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与藏族兴衰
　　1951年之后，西藏的公众形象曾长期与“翻身农奴得解放”及控诉旧社会黑暗联系在一起。但近三十年来随着外在文明令人晕眩的大跃进，人们逐渐厌倦了进化论，“新西藏”毫无吸引力，能够满足人们想象的恰是一种退化论建构，即作为最后净土的藏区，进而是作为个人救赎之道的藏传佛教。
　　并不意外，持这种观点的人，大多倾向于对藏区现有的社会变革忧心忡忡——如果那还不是一次灾难的话；这与官方论调形成尖锐的冲突。这两类意见已经冲突并存了半个多世纪，其争论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不会停息，因为西藏1950年代的变迁是外加的。就像Tom Grunfeld所说的，学者们对此唯一的一致意见就是那次延续至今的变迁“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西藏原有的社会秩序”[1]，即藏传佛教主宰的神权社会。自841年吐蕃帝国末代国王被僧人暗杀之后的1110年间，藏族的兴衰无疑主要应由这一密宗教派负责。
　　中世纪社会
　　藏传佛教的神权统治奠基于吐蕃帝国的废墟之上，一如欧洲中世纪的教皇神权也建于罗马帝国的废墟之上，因此传统西藏社会与欧洲中世纪“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黑暗的中世纪，也是一个精神力量主宰的中世纪，这两种对立的观点（或说想象），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正确的，那是一体两面的孤立夸大。观察这样的历史，必须“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
　　任何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它既保护人，也限制了人；现代社会对人的限制大为减少，而原有的保护也因此逐渐减弱至荡然无存，与传统的脱离，也就必然增加了生活的无意义感[3]，现代人重新发现传统，就肇因于这种无意义感上升所带来的痛苦。但保护也同时意味着控制和限制，从完全世俗的观点来看，对人身限制和束缚最为强固可憎的社会控制手段，就是印度文明中“业”的观念。根据这一教义，人不可能主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奴隶或底层种姓如果想砸碎枷锁，来世的命运注定比现世更悲惨。这种奴役制度精致到“以致受害者自己都感到有义务保持奴役状态”[4]。这就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传统精英始终渴望的一件事：长期不变的稳定[5]，而在此极低的社会流动性之下形成的超稳定社会结构，必然是极度抵制社会变迁的。
　　这种业报观念与一种极强烈的宿命论相辅相成，而“宿命论是对变迁的一个重要阻碍”，“它表现了对未来和环境缺乏控制感”[6]。既然业是往世造成、不可能改变的，那么社会结构也就必然被当作一种宿命，今世所能改变的仅是来世的命运，而对短暂的今世，最可取的就是对这一不可变更的环境的适应。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常见的社会控制模式[7]，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现存的权力和剥削模式意味着穷人几乎没有自我改善的前景，宿命论的态度或许是唯一合乎逻辑的态度”[8]。西藏传统与种姓制度一样，“自我改善”仅仅意味着来世更好的命运，对现世的基本态度可能是所有传统社会中最为消极的。这种精神的束缚使宗教义务内化为无报酬、无限制、无止境的自我强制[9]，正因此，人们在一生都渴望通过苦修得到纯洁[10]。
　　藏文明属印度文明圈范畴[11]，很多思想源出于印度宗教哲学，包括其最有害的方面。与注重现世利益的中国文明相反，“对于世间采取舍离的态度，没有比印度思想更彻底的了”[12]。Max Weber曾在《印度的宗教》中对此有精到的分析，从中不难看出西藏的影子。他指出，印度神学中没有神之前人类自然平等的观念，“这不仅永远地阻绝了社会批判性的思维与自然法意义下的‘理性主义的’抽象思维之兴起，并且也阻碍了任何一种人权观念的形成”。种姓之间讲求“兄弟爱”也是不可能的，而那却是誓约兄弟团体和欧洲中古市民体制的根基。既然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自己“应得”的，那么任何“革命的思想与进步的努力都是无法想见的”。
