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印度佛学与中国固有之传统思想结合的产物，自唐宋以还，对文人士大夫的影响极为深远。尤其在宋代，一些著名文人，无不与禅宗有着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瓜葛。黄庭坚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自诩“似僧有发，似俗无尘”（《写真自赞》），别人则称他“情如维摩诘，而欠散花之天女；心如赤头璨，而著折角之幅巾”（释惠洪《山谷老人赞》），（《石门文字禅》卷十九）。南宋释普济的禅宗典籍《五灯会元》卷１７为他列传，称其为“居士”。对这样一个服膺禅宗的大诗人，有必要对他的禅学源流作一探讨。
　　黄庭坚家族中的禅学渊源已难考见，他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因此他的思想来源与其说受之家庭，不如说取于书本与社会。他的祖籍江西，历来有佛教传统，从东晋到唐五代，俗籍江西的佛祖有东林慧远、马祖道一、青原行思、百丈怀海、黄檗希运等。由于他们的传教说法，佛教在江西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至北宋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扶持，已是佛寺林立，香火鼎盛，其中又以黄庭坚的故乡洪州分宁为最甚。据他的《洪州分宁县云岩禅院经藏记》载：“江西多古尊宿道场，居洪州境内者以百数，而洪州境内禅席居分宁县者以十数。”但是，老百姓的神道设教与文人士大夫的禅学思想尚有不小的差别。所以，释迦牟尼、菩提达摩和他们的佛法教规，在他早年的生活中并没有留下什么烙印。黄庭坚年轻时的气质与性格，大概也属于“疏隽少检”这一类。如他早年曾写过不少艳词，描写男欢女爱，离愁别恨，其露骨浅俗并不亚于柳永，为此关西铁面和尚法秀曾呵责他以“艳语荡天下YIN心”，“恐生泥犁耳”！但他却不以为然地回答：“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坐此堕恶道。”（释惠洪《冷斋夜话》卷十）他当时的少年意气与充满朝气的生活难以使他心印佛教无常缘起、万般皆苦的谛义。“春风倚樽俎，绿发少年时。酒胆大如斗，看云飞翰墨，秀句咏蛛丝。乐如同队鱼，游泳青水湄，波涛倏相失。岁月秣马驰……”（《次韵周德夫经行不见三诗》）过着这样一种生活的年轻人，现实已使他们感到充实与满足，那么，将来天国还有什么理会的必要！
　　黄庭坚的皈依禅宗约在中年。这有他的好友张耒的诗为证：“黄子少年时，风流胜春柳，中年一钵饭，万事寒木朽，室有僧对谈，房无妾侍帚。”（《赠无咎以‘既见君子，云胡不喜’为韵》）从一个风流少年变为一个禅门居士，这其中有当时文人士大夫崇佛习尚的濡染，但更主要的是他自己生活阅历的加深。
　　宋英宗治平四年（１０６７），二十三岁的黄庭坚登进士第，调汝州叶县尉，第二年九月到任，因误期被镇相富弼拘留。宋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河北发生大地震，洪水暴发，人民死亡无数，他目睹了这一惨况，写了《流民叹》以哀之。又一年，元配夫人孙氏去世，熙宁四年，二十七岁的黄庭坚似已倦于官场，“忽忽不乐，有怀归之意”（《山谷年谱》）。元丰二年（１０７９），继室谢氏又去世。这些年的生活阅历使他感到人世沧桑，生老病死的煎迫，于是早年并不介怀的佛陀教义在他心中日益滋长。“诸行无常，一切皆苦；诸法无我，寂灭为乐。”（《清隐院顺济王庙记》）这称之为法印的佛教基本思想已开始成为黄庭坚主要的精神支柱。元丰三年，三十六岁的黄庭坚罢北京教官后，外放知吉州太和县，途经舒州（今安徽安庆地区）三祖山山谷寺石牛洞，乐之，于是自号山谷道人，这可说是他正式皈依禅宗的标志。三祖山是禅宗中土第三祖僧璨圆寂之地。三祖示灭后，唐玄宗谥镜智禅师，立觉寂塔。显然，黄庭坚的自号山谷道人，并不是乐林泉之胜，而出于对三祖的景仰，对其教义的服膺。
