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传上座部佛塔研究的新视点
　　王晓帆 宋　绮
　　一、佛塔研究之价值意义
　　塔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建筑，在中国乃至整个东方传统建筑中都具有重要地位。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佛教从印度向周边国家传播。向北传播经过中亚进入中国内地和西藏，形成了汉地和藏传佛教。向南则由斯里兰卡传入东南亚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家并进入我国云南西双版纳、德宏、思茅等地区，形成南传佛教。由于南传佛教所传源自上座部（Theravāda）分别说系赤铜牒部，又称南传上座部佛教。又由于在修持方面，北传佛教讲自利利他，修菩萨道，而南传佛教讲自超自度，断烦恼，证阿罗汉，所以南传佛教又称小乘佛教。佛塔随着佛教的传播也遍布上述地区。
　　与北传佛教不同的是，（1）南传佛教流布的地区，在接受佛教的同时甚至更早就已经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印度文化在这里占据主导地位；（2）上座部佛教一直强调自己的正统，直接追述于佛陀和佛陀声闻弟子的教导，在传播过程中较为保守，被认为最接近原始佛教。由于这两个原因，东南亚的佛塔也就不像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北传佛教那样变化显著。近代佛学者将佛教按照语系分为三大系，即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相应地，佛塔也可以分为：汉式佛塔、藏式佛塔和印式佛塔三个大圈。东南亚诸国属巴利语系佛教系统，其佛塔与藏塔和汉塔相比较，属印度佛教艺术圈的特征尤为明显。尽管如此，东南亚人也在不自觉地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着佛塔的感知结构、外观结构和意义系统。他们深受印度文化影响，却又有着各自的思维个性。于是各地以自己本土的精神气质和世界观，感受、体会和领悟着佛塔。微妙复杂有形无形的接受、排斥、选择、改造、融和又形成了南传佛塔的丰富多样。具有明显的印度式塔特征，又是对印度塔的创新和丰富。
　　作为一种特殊的宗教建筑，佛塔是佛教传播最突出的立体形象，有着最具特色的建筑造型，承载着人类构筑过程中自然、社会、文化、技术等丰富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当时当地社会文化的最高成就。在南传上座部佛教地区，佛教深入影响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佛塔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根据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解释，“宗教首先就是符号的表述，而符号所承载的就是‘意义’，即包括认识、情感、道德在内的一般性思考，这些正是文化的核心内容”。如果说“文化是一种通过符号在历史上代代相传的意义模式”，那么作为符号载体的宗教就可以说是文化的基本物质。以佛塔这样一种凝聚特殊意义的宗教崇拜物为切入点，对地区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进行深入研究，意义深远 。南传上座部佛塔分布的地区处于中印两大文明交汇和交流的中间，这里是世界历史上惟一有佛教三大部派传播的地区，始终被一种复合文化体系所笼罩，因此研究南传上座部佛塔，不仅对探讨佛塔的形制、题材内容、相关关系等具有直接意义，而且作为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价值体系之最集中体现的宗教构筑物，对研究文化交流和变迁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宗教文化的研究，更能显示其特殊的地位，对增进我国与东盟的相互了解，加强经济、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合作更具现实意义。
　　二、佛塔研究之现状探析
