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禅师与“西来初地”
　　■　小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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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时代》2006年第4期
　　达摩禅师从西方远涉重洋，历经三年艰辛，首站登陆广州，开坛讲经，创立禅宗，之后辗转中原传播佛教。
　　南粤先贤应无“夷夏之分”
　　从西汉时期赵佗设南越王都至今，广州已有近2220年的建城历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当你参观南越王墓、六榕寺、海上丝绸之路遗址，走北京路千年古道时，可以踏足跨越千年的印记，触摸久远而辉煌的文脉……
　　2005年3月，广州筹建“南粤先贤馆”，初列了109位先贤，皆为本土名人。有人认为，如果来华的外国人同样对岭南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能否入选历史文化名人？以佛教为例，最知名的自然是禅宗六祖惠能，但首站登陆广州的禅宗初祖、南天竺（印度）高僧菩提达摩其实功不可没；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位佛经翻译家安世高，也是由海上来到广州而后北上的，三国时期的西域高僧支强梁接（正无畏）也是在广州译出《法华三昧经》。评选没有“夷夏之分”，才能真正体现广州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以及多元化的文化格局。
　　当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消失于严酷无边的大漠风沙之后，从广州走向亚欧和世界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却樯橹如云、货如轮转。从唐代开始，广州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地；北宋时曾设市舶司，后又颁布《广州市舶条》；明朝时嘉靖皇帝罢泉州、宁波二市舶司，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到了清朝，又先后设立了粤海关、十三行等。贸易繁荣带来文明的互通，许多外来文化通过广州传播到中原。中外各种宗教和艺术在此长期共存、交融，造就了折衷中外、融合古今、勇于创新的岭南文化。
　　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起源地
　　海上丝路又叫文化交流之路，在国外的名气比国内更大。
　　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利用番禺（广州）的优越地理位置，开辟了一条由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的海上商路，并派舰队出使东南亚和南亚诸国。公元2世纪初（汉和帝后期），大秦（罗马）航船越过印度洋，经南中国海到达掸国（缅甸），当掸国国王雍由遣使来汉“朝贡”时就带来大秦的幻人（魔术师）。此后，罗马人于东汉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遣使直接航行到广州，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从此通过海路直接沟通起来了，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东西“海上丝绸之路”的最终形成，是中西交通史上的伟大壮举。
　　古时的广州是海上丝路的重要始发港和发祥地，“众夷杂处，万商云集”，“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往来求利”，部分商人定居广州成为早期侨民，广州人口结构具有明显的国际化特点。自东汉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第一个佛教翻译家安世高到广州后，外国僧人到广州传教、译经及兴建寺庙的络绎不绝。东晋末，狮子国（斯里兰卡）使臣经10年跋涉首航广州，其所献玉佛像在建康（南京）供奉了近百年。六朝时，外国僧人赴穗传教尤盛于前，影响较大的有求那罗跋陀、求那跋摩（功德铠）、求那跋陀罗（功德贤）、昙摩伽耶舍、僧伽跋陀罗、达摩菩提、智药三藏、波罗米陀（真谛）等。
　　唐代，外国人称长安为“摩诃支那”（梵文Mahacina），意即大中国，而称广州为“支那”（梵文Cina），意即中国。为加强管理，朝廷在广州设有“蕃坊”安置外侨，当时外国诸教名僧云集广州，盛况空前。
　　达摩登陆广州鲜为人知
　　作为海上丝路起点，广州的相关遗址甚多，如镇海楼、莲花塔和古采石场、怀远驿遗迹、十三行遗迹、西村窑址、沙边窑址、濠畔清真寺、圣心大教堂等，而佛教名刹、1500多年前菩提达摩登陆点华林寺是年代最久远之一。
　　早在达摩东渡之前，虽有多位印度名僧曾在广州传教译经，但达摩却是最重要的传教人物。他虽被禅宗奉为初祖，但首站登陆广州的事迹鲜为人知。
　　达摩远渡重洋，历尽艰辛，经三年风浪来到广州，在当时珠江河岸的华林寺一带登陆，登岸后建“西来庵”开坛讲经，创立禅宗，之后辗转中原传播佛教。达摩登陆的地方，位于今西关下九路北侧西来正街一带，叫“西来初地”。
　　为什么叫“西来初地”呢？因为达摩禅师从西方远涉重洋，后世信徒尊奉达摩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因而称其当年登陆广州时的最初踏足之地为西来初地，如今尚有一块“西来古岸”石碑竖立在附近。及至清朝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重建时，“西来庵”改为“华林寺”，现珍藏着21颗释迦牟尼（佛祖如来）真身舍利。
　　现在华林寺与下九路之间的街巷全以“西来”命名，比如西来正街、西来横街、西来直街、西来后街、西来新街、西来东街、西来西街、西来南街、西来北街等。“西来初地”，是富有历史价值、值得广州人引以为荣的中国佛教禅宗发祥地。专家考证，达摩在“西来初地”附近登岸有便利条件，历史上的广州西关，水路交通方便，达摩自此登岸也就不足为奇了。
　　“跨水逢羊”的预言
