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地位
　　侯会明， 赵改萍
　　(1．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2．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
　　摘 要：五台山是内地唯一一处汉藏并行、青黄共存的佛教圣地，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五台山藏传佛教是中外文化交流和汉藏满蒙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是凝聚民族心理的最好方式与例证。它在民族团结与政治稳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地位与作用正在日益加强与凸显。
　　关键词：五台山；藏传佛教；地位
　　五台山是内地唯一一处汉藏并行、青黄共存的佛教圣地，自元以来一直都是汉满蒙藏等民族文化交汇的地方。元代八思巴的巡礼五台山，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人。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兴盛。其原因之一与统治者的民族宗教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元明清历代统治者无不利用藏传佛教绥柔蒙藏，以求安定。五台山作为各民族佛教信徒向往的地方，成为统治者利用宗教调和各族关系，稳定社会的重要筹码，在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直到今天它在民族团结发挥的作用仍很明显，五台山每天都要接纳来自四面八方各民族的佛教信仰者到此朝拜。因此，研究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地位及其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自元以来，西藏地区成为中央政府管辖的一个行政区域。元朝在对它的统一过程中认识到，西藏佛教界领袖人物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不论元朝中央政府，还是西藏地方政府，都给予这些佛教领袖人物前所未有的政治地位，这使得西藏与中央政府结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政治从属关系。为了不断加强和巩固这种关系，元明清本着“因俗而治”的原则，分别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这说明历代统治者都非常尊重西藏的佛教及其人民的宗教感情，非常注重发挥政教合一制度下宗教领袖人物的积极作用，并懂得积极引导他们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努力。同时，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五台山作为汉藏共存的文殊圣境，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历代统治者都有意发挥宗教和信仰的力量，将五台山作为联结和管理西藏的政教纽带，从而使得五台山地位日渐提高。
　　第一，政治方面：历朝皇帝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支持。他们或亲自巡幸五台山，或派僧人来此朝拜，或给予五台山以丰厚的赏赐等等，这些都在有意提高藏传佛教及藏族高僧的地位与威信，从而使得五台山藏传佛教地位日益凸现。就元明清而言，元朝中央政府先后派遣第五任帝师扎巴约斯与胆巴帝师巡礼五台山，还命胆巴驻锡寿宁寺。与此同时，元皇室中的皇帝、皇后、皇妃、皇子、王妃朝礼五台山者也是络绎不绝。
