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藏传佛教典籍翻译方面的若干问题
　　华锐·罗桑嘉措著
　　翻译是一种技术，又是一种艺术。我们中国的翻译事业，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自东汉佛教传人我国后，经典的翻译亦随之而兴，渐渐走向了成熟。我们的先贤，如古代的翻译家鸠摩罗什、不空三藏、法显法师、玄奘法师、近代的能海法师、法尊法师等，都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他们对佛经的翻译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那么，藏传佛教的佛经翻译工作是何时而始的呢?这应该追溯到吐蕃王朝时期，也就是中原之唐朝阶段。藏文很多文献中记载：吐蕃第二十八王拉妥妥年赞(一说此王为二十七代王)时雍布拉岗宫殿上层屋顶上从空中降下《宝箧经》等。因此，后世学者持此据认为藏域开始有了佛经。亦有一部分藏史载有该王年六十岁时，一批包括《宝箧经正要六字真言》和一个小金塔在内的佛教法器一并传人雪域地区。为此，众多佛教徒认为这是佛教传人藏地的开端。藏文文献《青史》的作者廓诺·迅鲁伯认为不是从天空而降，而是译师班智达僧措和译师丽吐色等人带进的。《西藏王臣记》的作者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则说， 《青史》中曾认为不是从天空而降的说法是狭隘的短见，因佛教初立的缘起来说，乃不可思议之缘故……。经典是从天上降下的，还是由译师带人的，我们暂不去讨论这些，这里先谈一谈藏地佛经最初是何人所译的。藏史载，观音菩萨之化身吐蕃三十二代王松赞干布先后娶汉妃文成公主和尼妃尺尊公主二人。文成公主从汉地带去觉沃·释迦牟尼佛像(世尊十二岁时身量)，在拉萨修建了大昭寺供奉起来；尺尊公主从尼泊尔带去了觉沃·不动金刚像(世尊八岁时身量)，在拉萨修建了小昭寺供于寺内。松赞干布派遣文殊菩萨化身之吐蕃良臣吞米·桑布扎赴印度求学，学该国三百六十四种文字(又一说为六十四种文字)，学成声明回国后，从其文字中取适用于藏文的三十个字母和四个韵母创立了藏文。始著《藏文文法三十论及音势论》等，尔后翻译了观世音二十一种显密经典，这是雪域藏地翻译佛经的开始。为此，可以说雪域藏地翻译佛经的第一人应该是吞米·桑布扎了。自此以后雪域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佛经翻译大师来。藏传佛教前弘期间出现了像噶瓦华则、焦饶·丽坚参和祥·益西代等著名大译师来。后弘期中又出现了阿里大译师仁钦桑宝、卓弥译师释迦益西、玛尔巴译师切吉罗哲、奥译师罗旦希热、贵·确智等等。这些大译师在藏族历史上享有盛名。他们中有把梵文经典译成藏文的，也有将汉文经典译成藏文的，还有将藏文经典译成汉文的。真是不可思议!
　　笔者对梵文的认识，几乎等于零；对汉文也只是学肤受，一知半解。当我拿起先辈译的佛经《贤愚经》、俭刚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人楞伽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对照拜诵时，发现其中的《金刚经》是印度的希楞陀大师和藏族译师班代·益西代由梵译藏，汉文是唐玄奘法师由梵译汉，两译的年代不同，亦不是汉藏相互翻译的，但其中的佛经文句是那么契合，好似是汉译藏，又好像是藏译汉，若非看到译经记载，真不敢相信藏译本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但事实确实如此，无可辩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印度布马拉木扎和藏族译师仁青代由梵译藏；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印度论师姿那木扎和藏族译师益西代由梵译藏的，这也和前面说的一样，无法看出是何文译为何文的。由此可以看出，先辈译经大师不仅具有出众的佛学才华，还具备了非凡的翻译佛经的技能，而且他们译出的经文句式长短适合，错落有致。我们后世学人真是望尘莫及!如就目前而言，佛经翻译人才则已是寥若晨星了。