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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宫廷与藏传佛教文化

　　作者：王家鹏

　　紫禁城，以宏伟壮丽的宫殿建筑与丰富的收藏为举世所瞩目。在这富丽庄严的宫殿之海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佛教世界，那是由遍布宫中的佛殿、数以万计的藏传佛教艺术珍品构成的佛教艺术天地。

　　藏传佛教，是我国佛教中重要的一系。公元7世纪，佛教从汉地、印度、尼泊尔传入西藏，与当地原始宗教苯教相互斗争和相互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亦称西藏佛教、喇嘛教）。自13世纪，藏传佛教始传入内地，为元朝皇帝所崇信，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被奉为帝师，领宣政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和藏区事务。元亡之后，藏传佛教对宫廷的影响并未消失，仍然受到明朝皇帝的崇奉。明朝在继承元朝扶植藏传佛教政策的基础上，改专奉萨迦一派为多封众建，使受封的西藏佛教各派首领频频入贡，与宫廷往来密切。明宫的英华殿等处供有西藏佛像，并设番经厂“习搬西方梵呗经咒。（1）。清代统治者早在入关之前与藏传佛教就有了接触。崇德四年（1639年），清太宗曾派人赴藏延致高僧。崇德七年（1642年），又隆重接待了卫藏使者。“兴黄安蒙”，是清王朝贯彻始终的基本国策，藏传佛教也成为清代宫廷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以活动场所为例，萨满教是满族的传统宗教，但宫内只有坤宁宫一处祭所，而供奉藏传佛教诸神的大小佛堂却遍布宫廷，甚至苑囿中也处处可见，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清宫佛堂分布于内延各区，接建筑形式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独立建筑，分六个区。中正殿区：中正殿，中正殿后殿，中正殿东、西配殿，香云亭，宝华殿，梵宗楼，雨花阁，雨花阁东、西配楼，这是全部由佛殿组成的一个建筑群，是宫廷佛教活动的中心。建福宫花园区：意曜楼，吉云楼，广生楼，凝辉楼，敬慎斋。慈宁宫区：大佛堂，大佛堂东、西庑，英华殿。慈宁花园区：慈荫楼，宝相楼，吉云楼，咸若馆，临溪亭。御花园区：千秋亭，澄瑞亭。宁寿宫区：佛日楼，梵华楼，养和精舍，粹赏楼，抑斋，养性段东、西配殿，以及养心殿东、西配殿。总计三十五处。

　　第二类为内含于建筑之中者。有善心殿西暖阁，养性殿西暖阁，崇敬殿东、西暖阁，宁寿宫东暖阁，宁寿宫楼上颐和轩东暖阁，寿康宫东暖阁，爆本殿东、西暖阁等处。

　　以上是根据现存文物遗格与有关文献记载粗略统计的。这两类佛堂有以下特点：

　　一、宫内佛堂为专人专用。中正殿、养心殿、宁寿官的佛堂基本是皇帝专用；慈宁宫、慈宁花园内佛殿及英华殿为后妃专用；重华宫是乾隆皇帝做太子时的居所，其内崇敬殿东、西暖阁佛堂则供太子使用；毓庆宫是皇子书房，其内爆本殿东、西暖阁佛堂，为皇子们礼佛而设。这些佛堂或集中于一区，或散布于花园，或与寝宫相连，供奉的全部是藏传佛教神像。

　　二、清宫佛堂的建造时期，除少数为明代遗留，如英华殿，少数为清初顺治、康熙时所建，如慈宁宫大佛堂，其余几乎全部为乾隆时新建或改建。现存佛堂反映的基本上是乾隆时期的特点。

　　三、为同紫禁城整体建筑协调一致，除雨花阁有明显的西藏建筑特点外，其余佛堂外观与宫殿建筑完全一致，但内部结构吸收了西藏佛殿的某些特点，如梵华楼和宝相楼。

　　四、依据藏传佛教格鲁派教义，每座佛堂供奉不同主神，如中正殿、宝华殿主供佛祖释迦牟尼、教祖宗喀巴及各显宗神像；香云亭供大小金塔七座；梵宗楼供文殊菩萨、大成德神像；雨花阁供密宗四部神像；雨花阁东西配楼为祖师影堂，供奉六世班禅、三世章嘉。它们体现了教义上的不同功用。