　　明朝时期，五台山藏传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此时五台山已发展为国家道场，并且规模日渐扩大。中央政府册封的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先后巡礼五台山，他们或为国家举办道场法会，或朝礼文殊以祈福，尤其大慈法王释迦也失为弘扬藏传佛教，在五台山修建寺院。藏文文献中记载，释迦也失在五台山修建6座寺院，所谓修建实际上是修葺或改建、扩建，6座寺院大概包括大显通寺、大宝塔院寺、大圆照寺和大文殊寺等。由于释迦也失得到皇室的尊崇，其建寺所需资财可能主要是由朝廷供给，也有部分可能是信徒供施的。此外，明朝还设立“钦依提督五台山”、“钦依兼管五台山都纲”、“钦依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觉义”及“钦差提督五台山兼管番汉一带寺宇”等官职，这些均是便于管理和护持五台山国家道场而设立的官职(多为藏族)，这一方面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五台山藏传佛教以及藏族高僧的地位。
　　清朝承袭了元明的政策，并有所改革和发展。为了加强对蒙古的统治，清代特别推崇藏传佛教。《山西通志》卷八十一《巡幸记》载：“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宏启宗门，籍资控驭，是中外刈案，边民享升平之福者二百祀。而清凉五顶以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所迓休祥而普乐利者，典尤巨焉。”嘉庆帝在《御制清凉山碑记》中把五台山不仅看成是“为诸藩部倾心信仰，进关朝山顶礼者接踵不绝，诚中华卫藏”，还是“神京之右臂”。说明五台山藏传佛教是清朝统治者绥靖蒙藏诸部、加强民族团结、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砝码。因此，清代诸帝多次巡礼五台山，康熙就先后五次巡幸五台山，并在康熙二十二(1683)年二月，将五台山10座青庙改为黄庙，不仅使得五台山首次出现黄衣僧聚居修行的寺院，而且也首次出现了汉族喇嘛的现象。到雍正时期，五台山黄教已颇具规模，大的黄教寺庙有26座，黄衣僧恒千余人。乾隆也曾六度朝拜五台山，并制碑题额，赐诗赏物，修葺佛寺，兴建行宫，举行法会，从而使五台山佛教臻于兴盛。嘉庆皇帝曾于嘉庆十六年(1811)亲自率领藏蒙王公贵胄礼拜五台山，并说：“又携蒙古藩王同来，从其所欲，共谒梵寺，示中外一家之心，昭熙朝大同之治。””，这一语道破了清王朝营造藏化五台山的主旨，即刻意把五台山营造为内地的小西藏，以此来加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从而维护社会的统一与稳定，达到中华各族人民“一家之心”的宗旨。
　　清朝皇帝巡幸五台山次数如此之多，除游览风景外，更重要的是以此提高藏传佛教的地位，进而笼络蒙藏人民的感情，加强他们的向心力。正因如此，五台山藏传佛教集神权与皇权于一身，地位极高。其表现如下：首先，皇帝巡幸五台山，主要住在黄庙中心寺院菩萨顶，菩萨顶覆以黄色琉璃瓦，壁镌黄龙，完全成了帝王宫庭式建筑。清朝中央政府还特派士兵常年驻守该寺，严加护卫。菩萨顶还是扎萨克大喇嘛驻锡之地，扎萨克大喇嘛全称“钦命管理五台山喇嘛事务掌印扎萨克大喇嘛”，僧官二品，第一至第五任扎萨克大喇嘛由清廷派遣，第六任开始，改由西藏达赖喇嘛选派大德高僧和高超的堪布充任大喇嘛，每六年一任。他们还要享受地方的进贡，如菩萨顶罗桑巴桑被清廷封为扎萨克大喇嘛，授以提督印，斩杀剑，命山西全省州府县衙都向其进贡。据《五台新志》载：“喇嘛饲马之草豆，所用米麦茶油，向系从(五台县)地粮拨给一千二百两，令喇嘛白行买用。”此外，扎萨克大喇嘛生前备受恩宠，圆寂之后，也备受殊荣。清朝中央政府定下制度，五台山只能埋葬五台山黄教高僧，并批准在凤林谷建造扎萨克大喇嘛专有墓地，墓地规格极高，每位扎萨克大喇嘛墓前立有高大石碑，碑额雕刻双龙；中刻“御制碑文”；碑体四边或雕群龙云水，或龙凤莲枝；碑面刻有每位扎萨克大喇嘛的生平事迹；碑前设石供桌，享受四时追祷祈祀。碑群气势犹如皇室王公墓地。其次，皇帝每次巡幸时，都对藏传佛教寺院进行丰厚的赏赐。如《山西通志》卷八十一《巡幸记》中载，乾隆皇帝第一次朝台，供奉菩萨顶并台麓寺佛前御书《心经》、佛塔各一轴，墨刻《心经》、佛塔、水月观音、童子观音各一卷，墨刻《金刚经》、佛塔各一轴，又供奉罗眼寺、玉花池、寿宁寺、般若寺、镇海寺、殊像寺、三泉寺墨刻《心经》、水月观音、童子观音各1卷……恩赏喇嘛克食蟒袍缎、珠子、貂皮、老格隆等17件，众僧银五百余两、瓢珠108盘、哈达220块；台麓寺喇嘛克食蟒袍、蟒缎、众僧蟒袍六件；罗眼寺住持老格隆等、般若寺、寿宁寺、镇海寺、七佛寺住持等，各赐蟒袍有差。第二次朝台，供显通寺等香火灯银190两。第三次朝台，供奉菩萨顶佛前御书《心经》、佛塔各1轴，恩赏菩萨顶扎萨克喇嘛食克大缎、貂皮、典器、格隆、司规宫用绸缎各1匹，温斋、格隆鼓缎各1匹，念经僧银260辆；台麓寺、涌泉寺、罗喉寺、寿宁寺各寺喇嘛等宫给大缎有差。