　　对南传佛教圈的研究最早是从人类学展开的。1949年以前，田汝康等的《芒市边民的摆》、姚荷生《水摆夷风土记》、江应樑《摆夷的文化生活》、陶云逵《车里摆夷的生命环》、刀有良《十二版纳的宗教生活》、方国瑜的《摆夷地琐记》等一系列研究调查报告中，对我国的上座部佛教的教派、宗教活动、宗教节日和僧侣等作了综合性的介绍。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是从人类学的角度间接地对上座部佛教及其宗教活动进行描述。1950年以后，随着云南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和民族大调查的进行，形成了一批云南上座部佛教的调查报告。如罗大云的《潞西县傣族宗教情况初步调查》、瑞丽县工委临时调查组《瑞丽县宗教问题初步调查》、瑞丽县工委秘书处《瑞丽宗教情况综合报告》、云南省宗教考察组《陇川县佛教目前情况调查总结报告》、杨志敏《西双版纳傣族佛教信仰的一些情况》、黄惠焜等《西双版纳傣族小乘佛教及原始宗教的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材料提供了丰富的我国境内上座部佛教的第一手资料。另一值得一提的是在1961年第2期《文物》上，刊载了郭湖生的《西双版纳傣族的佛寺建筑》一文，南传上座部佛塔建筑及相关研究开始引起建筑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
　　专门的宗教学研究是1978年以后展开的。许多宗教学者开始关注上座部佛教。研究的方向开始从资料搜集转向对具体问题的理论研究。包括：（1）南传佛教历史研究。如：赵橹的《略论佛教传入傣族地区的时代》、刀述仁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在云南》、颜思久的《小乘佛教传入云南的时间和路线》、刘岩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入滇历史简述》、黄惠焜《骠掸诸国佛教及其在掸傣居民中的传播》、段玉明《南传佛教入滇考》、钟惠芳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及入滇考》。（2）以研究为目的的考察报告。如：侯冲、杨光远的《德宏小乘佛教综合考察报告》，王懿之的《版纳小乘佛教历史考察》、蔡惠明的《云南上座部佛教现状》、颜思久的《云南小乘佛教考察报告》、宋恩常《西双版纳的小乘佛教德宏州部分傣族地区佛教教派调查》、章初铃《云南德宏上座部佛教的节日及仪式》。（3）除了这些研究论文、考察报告之外，一定数量的专著出现了，如：刘岩的《南传佛教与傣族文化》、净海法师的《南传佛教史》、邓殿臣的《南传佛教史简编》、张建章的《中国巴利语系佛教词典》、王松等人的《傣族佛教与傣族文化》、杨学政的《云南宗教史》、王海涛的《云南佛教史》、邹启宇的《云南佛教艺术》、王明生的《云南寺庙塔窟》等。这些专著均从宗教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为小乘佛塔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人文背景资料和塔的信息与线索。同时，上座部佛教建筑也进一步受到关注，一些宗教、民族学者发表了关于上座部建筑的调查研究文章。如：邱宣充的《西双版纳景洪县傣族佛寺建筑》、《傣族地区小乘佛教的建筑与造像》两文，将我国境内的小乘佛塔分为泰式金刚座塔、缅式钟形佛塔等六类型，并对佛寺和造像进行研究。杨珓的《西双版纳的佛塔》是对西双版纳的佛塔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涉及到文献、选址布局、结构形式等诸多方面。
　　在建筑学领域，塔一直是作为专项研究的，且论著颇多。如：1962年刘致平的《中国名塔》一稿详细记载了约20座具有典型意义的塔。1982年罗哲文的《中国古塔》，1986年徐华垱《中国古塔》等等，这里不一一列举。而关于塔的具体考古研究报告则多见于《考古》、《文物》等期刊，王世仁的《佛国宇宙的空间模式》，从空间的宗教含义上切入研究，吴庆洲的《佛塔的源流及中国塔刹形制研究》，从塔刹的形制进行研究，郑力鹏的《中国古塔平面演变的数理分析》，是对塔平面进行数理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塔平面变化的原因。而涉及到南传上座部佛塔的研究屈指可数：仅有徐伯安的《我国南传佛教建筑概说》、萨伟的《老挝寺院中的“塔”》、贝波再的《小乘佛教空间的幻化——浅议老挝寺院的总体布局及氛围》、杨昌鸣的《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建筑文化探析》等。
　　西方学者对小乘佛教圈的关注更多集中在人类学、民族学领域，并取得大量成果。鉴于东南亚丰富的宗教遗迹和人类文化遗产，联合国组织对其重要文化中心进行了保护测绘，出版了蒲甘、朗勃拉邦等小乘佛教发展中心的测绘图集，例如Pierre Pichard的《Inventory of Monuments at Pagan》。帕瑞克·纽金斯的《神山与圣库的建筑艺术》一文，是关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18世纪的印度与东南亚建筑艺术。北伊利诺大学缅甸研究中心Richard M. Cooler博士的《 The Art and Culture of Burma 》一书，是对缅甸艺术史的专题研究。将缅甸的文化、艺术以蒲甘为中心发展划分为史前时期、前蒲甘时期、蒲甘时期、后蒲甘时期。而蒲甘和后蒲甘时期的曼得勒（瓦城），都对小乘佛教的发展起到过重要作用，尤其是云南德宏地区的小乘佛教基本上是由缅甸传入，而蒲甘更是号称“凡手指之处皆为佛塔”的千塔之城，为研究上座部佛塔的重要地点。