　　达摩意为“通大”，作为禅宗开山祖师，达摩相传也是少林武功的创始人。1500多年来，他是中国民间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据史料记载，达摩为天竺国香至王的第三个儿子，自幼拜释迦牟尼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之后的第二十七代佛祖般若多罗尊者为师。传说，菩提达摩得了大法后请教般若多罗尊者：“我已经得了大法，应该到哪里弘扬佛法呢？”般若多罗告诫道：“你虽已得法，但现在不宜远游。我灭度（离苦得乐的境界）六十年以后，你可到东方震旦（中国）普渡众生。”说完，他送给弟子诗偈一首：“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怜双象马，二株嫩桂久昌昌。”这首诗偈实际上暗示达摩的未来，尤其是前两句，“跨水”暗指达摩将渡海东行，“逢羊”则是登岸地（广州古称羊城），“渡江”则说的是达摩要渡过长江到北方传教，这些预言果然一一应验。
　　唐代广州又称南海，《南海县志》称：达摩东渡“入南海，止王园寺”（即今光孝寺）。达摩后来北上中原，在嵩山少林寺广集僧徒，首传禅宗。他经常面壁静观，整日整夜面对石壁而坐，一言不发，连小鸟在肩上筑巢都浑然不觉，故人们称之为“壁观婆罗门”。达摩就这样默坐冥想，长达九年，成语“面壁九年”（又作“九年面壁”）就出自此典故。至今，少林寺的西北面还有“达摩洞”，相传就是这位长着满脸卷典络腮胡须的南天竺高僧面壁“入定”之处。
　　达摩来穗时间提早100年？
　　2003年12月，首届中国禅宗文化盛会“西来初地·华林寺·禅宗文化研讨会”在广州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资深专家、学者与会。
　　大多数专家对“达摩最早是在广州登陆”给予肯定，但有部分人对达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东渡中土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其登岸时间提早了100年。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荣国等人认为，达摩是在南朝刘宋明帝至顺帝年间从海路来华，而并非《华林寺开山碑记》所载的“萧梁大通元年”（公元527年）。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南亚中东研究所世界宗教与文化专业教授李利安也认为，在唐以前，广州更具独霸海上丝路的气势，达摩来华时间比过往所考证的要早，但具体时间仍需考证。部分学者从大量更早期的史料记载中找到了达摩的足迹，如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菩提达摩传》，称达摩为南印度人，南朝宋代（公元420年）到达中国，后到北魏嵩洛一带传法，曾栖身少林寺。
　　中国佛教研究所所长杨曾文说，开发人文资源，最主要的是把历史说清楚。广州是古城，不同历史有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角度，研究一定要准确。与会专家充分肯定广州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门户，“西来初地”不单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禅宗源头，还是中外文化的交汇处之一，是外来文化通过海上丝路传入中国的一个象征，建议规划“西来初地”遗址文化景观公园，形成一条以“西来初地”、华林寺为起点的禅宗文化旅游线路，带动商贸发展。
　　这次研讨会填补了我国禅宗与“西来初地”的关系以及达摩在广州活动情况等方面的研究空白。在此之前，“西来初地”这个本应非常响亮的文化品牌却湮没无闻，在全国有关研究专著和刊物中，“西来初地”的介绍竟是空白。
　　古代士大夫的“妙悟”
　　达摩被尊为天竺（印度）禅宗二十八祖和东士（中国）禅宗初祖，没有他的辛劳耕耘，根本不可能使两种文化交融，从而产生中国式的佛教——禅宗，并深深植根于神州大地，绵延1500余载，开枝散叶，传扬日韩，继而遍及世界！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初祖达摩，经慧可、僧粲、道信，而至五祖弘忍，历经百余年的洗礼。弘忍大师在择徒传衣钵的法会上，后来成为六祖的慧能法师的一首偈言“菩提本非树，明镜也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为标志，禅宗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留下深深的痕迹。
　　禅宗引发了思想界的革命性变化，对于古代士大夫而言，它在人生理想、审美、生活情趣的各个角落，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因此，从中唐开始，中国古典美学、文学、艺术及哲学作品，都带有禅宗的烙印。
　　诗词和山水画是唐宋两代最具成就的艺术载体，而禅宗思想、趣味是其共同的美学基础。六祖慧能大师的方外好友、号称“诗佛”的王维中年开始奉佛，诗多禅意，后期的山水诗——五绝组诗《辋川集》被人称为“字字入禅”，从中可以看到禅宗对其美学趣味的渗透，他的很多诗句沐浴在“佛光”之中，比如：“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等等，空山、翠竹、日色、苍松、青苔、莲花、鸣鸟、流水等，意境高洁幽雅，心境澄净恬淡，和谐空灵。
　　北宋时，“潇湘八景”山水意境画作品最多，分别为“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山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夕照”，题材宁静、幽远、朦胧、淡泊和唯美，既是人与自然的合一，也是田园牧歌式的心灵写照。这些主题其实就是禅宗教义：自身与天地合为一体，“我心即佛”、“我心即山林大地”，不必在乎外界的嘈杂。这些都给士大夫以强有力的启迪，他们从大自然的淡泊宁静中吸取灵感，达到“妙悟”的境界而获取心灵的解放。
　　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尊重自我思考，提倡“我心即佛”，将佛陀请到了人间，开拓了个性解放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