第五次朝台时，他又敕赐“章嘉胡图克图1万银两，分赏于五台各喇嘛庙，以为熬茶念经之用。由此来看，黄庙受到皇帝赐予物品和银两可谓数量惊人，从而为藏传佛教寺院打下了十分雄厚的经济基础。再次，五台山藏传佛教在清代康、雍、乾、嘉朝最盛时期，其发展壮大达到了极点，如日中天。光绪版《五台新志》记载，清世宗时，五台山已有规模宏大的黄庙26所，黄衣僧人1000余人。仁宗时，仅菩萨顶一寺就有喇嘛561人，最盛时内住喇嘛3000余人，并且“菩萨顶前后山门，设官永镇，把总1员，马兵10名，步兵30名，守护香火供器”，给予喇嘛绝大权利。同时，寺院的管理也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西藏达赖喇嘛选派的扎萨克大喇嘛管理的寺院有21所，即菩萨顶、罗眼寺、广仁寺、台麓寺、普寿寺、寿宁寺、七佛寺、三泉寺、三塔寺、玉花池、铁瓦寺、涌泉寺、鱼耐庵、南阁庙、普庵寺、宝华寺、圆照寺、集福寺、慈福寺，驻于菩萨顶；二是章嘉活佛管理的镇海寺和“佛爷五处”，即普乐院、集福寺、广化寺、文殊院、慈福寺。清代五台山黄教规模宏大、宗教领袖地位崇高，再加上诸位皇帝多次西巡朝拜和达赖喇嘛来往驻足，对深信黄教的蒙藏两族，特别是塞外蒙古族有着超乎寻常的吸引力。这不仅促进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而且融合了民族关系，稳定了边疆秩序，为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宗教方面，从五台山佛教本身的角度来看，五台山不仅是举世闻名的文殊菩萨道场，还是内地唯一一处汉藏共存、青黄并济的佛教圣地，与之闻名的佛教名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不具有此特点。
　　从现存内地藏传佛教遗迹来看，北京、承德、五台山最终成为藏传佛教在汉地的三大中心，五台山藏传佛教更具民间性、连续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而北京、承德等地藏传佛教多具有皇家风格，不具备历史的延续性。
　　从蒙藏等地区藏传佛教来看，五台山藏传佛教与蒙藏等地佛教在诵经、修行、寺院建筑等方面有所不同。(1)寺院僧人结构：在蒙藏地区，藏传佛教信徒几乎都是藏、蒙等少数民族，藏传佛教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而在五台山常驻藏传佛教僧人成份包括汉、藏、蒙、满等民族，信徒只占当地人口的很少数，并非全民信教。清以前，主要是元明之际，五台山藏族喇嘛不多，主要分散寄居于青庙内，与青衣僧共同修行，尚未出现全由黄衣僧聚居修行的寺院。清初，将部分青庙改为黄庙之初，藏传佛教寺内的僧人主要是“汉族喇嘛”，中期则逐渐以藏族僧人(即“藏族喇嘛”)为主，少数是蒙古族和汉族僧人。清朝中晚期，黄庙之内蒙古族僧人渐占多数。清末民初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黄庙中的藏族喇嘛很少，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民族政策的落实，黄庙系统的藏族、蒙古族僧人均已到位，人数几乎相近。就藏族而言，多是甘青川藏族，西藏僧人很少见。语言文字与佛经方面：语言是民族间交流的工具。五台山黄庙僧人几乎均会讲2至3种语言，即通汉语、藏语和蒙古语3种语言；在五台山蒙汉藏等民族的长期往来中，他们互学语言。文字方面也大抵如此；所诵读的佛经以藏文佛经为主，有时也有用蒙古文佛经的。近代以来，贯通汉藏佛教尤精藏密的汉族高僧能海法师学有所成后，居五台山清凉桥吉祥寺金刚院收徒(主要是汉族)传播藏密，以双语(汉藏)及两种文字互译教授，而且注重实修。这是五台山佛教的一大特色，影响甚广，为全国之创举。(3)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建筑、塑像、音乐等艺术风格是汉藏文化结合的结果，与蒙藏地区佛教寺院有所不同。在寺院建筑上，因五台山黄庙是在青庙基础上改变而成的，故形式均为汉族寺院形式，庙的内容即殿字内部诸种设置则是藏式。如慈福寺的文殊殿，殿内塑大智文殊、大悲观音、大行普贤三大塑像。文殊居中，骑雄师，观音骑朝天吼，居左，普贤骑白象居右。左臂前塑白教两尊译师像，右臂前塑莲花生大师和横四臂文殊像，都体现了藏密塑像的特点。五台山佛塔·及墓塔建筑丰富。元代以来的藏式覆钵型佛塔遍及五台山各地，塔院寺大白塔是全国喇嘛式砖塔的代表建筑。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中的藏传佛教风格塑像不胜枚举。(4)在修行方面，五台山藏传佛教将西藏佛教、印度佛教与汉传佛教相结合，修行戒、定、慧，从小乘禅法中寻求密法，之后再人根本乘(般若智慧)，注重实修。戒律修持非常严格，包括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两方面的戒律。上述不同方面的比较说明了五台山藏传佛教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既不同于蒙藏地区的藏传佛教，也不同于内地其他地区的藏传佛教，是内地唯一一处汉藏并存的佛教圣地。
