、人生的直觉与顿悟。废名小说可以说是直觉的大串联，《菱荡》中这样写菱荡的水：“如果是熟客，绕到进口的地方进去玩，一眼要上下闪，天与水。停了脚，水里唧唧响，——水仿佛是这一个一个的声音填的！”在废名小说里，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通感与联觉的运用，如“草是那么吞着阳光绿，疑心它在那里慢慢的闪跳，或者数也数不清的唧咕”，由视觉而听觉，二者融为一体，这种通感，联沉正是直觉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
　　废名的语言是跳跃式的，简洁而空灵，因其空灵，如果没有充分的联想、想象，句与句，段与段之间就会产生一种“隔”的感觉，令读者如坠云里雾里。比如写花红山，“没有风，花似动，——花山是火山！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如果说前一个比喻“花山是火山”还不是很出格的话，后一个比喻却如同飞来巨石，一不留意便会砸得晕头转向。废名这样的一种语言的独特性与他强调主体的感觉、顿悟直接相关。要传达出独特的感觉必须需要独特的语言。因此，在废名那里，独特的语言与独特的感觉是那么浑然地融为一体。花红山开得茂盛，在视觉上如同火山，这感觉较为一般，我们自然对“花山是火山”容易接受，而“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便奇了，其实在这里作者的感觉由视觉一下了转到了触觉。春夏之交的白日青天，自是十分燥热，而既然“花山是火山”那么自然这燥热也是“火山”的了，于是“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这样一种由视觉而触觉的转换，由火山而白日青天的联觉，十分大胆奇特。因此“白日青天增了火之焰”之险之奇也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意义的空缺意味着对于纷繁复杂的“客尘”的勤勤拂拭，而绝句的意境、新奇的感觉顿悟与简洁奇涩的语言则正是作者在自己心中所营造的佛国净土，静寂然而充满生机。
　　四
　　第二阶段的主要作品是小说《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两个未完成的长篇以及部分诗作与散文。
　　现实性加强是此一时期创作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前期他尽量回避、淡化甚至消解作品中的现实功利意义，尽量为自己营造一个宁静的“梦”境，但现在，我们从废名作品中又重新可以看到社会与时代的影子，又重新可以感到社会现实所赋予作者的喜怒哀乐，正如莫须有先生所说：“世上没有一个东西不干我事，静极却嫌流水闹，闲多翻笑白云忙。”《莫须有先生传》尽管在创作时间上与《桥》相去不远，但即使是在写《桥》的时候，废名的思想也已开始显得“凌乱”，一方面，他留恋于“拂尘即净”的“梦”，那便是《桥》，另一面却又显示着对现实实有世界的莫大兴趣，预示着其思想上将朝着新的一路发展，《莫须有先生传》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莫》是一部在风格上与《桥》截然不同的作品。废名曾称他的《莫须有先生传》是学习莎士比亚和《堂·吉诃德》的结果，他在与鹤西的一封通信中说：“我是想到了莎士比亚与西万提斯他们两位。他们似乎不象Flaubert那样专心致志做文章了，只是要碗饭吃。他们真是‘顶会作文章的人’！他们的文字并不是做得不多不少，你不可以增减一字，他好象就并不在乎，而我们在这里看得见一个‘完全’的人了。顶会作文章的人大概就是一个生活的能手，乘风破浪，含辛茹苦，随处可以实验他的生存的本领，他大概是一个‘游民’，逐水草而居了。……屠格涅夫说西万提斯的《吉诃德先生》是代表一个理想派，……我的意思则适得其反，他是——他是一个‘经验派’，耍了一个猴戏给我们看。”在废名看来，顶会作文章的人是不避现实生活的，亦非不食人间烟火，他应该是“逐水草而居”，应该是“经验派”。《莫》是以作者西山卜居这一段现实生活为蓝本的自传体作品，是现实的，卞之琳评价说“是写他自己的‘狂人日记’，他对当时的所谓‘世道人心’笑骂由之，嘲人嘲己……自有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注：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废名的“逐水草而居”很使我们想起禅师们的“饥来则食，困来即眼”的生活态度。