　　黄庭坚晚年写过五首《渔家傲》，其三云：“三十年来无孔窍，几回得眼还迷照。一见桃花参学了。呈法要、无弦琴上单于调。摘叶寻枝虚半老，看花特地重年少。今后水云人欲晓。非玄妙、灵云合被桃花笑。”在另一首诗中又写道：“凌云一笑见桃花，三十年来不到家。从此春风春雨后，乱随流水到天涯。”（《题王居士所藏王友画桃杏花二首》）这里的本事，是五代时福州灵云志勤禅师因桃花悟道的公案。《景德传灯录》卷１１记载灵云禅师“在沩山因见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黄庭坚为什么对灵云和尚三十年后因花悟道特感兴趣，以致在诗词中要反复搬引这个公案，如果我们联系他在三十六岁时自号山谷道人一事，便不难肯定，他的剥落佛典，其意并不在开坛设教，而是借机发挥，现身说法，抒发自己三十年后参省得道的心怀。《五灯会元》卷１７云黄庭坚依晦堂（祖心）禅师“乞指径捷处。堂曰：“只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者’。公拟对，堂曰：‘不是不是。，公迷闷不已。一日，恃堂山行次，时岩桂盛放，堂曰：‘闻木犀花香么？’公曰：‘闻。’堂曰：‘吾无隐乎尔。’公释然。”从此懂得了不为理障，不落言诠，躬亲自悟，无往非道的禅宗要义。黄庭坚的学佛经验与灵云和尚的得道公案极为相似，都是因花顿悟。难怪他要对灵云禅师倍感兴趣了。
　　依黄庭坚的师承，他的禅学大致可归入临济宗黄龙慧南一系。这一方面由于乡土的关系，另一方面黄庭坚的禅学作风也确实有黄龙派的影响。
　　临济是禅宗五家之一，至宋又分为黄龙慧南与杨岐方会二派。黄龙派主要流布于今江西南昌一带，因其祖师慧南在洪州（南昌）黄龙山崇恩禅院弘扬作风而得名。慧南是提倡不立文字，无作无修的，因此保存下来的资料相当少，仅在《建中靖国续灯录》和《五家正宗赞》中略有记载，其宗风要义据说是“黄龙三关”，这三关的内容，在黄庭坚的《黄龙南禅师真赞》中亦有记载：“我手何似佛手？日中见斗。我脚何似驴脚？锁却狗口。生缘在甚么处？黄茅里走。”这种问非意测、答出常情的话头机锋，目的是别立风规，教人自己直截悟入。黄庭坚一生对黄龙慧南确是十分景仰的，除写了《黄龙南禅师真赞》历述他的宗风与功绩外，还手书《黄龙南禅师开堂疏》让人供奉。
　　给黄庭坚面授机宜的是黄龙慧南的嫡子晦堂祖心禅师。黄庭坚《黄龙心禅师塔铭》说他“虽在僧次，常勤俗学，众中推其多能，久之继住业寺，不奉戒律”。认为学禅的目的是明悟自性，手段与途径可以不论：“若不见性，则祖佛密语尽成外书，若见性，则魔说狐禅皆为密语。”宣扬佛教的平等观“法王启运，三界为家，皆是吾子，实无等差”。黄庭坚自称是“夙承记莂”，故与祖心的关系最为密切。《五灯会元》所载他因木犀花香悟道一事，也是因祖心点拨而豁然开窍的。毫无疑问，黄庭坚的禅学信仰与禅学功底是在临济宗黄龙派影响下形成的，具体而言，黄庭坚与黄龙派的衣钵相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放任自然”。黄龙慧南认为：“避色逃色，何名作者。祖不云乎：执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体无去处。”（《联灯会要》卷十三）为僧可以不避声色犬马，放浪形骸，因此他的亲生儿子祖心禅师也是“常勤俗学”、“不奉戒律”。对师傅的教诲榜样，黄庭坚也是身体力行。他四十岁时过泗州僧伽塔，写了一篇《发愿文》，信誓旦旦戒酒肉女色，而后来“悉毁禁戒，无一能行之”。晚年酷好吃蟹，后人称他学的是“无碍禅”。黄龙慧南将以往佛家的禁忌戒律，都看作是“执”的表现，因此认为均属破除之列，这里提倡的实际是一种纯任本性，惟我意志的生活态度，因此黄庭坚也说：“动作寝休，颓然于自得之场，其行也，不以为人；其止也，不以畏人，时损时益，处顺而不逆，此吾所谓自然。”（《自然堂记》）
　　第二是无往而非道。黄龙慧南认为：“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转引自《中国佛教（一）·黄龙派》）这就是说只要躬亲实践，无往而非道，只要自己认真体验，都可觉凡成圣。这其实是和他们“放之自然”的作风互为因果的，因为无往而非道，放之自然就顺理成章；同时，也只有放之自然，才体现无往而非道的精神。此中关捩，黄庭坚不会不明白，因此写道：“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又答斌老病愈遣闷》）“山印与祖印，岑寂两相当”。（《次韵知命入青原山口》）当然不只是鱼鸟山水，世间一切事物，都有道的存在：“道之于天地之间，无有方所，万物受命焉。”（《罗中彦字序》）既然无往而非道，无处不体现禅的精神，那么，只要自认为是见性明道，则无施而不可了。