　　第三，文化方面，五台山自形成汉藏并存的局面已近600年的历史，然而他们一直相安无事，他们各自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修行，相互尊重，各自保持自己的传统，都在为共同建设五台山佛教和文殊信仰而努力奋斗。他们经常互访，参加佛事活动，相互往来，平等相处，可谓是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僧人诵读佛经和举行法会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台山经常定期举行法会，而青庙、黄庙的法会有合有分。重大法会、重大佛事活动多联合举行。如每年阴历六月菩萨顶举行黄庙跳布扎大法会，青庙僧人或主要住持、管家大多参加。平时黄庙的金刚法事，“内外(即指五台山内外)汉番僧徒来此”，共举圣会。转塔颂经，青黄庙僧人也共同参与。
　　五台山的石刻及墓塔文化成为该地佛教文化繁荣的表现之一。五台山佛教石刻文化极丰。五台山仍存八思巴(1235—1280)“衣冠塔”，成为藏传佛教僧徒必然朝拜的地方。《清凉山志》卷三云：“普恩寺，普济寺东山，旧称西天寺，元建。”普恩寺早已坍塌，但佛塔与石碑还健在，寺中有高10米的一座喇嘛塔，师徒相传是八思巴的“衣冠塔”。可知元代称西天寺的寺院，应该是藏传佛教寺院，八思巴“衣冠塔”被称为喇嘛塔，也说明寺塔都是藏传佛教风格，故西天寺、衣冠塔应是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建立的最早佛教建筑。而寿宁寺碑是元代五台山发展及当时藏传佛教传播五台山，并以藏传佛教文化为交流的罕见信史。清代诸帝巡幸五台山，他们在此都要制碑题额，因此在五台山保留了大量的清代碑刻。现存康熙年间碑文13块，与藏传佛教寺院有关的有4块：《菩萨顶大文殊院碑文》、《重修清凉山罗睺寺碑文》、《广宗寺碑文》、《寿宁寺碑文》，这些碑文、匾额、诗文等既是对五台山藏传佛教历史的记载，也是多民族文化交流的见证。雍正年间的《重修三泉寺碑记》，不仅碑文雕刻端正俊秀，为石刻文化之上乘，内容也极具史料价值。碑文记载，班禅大师(又称“阐上师”)曾向藏族高僧授记(康熙四十年)：将有藏僧赴三泉寺地界兴建寺院。后有藏族僧人化缘至此，结茅庐“共宣佛化”，打下了三泉寺基础。雍正三年，兴工重建，“焕然一新”。这通碑文第一次记载了班禅大师与五台山黄庙佛教文化的关系。乾隆学识渊博，汉藏满蒙四种文字兼通，在朝台时多次赐诗题额，制碑泐石，御书辰翰。其中仅乾隆十四年春，就有御制五台山碑文8篇。现在保存完整的御制碑还有菩萨顶的两座汉白玉四棱碑和殊像寺、黛螺顶御制碑。五台山碑刻艺术品极多，难以一一言之。
　　此外，五台山的金刚舞，是黄教喇嘛的宗教活动之一，在山西文化的熏陶下，形成了一个以宗教情节为内容和舞蹈动作为主的别具一格的宗教祭祀舞蹈。它在山西的传播与发展，既体现了藏族宗教文化与内地文化的交流，也反映了山西五台山宗教文化的独特风格。这充分说明五台山是融合汉藏文化的一个结合点，是汉藏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也是将西藏佛教向内地其他地区传播的中转站。因而五台山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及周围地区和藏族地区、蒙古地区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五台山藏传佛教是中外文化交流和汉藏满蒙民族文化交流的桥梁与纽带，是凝聚民族心理的最好方式与例证。它在民族团结与政治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地位与作用正在日益加强与凸显。
　　参考文献：
　　[1](清)嘉庆·御制有凉山碑记．嘉庆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