　　在业报观念下的人看到旁人处于悲惨状况时，只会想到：此人必有许多前世的罪孽要补偿。凡是这种观念颠扑不破的地方如印度和西藏，即使社会贫富极度分化，人们却都安之若素，社会矛盾不会尖锐爆发。因为历史上这种反抗必然基于一种平等观念：即人们觉得有资格获得有价值的事物和机会，而现存的事物和机会与之存在着差距时——即著名的“相对剥夺”条件。印度历史上的民众起义，不是由于受压迫，而是由于感到宗教观念遭受玷污，因为“外在世界只有影响了内在世界的时候才算一回事。这是印度的体验方式”[13]。
　　在这种影响下，传统西藏思想是一种垂直视野，注重个人救赎和精神感知，蔑视现世生活。中世纪世界全都重灵界而轻物界，这是普遍现象[14]，对现实人生所受苦难也不加重视。中世纪是重视内在、主观文明远胜外在、客观、物质文明的时代。灵魂超度是人生唯一目的，国家兴亡则不足挂齿，吉本曾就此抨击基督教会是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15]。佛教对吐蕃帝国的影响也大抵类似，但其迅速发展，也取决于一个关键因素：即吐蕃帝国当时的扩张已达到地理上的极限，外在文明的发展由于这一限制而显露出绝望[16]。
　　历史上无论哪个社会，外在文明发展到极限时往往内卷化，接下去内在需求主导的阶段可以产生出精致的文明，但对外扩张就趋于停止甚至收缩，从世俗的观点看通常是国家衰弱不振的时代。藏传佛教承袭印度文明的特点，强烈否定现世[17]，发展出汉族周围各族中程度最高的精神文明之一；但也使藏族的政治、军事力量自吐蕃帝国崩溃之后一蹶不振。到13世纪蒙古人入侵之时，藏人已不再是勇猛的战士和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成了内陆亚洲游牧民族的精神领袖。
　　神权统治的直接影响
　　在欧洲最穷苦的角落，大量展示出许多财宝，使我大为惊奇；在深山密林的蛮荒背景中，出现一座仿佛是凭什么魔法建造起来的宫殿；而它的确是凭借强大的宗教魔法建造起来的。祭坛前匍匐着一大群行脚僧和普通信徒。圣母的称号和对圣母的膜拜，引起了我的愤慨；这种没有一点遮盖的迷信形象，又向我提示了要求改革教会的最迫切的理由。
　　——《吉本自传》
　　像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一样，藏传佛教也控制了社会大量的财富，事实上，藏传佛教“完全奠基于僧院领主制”[18]。在藏区，由于佛教对俗人有着几乎毫无限制的教权支配，宗教“拒斥现世”的性格也就格外显著[19]，而对财富的控制也达到创纪录的程度[20]。这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几个后果：教会的腐化、僧侣数量的扩大、财富的非流通化造成的经济停滞、普通人的贫困化。
　　基督教会掌握的过量财富曾是中世纪教会腐化的重要原因[21]，13世纪罗马教廷的收入肯定远远超过欧洲所有君主收入的总和，罗马不仅是教会首府，也是欧洲财政金融首府。早期主教有妻子，但他死后往往遗产之争闹不完，教廷乃禁止主教娶妻生子，使教会的产业成为“死手”，不再发生产权变更——这也是西藏格鲁派寺庙积聚财产愈来愈多的原因之一。同时教会积蓄大量金银器，但这些闲置的财富，既不投入流通，也不用于生产，势必无助于经济的发展（当然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非常世俗化的）。
　　经济学家罗伯特·洛佩斯曾说，一个城市的教堂越大，它的贸易就越小，反之亦然。他的观点当然是基于教会占据的财产非流通化的事实，但历史上很多宗教机构都同时是贸易、金融的中心[22]。藏传佛教也不例外，藏人对僧侣从事商业活动习以为常[23]，1940年代初德格县最大的贸易商人包楚楚就是德格更庆寺的大管家，掌管全寺的动产和不动产，其商行获利完全奉献给更庆寺[24]；在蒙古等地的喇嘛庙也类似，甚至商业机构的职能还超过了宗教活动[25]。
　　但在欧洲中世纪，社会处于双重权威之下，政治力量最终兴盛起来。在此过程中，西欧各国战乱不已，普遍洗劫教会以凑足军费，并推动世俗商业的发展。英法百年战争对大教堂和修道院的破坏甚至比宗教战争更为严重，修道院被迫放弃许多财产和收入，其它部分则被贵族没收，但“封建制度的衰落带来了公社、城市和从前只属于农民的私人个体的繁荣”[26]。此外，战争也能极大、极有力地推动社会变迁，而藏传佛教恰恰因为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及少受战乱，而很少使藏区的民间经济得以繁荣。直到1959年，宗教界始终牢牢地掌握着社会绝大部分财富及其使用范围。
　　汉传佛教也从来不曾享有这种财富垄断。汉地的寺庙虽然也一度积蓄巨量的财富，但始终受到政治力量的控制和阻挠，并和欧洲国家一样，通过洗劫宗教场所来改善国家经济状况。谢和耐、陈寅恪等都曾指出，中国史上著名的历次反佛事件，大多是出于改善经济的目的，因此即使信佛的君主也照样推动反佛运动——国家将佛像的铜回收重新铸币[27]；并迫令僧侣还俗从事生产[28]。1740年清政府法令禁止独生子女出家当和尚、道士，《大清律例》也规定和尚、道士必须祭祖，并限制寺院宫观的数量、地产、财源。的确，中日韩历史上的世俗势力主要不是扮演教会的“保卫者”角色，倒不如说是“宗教警察”[29]，但欧洲以教会保卫者自居的君王为了自身政治力量的需要，也同样常常洗劫修道院，并且同样，“世俗权力的兴趣所在，是利用僧侣作为驯服大众的手段”[30]而已。这些行为孤立地看，的确不无“迫害信仰自由”的嫌疑，但从世俗的角度看，也正是因此，才强制性地推动社会经济不至于停滞下来。