　　综观上述研究，虽对南传上座部佛塔研究有所贡献，但仍存在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1. 南传佛塔研究仍然是我国佛教学研究的薄弱环节。以往的研究仅限于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等范畴的调查报告、佛教经籍、佛教历史，对上座部佛塔虽然有所涉及，但缺乏专题性、系统性和理论深度、广度，研究框架尚未建立。
　　2. 建筑学领域对塔的研究虽然有相当的基础，但针对南传上座部佛塔的专门研究和南传佛教对我国建筑变迁的影响研究尚属空白。
　　3. 从研究方法上看，往往是在相近学科中研究问题，对承载着大量人文、科学技术信息、内容的佛塔缺乏更宽泛的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未能引入更新较快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手段。
　　三、佛塔研究之新思路
　　鉴于南传上座部佛塔的几个显著特点，对其研究应考虑：（1）由于南传上座部国家几乎都是全民信教，佛教对人民生活的影响深入到每个阶层。小乘佛教与地区的文化交织融合、密不可分。研究佛塔这样一种凝聚特殊意义的宗教崇拜物，必然涉及民族文化、民族宗教、民族建筑等维度，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视野应该多元化，不但研究佛塔文化，还要研究其科学价值。（2）从研究范围来看，应该注意到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应该放在整个文化圈中来看待问题。南传上座部佛塔研究必须注意两个文化圈：小乘文化圈和“泰-傣文化圈”。这样的考虑除了宗教学上的要求之外，还有民族学上的意义。小乘佛教流行区域的主要民族是民族学上“泰-傣民族”（Tais或Tai Peoples），即：傣（中国云南）、泰（泰国）、老（老挝）、掸（缅甸）、阿洪姆（印度）。他们在历史上属于同一个民族，有着共同的经历，甚至在今天还被认为是同一个民族。宗教传播过程中，必然与地区文化相适应，而带上地区文化的痕迹，研究不但要看其“源”，而且要观其“变”。佛塔受佛教教义、戒律的影响固然很大，受地区文化的影响也不可小觑。东南亚佛教虽然号称接近原始佛教，但仅从佛教建筑来说，已经和印度有了很大区别。研究不但要看其传播的下游，而且必须考察中游和上游。也就是说，研究背景应该是整个文化圈，不能仅限于我国。（3）至今为止，南传上座部地区宗教仍然是社会生活的重要部分，佛塔仍然大量兴建，仍然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应该有一种动态的研究观点。（4）佛塔作为一种宗教构筑物，物质与意义并存。研究中应该两项并举，物质体系研究是意义体系研究的基础，意义体系研究是物质体系研究的升华。具体研究分物质、知觉、意义三个层次体系进行。物质体系偏重佛塔作为具体物质形态的研究，研究以建筑类型学的三大层面展开，即平面形制、结构构架和外部造型。除传统研究方法外，引入建筑图像学、建筑测绘学，进行测绘、记录，引入形式分析方法、数字化图面分析、描述；知觉体系为物质与意义体系的交叉；意义体系研究影响佛塔构筑的地区文化和宗教内涵，研究从象征和仪式体系展开，方法以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相结合。（5）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思辨与创新，确立南传上座部佛塔研究的理论框架，将研究提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6）针对目前佛塔仍在大量兴建这一事实，对佛塔建造、保护提出切实可行的科学的理论方法。
　　总之，对南传上座部佛塔的研究，应由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进行，注意引入建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强调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多视野、多维度、多学科的综合，通过对佛塔物质形制的解析，提出科学的建造、保护方法，揭示其内部深层次结构与象征体系，进而分析佛塔所隐含的深层次的佛塔文化功能及其变化趋势，从而探讨中国——东盟等地区更宽泛意义上的佛塔文化。
　　（王晓帆，上海同济大学在读博士；宋 绮，云南社会科学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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