　　对真实性的自觉追求是这一时期废名创作的另一重要特征。此一时期，作为整体性的“菱荡”、“桥”式的仙一般的意境在已荡然无存。他的创作是真实的、随意的。《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除了“莫须有”的名字以外，其他都是他自己生活的真实记录，是自传式的小说。如果说废名前期的小说多写自然之景并在其中流露出作者的体验、感觉与直观顿悟的话，那么，此一时期作者更多的注重叙事，并在这些自传式的事件中渗透自己的理性思考，因而也就显得更加真实。“莫须有先生下乡”、“莫须有先生不要提他的名字”、“莫须有先生今天写日记”(以上见《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买白糖”、“莫须有先生教国语”、“莫须有先生动手著论”(以上见《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单是这一连串的标题就较之《桥》中的“万寿宫”、“芭茅”、“花红山”、“桥”、“塔”等显示出了完全不同的旨趣：它是写实的而非写意抒情的。废名这一时期对于散文的钟情亦可见他在创作上的倾向实有自然之境。因为照他的理解，散文是写实的，非想象非虚构的，他说，“我现在只喜欢事实，不喜欢想象。如果要我写文章，我只能写散文，决不会再写小说”(注：《冯文炳选集·散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后来他曾把他的先期的一些小说如《浣衣母》、《河上柳》等还原为散文，其目的便在于欲摆脱前期小说的虚影而使其所叙人事更原始、更真实、更具生命本相。
　　此一时期，语言的无所顾忌与先期简洁、晦涩形成鲜明对照。废名表现出来一种强烈的表现欲，他不再苦行僧式地收敛自己的情思了。其情感思辨常常毫无顾忌，毫无遮拦地倾泄出来。如果说在前期作者的情思只偶尔有些零星式的点缀的话，在《莫须有先生传》、《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则是大段大段地抒发了。比如写避难时两个孩子拣柴，莫须有先生从中有了很大的感慨，废名则毫不隐藏这种感慨：“两个孩子抢着拣柴，笑着拣，天下从来没有这样如意的事了。这虽是世间的事，确是欢喜的世间，确是工作，确是游戏，又确乎不是空虚了，拿回去可以煮饭了，讨得妈妈的欢喜了。他们不知道爸爸是怎样地喜欢他们。是的，照莫须有先生的心理解释，拣柴便是天才的表现，便是创作，清风明月，春华秋实，都在这些枯柴上面拾起来了，所以烧着便是美丽的火，象征着生命……”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他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散文创作，理由之一正是出于一种欲更好更充分地表现自己的考虑。他把《浣衣母》《河上柳》还原成散文，也正是在这篇题为《散文》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作者在表达自己情感思想上与小说的不同而显得更为直接。这一时期，废名语言的句式越来越符合常用的语法规范，语句较长，较缓，不再如先前那般短促、跳宕，用词也力避奇僻生辣。同是写洗衣，在《菱荡》中就写得含蓄、空灵：“洗衣的多半住在西城根，河水渴了到菱荡来洗，菱荡的深处这才被他们搅动了”。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则写得舒缓、明白：“洗的衣服都在石头上晾，晾干了便收拾回家了，最后洗的都是些小件了。这里洗衣，可乐之处甚多，河上只此一家人，是其一。因为只此一家，故格外显得河上家庭空气了。另外便是濯其水而曝其日，石头上面一会儿把衣服都晾干了，对于慈这简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因为在别处洗衣都要另处架竹竿晾衣了”。
　　总之，此一时期废名作品所表现的正是慧能南禅于相而离相，于念而无念之境界，他的创作明显地显现出一种“还俗”的倾向，无论是表现的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不再那么清虚奇险，而是现实多了，亲切多了，如同从清虚的仙境一下回到了烟火人间。然而这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回归，废名所烧起的那一股人间烟火毕竟没有同时代现实主义大师的那么呛人，它虽现实却不沉重，它追求的其实是一种似俗似仙，非俗非仙的放任随缘的自由境界，废名试图通过对“俗”的回归来实现对“俗”的更高层次上的超越，这才是废名的真正用心。

　　(原载《湘潭大学学报》1999年3期 作者系岳阳师专宣传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