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4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云南省佛教协会会长刀述仁先生接受了《世界宗教研究》编辑部的采访，谈了他对当前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的看法。刀副会长说中国佛教有属于北传佛教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属于南传佛教的云南上座部佛教，三者成为一体，构成完整的中国佛教体系。上座部佛教传入云南有文字可考已有800年的历史，若按当地民间传说应有1000多年的时间。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它对当地的民族、社会和文化曾产生过重要影响，和发挥了较大作用。以信教群众最多的傣族为例，佛教对傣族人民的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价值标准、社会经济产生了全面影响。傣族群众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言谈举止几乎都和佛教有关，傣族的天文、地理、法律、建筑、文字、教育、绘画、音乐和舞蹈等也无一不和佛教相连，所以它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带有明显的民族特征。佛教推动了傣族社会经济发展，对傣族人民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外来佛教和傣族传统文化相融和，形成傣族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研究云南上座部佛教文化，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历史沿革和社会影响，找出其发展规律，既解决了长期以来在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填补空白，又揭示了民族宗教文化发展的轨迹，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国佛教及其文化的整体性，深刻地全面地阐述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和影响。同时还有助于党和人民政府制订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地区稳定、国家安定的政治经济局面，以及与各国增进友好往来，推动学术文化交流，搞好开放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还可以使我国佛教研究有一个更深入地发展，历史上存在的一些久而未决的事情也可能会被澄清，我国的学术整体水平也会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
　　70～80年前我国一些研究边疆史和民族史的学者曾撰写过有关傣族佛历的论文和翻译了傣族史书，里面也涉及了一些傣族的佛教。也有一些僧人、佛教学者在撰写国内外佛教史的著作中提到过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的一些情况，然而这些研究都很零散。解放后，政府组织了一些民族社会调查活动，出版了傣族史料编年和调查报告，对当地的佛教有一些描述。60年代已有佛教学者发表了探讨傣族、布朗族佛教僧阶起源和初步介绍傣文大藏经的文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对云南上座部佛教有了更多地了解，涌现了一批论文，一些有关傣族史和傣族文化的专著也辟有当地佛教的专章。经过学术界几十年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果，涉及了云南上座部佛教的传入、流布、宗派的形成，以及历史、文学、语言等领域，尽管有些问题至今仍无定论，但无疑有了良好开端，给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现在我国的汉藏两传佛教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涌现了一大批佛学人材，形成我国现代佛学的研究群体，在国际上占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相比之下，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极不如人意，明显存在不足，迄今为止学术界所发论文仅有几十篇，屈指可数，它们都是一些零星地研究，至于专题性的系统研究专著，至今还无人写出。在现有的研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些甚至是本不该发生的常识性错误，它们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实质性研究不多。现有的研究主要从民族学、文学等方面来探讨，尽管这些学科与宗教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体现了宗教现象的某些方面，但不能反映出宗教的实质，造成了很多缺陷。有的说法牵强附会，甚至张冠李戴。忽视了宗教学的研究是最主要、最根本的方向，很难揭示它的发展变化内在规律。
　　2.研究观点偏激。过去因受“左”的因素影响，老是采用批判的方法去看待当地的佛教，把它和当地少数民族落后的一面联系起来，强调它的破坏作用和愚昧性，看不见云南上座部佛教在少数民族社会和文化中的重要性及其合理的一面，不谈佛教对他们的民族文化、伦理道德、提高人的素质等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及其民族宗教的特点。此外还有一些人抱有猎奇的做法，尽意刻划和描述那些所谓“新鲜”或刺激读者的“内幕”、“秘闻”，以此求得“轰动效应”，这种不严谨的态度，客观地起了伤害民族宗教感情的作用。