　　佛教因为提倡独身，与中国文化“孝”的观念剧烈冲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且僧侣本人不事生产，也不当兵，数量过多时国家就将丧失大量青壮劳动力。因此汉传佛教历来受到政治力量约束，到1953年，全国专职的出家人只有0.06-0.17%左右[31]。而藏传佛教却全然没有政治限制，格鲁派又禁止僧人娶妻生子，遂造成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人力资源问题。1951年之前藏区约30%左右的男性都是僧人[32]，加上藏区的一妻多夫制，使传统藏区社会至少有20%以上的妇女丧失生育机会[33]，婚配比例失调，人口再生产规模缩小，劳作也更多地压到妇女身上。即使立场相对亲藏的王力雄，也认为这是导致藏族力量衰落的重要根源之一[34]。
　　除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之外，僧侣无可比拟的社会威望也造成藏人军事力量的急剧衰落。自吐蕃帝国崩溃之后，内战纷起，势力骤衰，其在西域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此后至1951年，藏区遇到的历次外部军事力量入侵（包括尼泊尔这样的小邦），几乎每次均是一触即溃，其之所以免受灭国之难，仅是因为外部势力之间的均衡，以及最重要的，藏区难以克服的地理条件——西藏道路的特点就是季节性强，使西藏内部与外界的交往，特别是大规模的行动，如战争等，带有明显的季节性色彩。喇嘛们在应对这类事变时，也常有负面的作为[35]。如果西藏的缺乏这样的天险，边界开放性更强一些，悲观地说，也许它早就像拜占庭文明一样，无法幸存下来了。
　　藏传佛教的历史责任
　　与基督教、儒教不同，藏传佛教没有遭遇那种在现代化转型时的强烈反宗教启蒙运动。《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已证实：在全面神权统治之下，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喇嘛们通过压制的手段，避免了许多传统社会变迁时的遭受到的挑战，但它其实仅仅是将这一严峻挑战推迟到了1951年。藏传佛教完全垄断了藏人的精神生活，控制了整个社会，其彻底程度导致了一个与晚清中国命运相似的悲剧：即唯一能能采取行动应变的僧侣阶层，却因极度保守而极力阻挠变革，而又没有任何别的政治社会团体可以执行变革。等意识到变革不可避免时，一切都已经晚了。
　　藏传佛教的神权统治在长达1110年的历史上造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寺院集团，其精神倾向是强烈抵制变革和期望维持社会永久稳定的。这种倾向历史上并不鲜见，但大多无法遭受内部/外界的挑战而被迫改变或灭亡，唯独藏传佛教因为地理天险和业报观念的精神控制力量，能幸运地极少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但也正因此，一旦真正遭到史无前例的挑战，它再也不能依靠以往的经验而再次幸免了。在没有外因的条件下，不可能由藏文明内部产生或派生一个变革，也不可能维持大规模的工业经济[36]。由于不存在能与神权制衡的内部力量，冲突也被限制到最小程度，也就无法通过施加压力来获得革新和创造，阻止社会系统的僵化。
　　传统藏族社会现在几乎被一些人想象为世外桃源，这无疑也是一种“内部东方主义”。钟摆如今又到了这一边。在物质文明处于上升期的时候，人们常常将城市视为文明、光明的象征，而农村是愚昧、黑暗、有待拯救的；等到物质文明大获全胜时，却是一阵厌倦情绪袭来，这一回城市逐渐被视为无聊/堕落（如果还不是罪恶的话）的象征，乡村却象征着失落的精神力量、纯洁、简单快乐。前一阶段是进化论，后一阶段是退化论。从这个意义上说，藏区就是我们的“东方”。
　　当然，这两种形象都从来不是全部事实，只不过是人们阶段性地愿意看到的镜像而已。简单快乐的那个静止社会，也意味着“西藏根本无社会流动可言”[37]，人们只能以宿命论的姿态接受严格的人身束缚。他们那种被渲染为虔诚、纯洁、执著的信仰精神，也未必是自发的，而只因服从是首要宗教义务，就像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会，真理被认为是外在的、绝对的东西，由职管真理的教士们传与被动的俗人。作为佛的代理人，僧侣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天，除了服从外，人们与他不能有任何关系。用卡莱尔的话说，“那些贫苦的西藏人，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教规。他们认为，佛祖总是要自身下凡转世，世世代代如此。实际上这也是信仰一种教皇！说得更确切些，实际上是相信世上有一个最伟大的人，这个人是可以找到的。此人一经发现，人们就必须对他无限服从。”[38]这种宗教上的虔诚、顺从，与对领主的奴性，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39]。