说到这里，我有个迫切的愿望叩禀汉藏各地诸位佛教大德、诸山长老座前：我们佛教界要重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相互沟通，进一步交流和融合，互相学习，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取长补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互相派遣年轻的僧人去学习藏汉佛学，促进佛经翻译的工作。为培养佛经翻译人才，弘扬佛教，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近年来，由于研究藏学、藏密成了一个热门学科，藏文古籍的译著亦相继问世。但这些译文里面也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错误和缺点。原因是这些翻译者在藏传佛学方面修养不足，对佛教词语、词藻不甚了解，对藏文的语法概念亦较为含糊，没有彻底领悟原文，就草率从事，翻译中出现了明显的错误，有的地方使人看了感到莫明其妙、百思不得其解。有些被誉为藏学专家的译文里亦能时常看到类似情况。本来我不愿提到诸位的名字，但为了说得更具体些，对今后的佛经翻译工作带来一些益处，才贸然涉笔于斯，尚祈各位见谅。
　　众所周知，书面翻译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它是将一种文字译成另一种文字，向别人介绍原著里面说的是什么，是通过译文给别人看的。所以，我们对翻译工作绝对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翻译佛经或者翻译任何一种书籍的工作者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否则会出现以下不良情况。
　　藏文里面的词藻十分丰富，对词藻万万不能疏忽大意，从字面上或直观地去理解就会望文生义。就“太阳”一词而言，它就有百余种名称：世间眼、昼自在、射干光、光明之主、莲花亲、无上光、十二主……。我们翻译的时候，倘若遇到这些词藻，就要知道指的是太阳。曾经受聘担任过班禅大师驻成都办事处藏文秘书等职的郭和卿先生翻译的《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中把印度佛学家因明学的开派祖师陈那，译成了‘方象’ (藏文原文“雪浪”)，单字分析“雪”是“方”字， “浪”是“象”字，但这里译作“方象”很不恰当，方象是神话中守卫八方的大象，不能用于人名。本书中错译的地方尚有几处，因恐篇幅过长，不再一一说明。郭先生在翻译五世达赖喇嘛著的《西藏王臣记》一书中，又把“玛位八达” (舌头)，译成了“讲说台前布网结……”，假若不懂藏文的人看了译文后一定会误认为真的是“讲说台”了，怎能考虑到是“舌”的异名呢?该文里面还把太阳的词藻“十二主”亦译为“十二分教”，十二分教根本不是太阳的别名，译者在这里意译成“太阳”就是了。
　　近代最有名的佛经翻译家法尊译师1954年将藏族学者根敦琼培的《白史》译成了汉文。1963年由西北民族学院的王沂暖教授根据译师译稿的抄本，对照藏文原文，曾校订过。但在这译文里也有错处。如“梅喀降措西巴(不知何人，译者)去世后之第一个丁卯年，是佛灭后1571年……”，括号里的注释是译者所加，这无疑是法尊译师了。但王沂暖教授校对的时候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如果译者译错了，校对的王教授不能再错，你有纠正的权力，因为你是校对者。我估计，很可能王教授亦未曾理解原文的内容。那么， “梅喀降措西巴”一句作怎样的解释呢?梅喀降措也是数字的词藻， “梅”是“三”，“喀”是“零”，“降措”是“四”，写的时候要颠倒，应写成403这个数字。按照字面讲， “梅”是“火”， “喀”是“空”， “降措”是“海”，这里的“西巴”含有“混合”和“掺杂”之意。了解原意后译出的话，接着也不会出现“去世后”之类的句子来。为了使读者能知道“梅喀降措”的来源，笔者在这里按《藏汉大辞典》中的解释将全文抄录如下： “火空海，即403年。时轮经中说香拔拉的海胜法王登位与伊斯兰教的创立同在公元624年。从此时起到难胜法王的最后一年——公元1026年止，中间经过403年，再下年就是时轮经传到西藏，第一个胜生周开始的公元1027年，因此藏历胜生纪元减403即伊斯兰教历纪元。”