　　3.研究题材单调，领域狭窄。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一些研究带有武断、推理和空谈的倾向，不能充分利用已有的材料，特别是用傣文写作的一些经典性著述去突破，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再发议论。例如云南上座部有自己的大藏经和注疏，有自己的理论思想，但这方面无人问津，使之不能被介绍出来。对民族的绘画、雕塑、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也无人从佛教文化的角度给予解释。汉藏两传佛教都有完整的高僧传记，云南上座部也有不少有名的高僧，但没有整理出详细地完整传记。当地的寺院历史悠久，名传海内外，却没有相应地完整寺志。
　　4.专用术语和译名的使用混乱不堪，这是当今研究最普遍的现象。首先对云南上座部佛教的提法就不统一，有人使用云南小乘佛教、有人用傣族佛教等等，这些称谓既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当地佛教的特征，也与历史事实不符。上座部佛教已流传了2000多年，可见它既不是自称的，也不是人家强加的，而是名符其实的。历史上由于教派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对上座部佛教的偏见和贬称，而且在中国大部份地区又一直有抬高大乘、疏于小乘的传统做法，因此对过去的这方面做法我们可以理解和原谅。但到了今天90年代，仍有些人和杂志还在用小乘来称呼现代上座部佛教，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妥的，也与宪法规定的各民族处于平等地位，其信仰的宗教也是平等的精神是不符的，还影响到我国与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的宗教文化交流。其次译名混乱影响甚坏。有很多文章和著述里都说云南上座部佛教有“开门节”、“关门节、“缅寺”、“庄房”、“佛爷”等各种术语的译名。其实这些译名都不确切或不对，在当地整个斋期寺庙既没关门，也非开门。这个仪礼在整个南北两传佛教里都存在，汉地佛教称为坐夏或夏坐，藏传佛教依此衍为雪顿节，各派对此只是执行时间不同而已。在傣族地区是在雨季期间，所以应以“入雨安居”和“出雨安居”为正确。缅寺是指缅甸的寺庙，庄是缅语音译，意谓寺院，房是汉语，可见这些译名反映不出当地的特点，也不符合汉语的用法，应改中国佛教的传统说法“佛寺”为好。至于佛爷一词，似乎是指当地佛教僧团里地位较高的僧人，但当地民族和佛教里没有这种称呼，较高的僧阶只有都、祜巴、沙密、僧伽罗阇、松迪、松迪阿伽摩尼等名，在汉地佛教里把德高望重的僧人一般迳直称为高僧、大德、法师、长老等等，在藏传佛教里最高的宗教领袖也只是被看作活佛或大师而已，没人说他们是佛爷，在印度、东南亚上座部佛教国家对地位较高的僧人则称为导、师长老等，可见这个译法是不符合佛教的说法，也与佛教的教义有悖，应改称长老为妥。
　　过去我们没有抓紧这方面的工作，使之成为中国佛教研究的弱项，加上历史上的战乱和文化落后的影响，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我们面临着人材奇缺、资料散失、经费不足等困难。现在要把这方面的研究搞上去，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地进行研究，真实地反映当地民族人民对佛教是怎样理解和发展佛教的，还历史本来面目，体现其特点。同时还要在术语和译名上尽量和中国佛教的通常用法吻合，使之做到科学化、规范化。二要加速专业人材的培养。现阶段主要着手翻译人材的培养，使一些用傣文写作的佛学著作能译成汉语或英语，使它和学术界建立广泛交流，让国内外对此有更多的了解。三要广泛收集和抢救资料，其中包括整理已出版的研究论文和论著，和搜寻散失在各地的经典文献、翻译部份国外名著，乃至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四在过去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使之系统、深入、全面。系统就是改变零星研究状况，搞些专题研究；深入就是打破一直存在的停滞性介绍局面，进一步从理论上去探讨；全面就是既包括历史沿革的研究，也包括现状的研究，既有教义、经典、僧团、寺院、人物的研究，也有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探讨，总之从各方面进行综合的研究。参照汉、藏两传佛教研究的经验，近期内可从译经史、寺院史、历史人物三方面入手，取得一些成果后，再展开比较研究，既同国内不同派别比，又同国外比，找出其特性和共性。
　　现在我们有好多有学识的僧人、老知识份子、老专家都已年岁偏高，而年青人还没有接上来，我们正面临着人材断层的危机，当地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壁画、雕塑和书籍等文物资料也已开始出现大面积的损坏乃至完全毁灭的危险，因此我们的责任重大，已到了非搞不可的地步，这是历史的选择，没有理由推卸和观望。近年来国外的学术界也把注意力转向这一地区，一些日本学者以旅游为名到当地搞调查、搜集资料。美国和泰国、日本和泰国正在组成联合团体，开展这一地区研究。如果我们再不抓紧，势必要落后于这些国家，过去我们在汉藏两传佛教方面的研究已有过深刻的教训，前车之鉴值得注意！所以加强云南上座部佛教的研究刻不容缓。“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只要大家重视，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取得重大成果，改变现在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