　　诚然，我的判断是基于世俗的价值观，在藏传佛教影响之下长大的人，关心的是个人救赎，而不会是我谈到的藏人政治、军事力量的衰落；对经济活力的负面影响；乃至人口问题。僧侣们不会将出家视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他们的宗教信仰也不可能基于这样的价值判断。这就像有人说风水“迷信”，另有人偏证明它“科学”，可信奉风水的人，并不是因为它科学与否。对传统藏族社会中的人来说，并不存在自身传统好不好的问题，因为它是唯一的可能，就像在不知道外太空之前，也没人会考虑地球好不好、对人类产生了什么正面和负面的影响。论述藏传佛教对藏族兴衰的影响，终究是一个外在于它的独立观察，是一种将它视为客体的观众的立场；这当然无助于真正理解这一宗教本身，但这种观察仍是必要的。藏传佛教既主宰藏区社会千年以上，必然也有其历史责任，正如基督教会的功过也可以得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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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Tom Grunfeld《现代西藏的诞生》
　　[3]《无意义生活之痛苦》
　　[4]V.S.奈保尔《印度：受伤的文明》
　　[5]《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书中并指出：在现代世界，“稳定只能意味着熵，意味着缓慢的死亡，而我们进步感和成长感是我们确信自己活着的唯一方式。”
　　[6]《社会变迁》
　　[7]《俄国历史纲要》：使人们相信人类社会永远如此，有利于上层建筑。必须使下层人相信，“正是应当这样，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样子”。
　　[8]《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
　　[9]《金枝》：“人类再没有比民主的原始人更加受到旧传统和习俗的严重束缚的了。任何社会再也没有比在那种状态下前进得更加艰难和缓慢的了。旧的观念以为原始人是人类最自由的人，这恰恰同事实相反。那时，他确实是一个奴隶，虽然并不隶属于某一个看得见的奴隶主，但却隶属于他的过去，隶属于他已经死去的祖先们的阴魂。这些阴魂缠着他整个一生，并用一根铁鞭统治着他。”
　　[10]《神圣罗马帝国》：这种苦修的生活，“中世纪的人们认为是人的正当生活；这是许多人的实际生活和一切人的理想生活。”
　　[11]汉族周边各族，契丹、女真、党项文字均类汉字；蒙古、突厥、满文则出自阿拉马字母系统；藏文字却出自印度。文字的采用最可见文化取向。
　　[12]余英时《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13]V.S.奈保尔《印度：受伤的文明》
　　[14]参见《知价革命》。又《俄罗斯与欧洲》：“对于坚定地站在过去传统之上的拜占庭人来说，基督教是某种完善和终极的东西，神的真理仅仅是神秘冥想的对象、虔诚崇拜的对象和辨证注解的对象。……只剩下人的非道德力量从事实践活动，坏人才醉心于这种活动。”
　　[15]《罗马帝国衰亡史》。James Frazer也称这“自私邪恶的教义”毁坏了希腊罗马社会的基础，即“个人服从集体、公民服从国家这种概念”；而佛教与基督教“都鼓吹贫穷与独身，不仅直接打击了文明社会的根源，连人类生存的基础也直接受到打击”。
　　[16]《知价革命》认为三大宗教兴起都与这一现象有关
　　[17]《外国古建筑二十讲》：“古代印度的宗教繁多，教派林立，除伊斯兰教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否定现实人生，追求来世。所以古代印度的世俗建筑很不发达，宗教建筑却很发达。”
　　[18]Max Weber《印度的文明》
　　[19]Max Weber《印度的文明》：“僧侣对支配阶层的依赖程度愈大，其‘拒斥现世’的性格就愈低。”
　　[20]齐美尔《货币哲学》：14世纪初，英国教会控制全国土地一半；腓力二世时代西班牙则超过一半；而藏传佛教在作者写书的时代仍达到2/3。根据另一些统计，在达赖时期，西藏每年财政收入的92%都用于宗教方面，在今天，藏人每年的收入也约有1/3被送进了寺庙或消耗于宗教；参见《万象》2006年第8期。