　　西北民族学院的王沂暖和唐景福二位教授合著的《藏族文学史略》一书中错译、乱译的地方比较多，如：他们将宗喀巴大师文集中的赞颂妙音佛母(也可译为妙音天女)之功德的一首诗是这样翻译的： “美丽的中秋的月色，辉映着动听悦耳的经声，犹如深度难测的大海，央金天女的妙音我致敬。”没有看到原文之前，这些句子还觉得译的可以，当对照原文后，才发现他们并没有译出原文的真正意义。这种译法不用说意译，就连直译也和原文的含义差得太远。这首诗中宗喀巴大师以三业(身、语、意)赞颂描写了妙音佛母的功德。诗的第一句赞颂佛母之身，第二句赞颂佛母之语，第三句赞颂佛母之意，第四句末尾明显写出了“身语意”三字。译者的第三句很为合适。这首诗应译为： “比中秋的圆月更为美丽(身)，梵音声调亦被掩蔽(语)，犹如深度难测的大海(意)，顶礼妙音佛母之身语意!”按两位译者的译文去分析，宗喀巴大师赞颂的非为佛母的身语意，而是“妙音”了。原文第一句中的“勒巴尔”是副词，是“更加、特别、尤其、非常”的意思，这里译作“更为”较合适。原文第二句的“仓央”指的是大梵天王所发悠扬动听悦耳的音调，这梵音被妙音佛母之语所胜伏。第四句的“格、桑、投”就是“身、语、意”，译者译为“妙音”了，未能表达出原文的含义。 “妙音佛母”另译有“妙音天女”的，这里则译成了“央金天女”，若不懂藏文， “央金”两字还会给读者带来困难。“央金”是原文的音译，但这里最好译为“妙音”，既能为读者了解，又能表达出原文的涵义。假若将译者的“央金天女的妙音我致敬”一句再译为藏文或其它文字，那就完全丧失了原著所包含的内容，译者对此千万不可大意!特别像宗喀巴大师这样的世界佛教界所公认的佛学泰斗的名著名句未能彻底悟出其含义不能乱译，否则会歪曲原著面目，亦会闹出笑话的。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照你说的，翻译佛学名著不就搞不成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搞佛学典籍翻译方面的工作，首先必须从通俗易懂、没有多大困难的著作人手为妙；等到对翻译佛学著作有了一定的认识，有了较高的佛学翻译水平，再着手翻译难度较大的著作。 《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一书中出现了较多的错译。
　　译文中“在普乐院的佛堂进行祝赞时，安多的嘉木样活佛和阿拉善的托音诺门汗(即阿拉善堪布仓第一世)等人也来到这里。在章嘉国师和嘉木样活佛的主持下，托音诺门汗等众多僧人为吉祥金刚怖畏像举行了盛大的开光仪式。”藏文原文并非为金刚怖畏像进行开光，而是通过大威德金刚仪轨为五台山普乐院的佛殿及佛像进行开光。译者显然未曾正确理解原义。又该文中“在阿拉善创建了多阳寺等供养几种续部仪规坛场的寺院……。”这里面的“多阳寺”原文中并非寺院， “多阳”是瑜伽续中的一本尊名。译者竟然把本尊名和寺名相混在一起了，本来不可以加进去一个“寺”字，但译者画蛇添足，译得面目全非，真乃贻笑大方!这本书的前半部里有好几处将宗喀巴大师关于修习、修持的诗歌体自传《敦列玛》说成是章嘉活佛自传，这也是翻译上不能容忍的错误了。
　　《藏族文学史略》中藏族译师益西代由梵译藏的一篇经文，王沂暖用汉文是这样译的“我曾这样听说过，在一个时候，佛薄伽梵前往毗孜那国毗舍离城，遇见一个乡下老女。她非常年老，青春已经逝去，已经一百二十岁。她正在寺院拾草……。”藏文原义中根本不是指的“寺院”，藏文中的“贡巴”有“寺庙”、 “幽静”和“寂静”等意思。虽有“寺庙”的含义，但这里指的是幽静的地方，荒原旷野，非为寺院。况且，寺院中也不可能有长得过高的草由老妪来收拾。翻译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到这些。
　　《六世班禅洛桑华丹益希传》译本中，有些经文名称中的“玛”字也译成了“母”字，音译差得太远。
　　《七世达赖喇嘛传》译文中也有出入，这里不再费舌。就那庄晶译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传》一书说，它只是摘译，原文的诗歌几乎未译出来，很可能译诗句难度较大而选择了摘译。以译者的观点来决定取舍，总不是对待文献的严肃态度。漏译的诗句里面有些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一提。
