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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故宫藏传佛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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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的故宫藏传佛教世界

  宫廷历来是宫闱禁地,宫廷生活对老百姓来说总是充满神秘的。宫廷中的宗教活动,就更鲜为人知、神秘莫测了。清代宫廷中种种宗教活动频繁,在庄严肃穆的朝堂后面,还有一个多种宗教文化形态的神佛世界。现在,让我们跟着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西藏文物专家王家鹏先生走进——

  神秘的故宫藏传佛教世界

  元明清三代宫廷都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我今天主要说说藏传佛教文化在清代宫廷中的影响。

  藏传佛教起源于青藏高原,虽与内地远隔万水千山,但文化的传播关山是隔不断的,早在元代就东传中原内地,与元明清宫廷关系紧密。十三世纪开始,元代中央在西藏地方建立行政体制,西藏地方直辖中央政府。

  元朝中央政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事业中,十分重视任用西藏的政教领袖,萨迦派首领取得元帝室的敬信和支持,萨迦五祖八思巴被封为帝师,掌管总制院。总制院1264年设立,专门管理全国的佛教及西藏地方行政事务。元世祖忽必烈还委托八思巴创造了蒙古新字(即八思巴文),定为国书,下诏颁行,封八思巴为“大宝法王”。

  元皇室信奉藏传佛教,传入内地,帝师成为皇室的精神支柱,皇帝继位前要从帝师那里接受灌顶与戒条,宫廷中经常举行藏传佛教法事,一年达数百次。修建了众多寺院,如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白塔寺)。

  明朝对西藏的管理基本沿袭了元代的办法,明朝改变元朝独尊萨迦的政策,采取“多封众建尚用僧徒”办法,对各教派领袖人物,只要归顺朝廷、朝贡请封的,全给予封号,赐予印信,他们定期进京朝贡,朝廷给予优厚的赏赐。

  明代西藏与内地联系紧密,促进了茶马互市贸易往来,也促进了藏汉文化的交流。永乐帝派中官入藏取来藏经,1441年在南京刊出藏译佛经两大丛书之一的甘珠尔全部,这就是著名的永乐版大藏经。

  从永乐到明宪宗、明武宗都热心藏传佛教,宫廷内佛事活动频繁。西藏僧人地位极高。明朝前期留住北京的藏僧常在两千人以上。京内建了五塔寺、法海寺等不少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寺院。

  清帝充分了解藏传佛教在蒙藏地区的重要影响,把“兴黄安蒙”作为巩固蒙藏边疆的重要国策贯彻始终。尊崇达赖、班禅、章嘉、哲布尊丹巴等黄教领袖,给予崇高的地位。清代达赖、班禅三次到北京朝觐,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都受到皇帝的隆重接待。时间恰好在清朝的早、中、晚三个时期。他们的造访在宫廷中留下了印记,特别是六世班禅,为民族团结,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值得永远怀念。

  随着西藏与中央关系的不断加强,联系更加紧密,藏传佛教也逐渐成为皇室宗教信仰。

  故宫佛堂百年未动,仿佛是一个凝固的历史空间

  紫禁城内的藏传佛堂分布于内廷各区,有中正殿、中正殿后殿、中正殿东西配殿、香云亭、宝华殿、梵宗楼、雨花阁、慧曜楼、吉云楼、慈宁宫大佛堂、英华殿、慈荫楼、宝相楼、咸若馆、临溪亭、佛日楼、梵华楼等独立佛堂35处。有养心殿西暖阁、养性殿西暖阁、崇敬殿东西暖阁、宁寿宫东暖阁等暖阁佛堂十处。这只是简略的统计。

  无论是帝后日常起居的寝宫内,还是消闲游乐的花园中都有供佛之所。这些殿堂内满供着藏传佛教神像、佛塔、佛经、祭法器,组成了紫禁城中一个神秘的藏传佛教世界。

  每座佛堂供奉的主神不同,均有宗教崇拜的不同功用,其内的陈设布局依据格鲁派(黄教)教义,模拟西藏寺庙神殿,所以清宫佛堂内几乎囊括了西藏神殿中各类神像、神器。

  这些殿堂因处于皇宫禁城的特殊环境中,许多殿堂至今仍保持了乾隆时代的原始状态,从建筑到文物完整地展现了清代历史空间原貌,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存。故宫佛堂里香炉中的灰还是满满的,几百年来都没有动过,如同一个凝固的历史空间,它最真实地反映出清帝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实况。

  清帝何以对藏传佛教情有独钟?有政治上的紧密联系原因,也因满族民族文化与蒙藏民族更为接近,而且藏传佛教讲究密宗修炼,可以快速成佛,所以更合清代帝王的口味。

  现存清宫佛堂的建造年代,除少数为明代遗留的佛殿,如英华殿;以及清初顺治、康熙所建的慈宁宫后殿外;几乎全部为乾隆时期新建,或在旧建筑基础上改建的。

  这些佛堂为和整个紫禁城建筑群体相互协调,除雨花阁有明显的西藏佛教建筑特点外,其他佛殿建筑形式完全与宫殿建筑一致,内部建筑结构吸收了西藏佛殿的某些特点,如梵华楼、宝相楼。雨花阁仿照西藏阿里古格托林寺坛成殿形式,按照密宗四部仪轨修建,是藏传佛教密宗义理与建筑的完美结合。

  内地藏传佛教文物精华汇聚故宫

  故宫是明清两代皇宫,收藏文物近百万件,其中与西藏有关的文物就有几万件,是中国内地保存最完好、最丰富的西藏文物宝库。文物是历史的载体,故宫的西藏文物比之文献更直观、更真实地反映着西藏与中央王朝的紧密政治关系。

  西藏的佛教艺术精品荟萃紫禁城,是六百多年的历史积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具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

  故宫文物自身独具优势。首先是品类丰富,包罗万象。从佛堂建筑到经、像、塔、法器供器,一应具全。其次是珍品荟萃,以铜佛来看,早期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的古佛像、西藏的各历史时期的佛像都可见到,品相完好,并有清代的黄条记录,高僧鉴定,记录了佛像的名称来源、进宫时间等。另外,唐卡有上千幅,佛经有上千部。

  西藏佛教艺术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吸收了汉地、印度等多种艺术营养,凝聚了藏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元代后,内地佛教艺术水平普遍下降,西藏佛教艺术以其独特高超的艺术水准,影响了元以后整个内地佛教艺术的发展。

  今天看来,以乾隆为代表的清宫廷广建喇嘛寺院,大造佛像供器,大办佛事,花费了巨额的财力物力,是它消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从保存西藏佛教艺术精华,促进各族文化艺术交流,为后人留下一大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来看,又是一大贡献。

  每件文物进入皇宫的过程都凝固了一段历史,数万件文物组合成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图景,引领人们走进历史深处,感受中华民族相依相存共同发展的光辉历程。藏传佛教“传”的是文明,其博大精深的艺术魅力,连接着布达拉宫与紫禁城,连接着中原文化与西藏文化,连接着中华民族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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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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