　　黄庭坚的禅学思想与作风虽然与黄龙派的倡导有很大关系，但毕竟没有成为他们的嫡派传人，而只被尊称为方外“居士”。这除了因为他走上仕途后阔别故乡与黄龙派的一些主要传人联系中断外，更因为是文人士大夫学佛，大多没有门户之见，往往是就近入学，取其所需，并不计较出自哪家山门，黄庭坚平生博涉各种佛典灯录，广交禅友，和云门宗法秀和尚也有来往。再加上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思想与老庄学说，他的禅学，不仅不能说是黄龙嫡系，而且是否真是禅宗正传也颇可怀疑。如初期禅宗是提倡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这种朴素的作风由六祖惠能倡导后很有号召力。黄龙慧南也是提倡“无作无修”的：“道不假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转引自《中国佛教（一）·黄龙派》）从黄庭坚的诗文看，他涉猎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大部分佛典灯录，如《楞伽经》、《楞严经》、《圆觉经》、《维摩诘经》、《华严经》、《法华经》、《神会语录》、《坛经》、《景德传灯录》等等，还有些并不是禅宗典籍，这首先是违背禅宗不立文字，无作无修原则的。他在诗文中好论禅理，这样已是落于言诠，失为理障了。另外他重视学习修养，认为此如“药石磨砻”，能使心智明鉴。这倒象北宗神秀的有名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变顿悟为渐修了。
　　黄庭坚晚年在戎州贬所写了一首《诉衷情》词，可看作他一生学禅的总结：
　　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钧迟。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
　　这首词是由秀州华亭德诚禅师的拨棹歌增益而成，原歌是：“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这里包含着禅宗的机锋。《五灯会元》卷５载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边闲坐。有官人问：‘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师竖桡子曰：‘会么？’官人曰：‘不会。’师曰：‘棹拨清波，金鳞罕遇。’”此大致说自己虽处世中然不涉荣利，随缘悠游，如拨棹水中而不遇鱼。黄庭坚在这首词中表达的也是两相透脱，随缘而化的意思：水下之鱼沉沦不起，疑情不断，沽钓之人泛舟临江，坐等渔利。在此两相执迷之际，忽然明月普照，水天空灵，一时双双度脱，鱼脱钓丝而逝，渔父载明月而归，一切随缘而化。这是黄庭坚一生学禅的真受用处。
　　我国著名佛学专家吕澂在他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指出：“禅家南宗的主张经过南岳、青原一二传以后，便将禅的意味渗透在学人的日常生活里，使它构成一种随缘任运的态度。严格地说来，这已不属于佛家三学（按：指戒学、定学、慧学）的纯正类型，而它的理论根据也和教说相去远了。”宋代是禅宗的式微期，与初期教规说则相比，当时禅学特点是日益文人化，更加具有士大夫气味。因为自身已是沧海横流，失其本色，那么，门外居士的学禅，更不再恪守原始要义、宗门宗风，这样看来，黄庭坚禅学的实质与方向，应该就是将禅家的学说，改造成供自己受用的精神思想养料，造就一种随缘任运的处世态度，来对待人生的出处穷通，行藏用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