　　李雪琴同志的文章《从{仓央嘉措秘史)看仓央嘉的生平》中，“阿旺吾珠达吉，又名阿旺多吉，他是一位蒙古喇嘛，蒙名叫罗米汉……。”“罗米汉”是蒙文音译，很多资料中译为“诺门汗”、“诺门罕”等。“罗米汉”不是阿旺多吉的蒙名，而是古代蒙族官职的封诰，是“法王”之意。另外，满语的“额尔德尼”是“宝贝”之意，也是官职名。还有蒙语中的“呼图克图”是清庭授予藏蒙地区大化身的封号，含有“圣者”之意。了解这类少数民族专用语，对翻译能起一定的作用。
　　笔者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尧教授说：藏王第思·桑杰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的私生子。作者持何用心，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从历辈达赖喇嘛的佛学造诣、著书立说、功德业绩等各方面来看，五世达赖喇嘛不仅样样俱全，而且还是一位戒行清净的大德。如果第思·桑杰嘉措是五世达赖之子的话，解脱律义方面的文章也不会出自五世达赖的生华妙笔之下，因为身教重于言教嘛!失去身教，哪还有律仪方面的言教呢?如有个别人说，桑杰嘉措是五世达赖的私生子，王尧曾经作过考证，但这“考证”必定另有原因和目的。
　　第思，桑杰嘉措的叔父陈来嘉措亦曾经做过第思，摄过政，辅佐过达赖喇嘛，颇有才华。桑杰嘉措小时候他的叔父就去世了，后来桑杰嘉措一直由达赖喇嘛抚养栽培。他幼年时就请求达赖喇嘛让他出家，达赖喇嘛考虑到他是第思的后裔，又聪慧过人，为了他能继承父业，成为将来的藏王第思，方未允其剃度。
　　桑杰嘉措二十二岁时五世达赖令他摄政，他以年纪尚轻为由推辞。在此后的几年中，桑杰嘉措潜心钻研佛学、历史、医学、天文、诗学等，尤其对政教大事细心地做了研究。于他二十六岁时达赖喇嘛又令他摄政，桑杰嘉措承诺。此后，第思·桑杰嘉措辅佐达赖喇嘛掌管雪域政教大权，甚受达赖喇嘛的信重，引起了一些属下官员的不满，因而当时个别人在背后制造了一些谣言。但事过三百年后的今天，有些人把以前的谣言信以为真，作为“凭据”来“考证”，并在报章上大作“广告”，是不得人心的。
　　据历史文献记载，五世达赖喇嘛于公元1652年三月十五日启程赴北京，也有说三月七日或二十七日的，但达赖喇嘛三月份自拉萨动身赴京的说法是一致的。他于年底十二月十五日到达北京，1653年三月十日启程返藏，也有说他是二月十七日从北京启程的。
　　第思·桑杰嘉措于公元1653年生于拉萨北郊之娘称地方，父名阿颂，母名布赤。藏汉文献中生年的记载是相同的。假若说五世达赖未赴北京以前，从哲蚌寺动身途经拉萨北郊的话，按第思·桑杰嘉措出生的年月来推算，桑杰嘉措几乎在母胎内妊娠十二个月之久!这在藏史上不是一件奇异的事吗?!又有个别人为了达到其目的，说1652年达赖喇嘛去过拉萨北郊，第思·桑杰嘉措于次年出生……，不伦不类，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我们研究历史也好，搞翻译也好，决不能专凭臆测。我估计，当今以权威藏学专家自居的王尧教授或许在道听途说中错误判断了这一切，或许是把藏文中的“投赛”之“赛”字的含义没有弄清，以为是“私生子”了。“投赛”含有“心传弟子”和“亲炙弟子”的意思。“赛”字含有“子”意，这里应作“弟子”解释。但作为五世达赖这样震古铄今、蜚声中外的藏传佛教领袖，一生披着袈裟，决不会闹出个“私生子”来。对持“私生子”之见的“藏学专家”而言，无疑是一种狭隘的偏见而已，对藏学研究亦无任何裨益。
　　综上所述是我近几年来阅读译著时发现的翻译方面存在的若干问题。当然这些译著中错译、乱译、漏译的地方甚多，笔者也不可能一一纠正。为什么近几年的译作中出现了如此多的缺点呢?问题很简单，这些译著者大部分都是高等学府的教授、学者，也有的是研究藏学的专家、研究员，有些人很早就开始从事藏学研究，他们的汉文造诣颇高，然而藏学修养尚有欠缺，尤其是对浩如烟海的藏传佛学的认识才迈出了第一步，还未涉人中途，的确谈不上“精通”。就我本人而言，虽长期从事藏传佛学专业，但对藏传佛学依然如同蒙昧无知的幼童，就连“粗通”二字都说不上。为此，翻译藏传佛学典籍，必须要具备颇高的藏传佛学水平，如若不然，今后翻译藏传佛学著作，难免还会出现类似的错误，如其蔓延下去，以讹传讹，译著的价值如何也就不言而喻了。
　　笔者不揣冒昧，谈了以上若干浅见，若有不妥之处，望方家学者指正。同时，也希望这篇拙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摘自1994年《法音》杂志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