　　[21]《神圣罗马帝国》：“教会以宗教的名义掌握着各国一半的财富，用比剑更强的力量统治着它们的人民。世界似乎都已转入到了教会的手中，尽管在获得全世界的过程中，教会已几乎失去了它自己的灵魂。”据《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1252年教皇从英国每年获得的岁收据说是英王室年收入的3倍。
　　[22]古巴比伦时期神庙就已担负起类似职能：“一方面由于信士的捐献，一方面由于寺院是人们把种种贵重物品送来保管的地方，所以寺院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巨额金钱。它们就利用这些钱所生意。”在俄国，“修道士和修道院是货币经济最初的传播人。……教会成了商业仓库，而寺院成了古罗斯以及整个中世纪欧洲所出现的第一批银行家。”（《俄国历史概要》）
　　[23]《藏边人家》：“许多岗嘎商人告诉我：‘政府与商业是形影不离的。’在这些商人看来，那些世俗的行政官员和那些僧官没什么区别。人们认为僧侣和民政官员积极参与商业活动根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24]《雪域求法记》
　　[25]《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喇嘛庙在商业上很早以来就起着中国、蒙古同图瓦贸易的媒介作用。……喇嘛庙因此变成了商业机构，而宗教职能则降到了次要地位。”
　　[26]《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27]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佛教史上，佛的金身与铜钱有矛盾，所谓三武之乱（北魏太武帝、后周武帝、唐武宗）后两次均废佛不久即铸钱。相反佞佛的梁武帝，则熔化铜钱铸造佛的金身。
　　[28]南北朝时人民尤多入佛门以避赋役。如北魏延昌中，“民多绝户为沙门”（《魏书·李旸传》。《魏书·释老志》载：“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民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寺院有自己的法律（僧律），有自己的武装（僧兵），有自己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不受国家律令的约束“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广弘明集》卷24：北齐文帝诏称：寺院过多，甚至僧尼人数过于正户，“国家为之不充，王用因兹取乏”。
　　[29][30]Max Weber《印度的文明》
　　[31]《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32]黄奋生《西藏情况》1954版估计，旧西藏职业构成：喇嘛15万，占总人口15%，即占男性的30%（假定男女人口相等）。1930-1940年代，内蒙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喇嘛分别占当地蒙古族男性人口的44%和42%。又《西藏的人口》：1958年西藏喇嘛人口仍有11.4万，占西藏总人口9.51%。《现代西藏的诞生》则说：“1959年以前大多数的西藏观察家都赞同僧人大概相当于男性人口的15%-20%”，这个数字只怕是低估了的。又参《西藏纪游》：“番人生子女二三，必择其一二为喇嘛，殆利其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欤！生齿不繁，亦由于此。”
　　[33]《西藏的人口》
　　[34]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运》
　　[35]《西藏纪游》载廓尔喀入侵时，有大喇嘛占卜，称不可与之战，致众心摇惑，并将派出防御者全数撤散，“唐古忒人怯懦无能，廓尔喀侵掠时又误信占卦之说，纷然瓦解，非大兵进剿，彼黄教几成涂炭矣！”
　　[36]《比较现代化》“凡是浸透了法古精神并由巫师来作出权威性决策的社会，无法维持大规模的工业经济。”
　　[37]《藏边人家》
　　[38]《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
　　[39]《为历史学辩护》：“要了解中世纪奴仆对领主的态度，就得了解他们对上帝的态度。”《俄国史概要》提到16世纪一德国人说：“俄国人相信他们对沙皇意志的卑下顺从就是对上帝意志的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