　　五、因紫禁城环境所限，无法建过多的崇楼高阁，但内部装修与陈设上多有变化，做到小而精，小而全，如养心殿西暖阁佛堂，以满足皇室成员宗教信仰活动之需。

　　六、清宫佛堂虽已经历漫长岁月，但因处皇宫禁地的特殊环境中，有许多至今仍保持清代的原状，从建筑到文物，完整地展现着清代历史空间原貌，是极其珍贵的文化遗存。

　　清代宫延设有专门管理藏传佛教活动的机构“中正殿念经处”，简称“中正殿”。据《大清会典》记载，这一机构成立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1），隶属于内务府掌仪司，主管宫内喇嘛念经与办造佛像事。初期由内务府宫员与大喇嘛负责管理，以后逐步升级，设中正殿管理王大臣专管中正殿念经处。下设员外郎二人，副内管领二人③。宫中佛堂日常念经上供，专设太监喇嘛负责。“凡各处念经喇嘛及堆画坛城、绕坛献舞呜法器、净地面诸执事喇嘛，皆由管理大臣除派。……又中正殿首领太监喇嘛二名，太监喇嘛六名；慈宁宫佛堂首领太监喇嘛二名，太监喇嘛四名；永安寺首领太监喇嘛二名，太监喇嘛八名。如首领太监喇嘛缺出，于太监喇嘛内挑补；太监喇嘛缺出，于学习太监内挑补。”④太监喇嘛是从小太监内挑选聪慧者经过学习经典后，披剃穿黄成为太监喇嘛的，兼有僧侣与奴仆的双重身份，这是清帝为适应宫延宗教活动的需要设置的。大型佛事，由中正殿行文京城喇嘛印务处派各寺喇嘛进宫，如一年一度的“送岁”、“跳布扎”。“腊八日中正殿下之左设小金殿（黄毡圆帐房也），圣驾御焉。御前大臣左右侍，众喇嘛于殿下唪经。达赖喇嘛、章嘉胡土克图至圣驾前拂试衣冠，申拔除之义，佛事毕乃散，谓之‘洞黎’，清语吉祥也，俗谓之‘送岁’。……十二月廿九日或廿七、八等日，中正殿前设供献，并设冠袍带履诸物，圣驾御小金殿。喇嘛一百八十四人手执五色纸旗，旋转唪护法经。又有喇嘛扮二十八宿神及十二生相，又扮一鹿，众神获而分之，当是‘得禄’之义。殿侧束草为偶，佛事毕，众喇嘛以草偶出，至神武门送之，盖即古者‘大傩逐厉’之义，清语谓之‘跳布扎’，俗谓之‘打鬼’（或云以难为人，非草也）。”⑤“跳布扎，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西藏宗教舞蹈，清宫“跳布扎”是直接从西藏学来的，据《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记载：“大皇帝下令：‘成立一支表演时轮和胜乐的四月供养舞蹈的仪仗队，从西藏派教习歌舞的老师来。’于是，由夏鲁寺派来两名舞蹈老师，他们来到后教习‘噶尔’和神兵驱鬼的‘羌姆’（跳神）两种舞蹈，按照章嘉国师的指示，从府库内非备了铜鼓、面具、顶髻、骷髅等道具，每当逢年遇节或举行法会时，都表演‘噶尔’和‘羌姆’。”（6）此项活动地点即在宝华殿前，每年定期举行，直至清末仍未停止。日常念经次数名目繁多，据《大清会典》记载，每年有喇嘛几千人次，一年到头在皇宫各处念经，全为皇室消灾免难祈福延寿，所念最多的是无量寿经。（详见文后所附表格）皇室成员去世后，还需喇嘛念经超度。如“太后升入梓宫后，令胡土克图喇嘛带领喇嘛二十名转咒，次日起喇嘛一百八名念经七日”（7）。清宫中藏传佛教活动直至民国小朝廷时期仍照旧举行。如“宣统十五年正月初三日，白塔寺乌喇嘛等带领各寺庙喇嘛等二十五名在宝华殿唪威胜天王经一日（8）”（宣统十五年，即民国十一年，亦即1923年）。可见藏传佛教影响之根深蒂固。在长达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佛事活动形成固定制度载诸《会典》，成为清代典章制度中的重要项目。

　　清宫佛堂内收藏了大量藏传佛教艺术品，都是藏传佛教供奉的圣物。主要是教义中所说“身、语、意三所依”的佛像、佛经、法器等。

　　宫廷收藏了大量珍贵的藏传佛教典籍，最具特色的是宫廷翻译、刻写的藏文经典，如乾隆内府泥金写本《甘珠尔》、满文《大藏经》、蒙文《藏经》等，刻写精美，装饰豪华。每一部经都是一件艺术珍品。尤其是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刊刻，更为藏传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还有仪式中必不可少的法器、供器，有许多也都是罕见的艺术精品。如雨花阁中大型立体珐琅坛城、金刚铃、金刚杵、七政、八宝等，用料考究，工艺精湛。最能表现藏传佛教艺术特点的是宗教绘画与造像。宗教绘画主要是各种质地、工艺的唐卡，有丝织、刺绣、缂丝等制品。造像种类更多，有金、银、铜、铁、宝石、陶瓷、泥各种质地，以金、铜造像为主。

　　“唐卡”是藏文译音，指绘制在布或丝织品上的卷轴画。绘画佛像悬挂于寺庙殿堂之中，宣传教义，为宗教信仰服务。

　　现存最早的唐卡是宋元时期作品。明清时代西藏佛教文化繁荣，是唐卡艺术发展的极盛时期，尤其是清代。清宫收藏的西藏唐卡主要为17、18世纪作品，17世纪前作品很少。当时称西藏唐卡为“藏书”、“番书”，宫廷绘制的唐卡，及北京地区绘制的唐卡通称“京画”，“番画”与“京画”有明显区别。西藏唐卡进入宫廷后，一般由宫廷工匠重新装衬，换轴头，选用宫廷名贵锦缎做衬边。如档案记载：“乾隆三十九年……胡士城交藏画像释迦牟尼源流一轴、藏画像燃灯佛一轴、藏画像弥勒像一轴，以上一堂系妆花缎边。……传旨俱照古云楼佛箱内收藏佛像边一样镶边，光挑锦片金呈览，得时在蕴真斋佛箱内收供。钦此。”（9）依据有非确记年的西藏唐卡可知内容为佛、菩萨、度母、罗汉、明王、护法等各种神像，传承祖师像，各种曼陀罗图像，形式分为单幅画像与多幅组画，如释迦牟尼画传、宗喀巴画传、历世达赖、班禅组画等。进贡宫廷的西藏唐卡主要为历世达赖、班禅所献，代表了17、18世纪西藏绘画的最高水非。

　　清代宫廷制作了大量唐卡，主要由中正殿画佛喇嘛绘画，造办处工匠装衬，宫廷画院画师及造办处画匠也秉承皇帝旨意参与绘制。如档案记载：“传旨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着艾启蒙画脸像二幅，其衣纹着姚文瀚起稿，完时着喇嘛画。”（10）姚文瀚、艾启蒙都是著名宫廷画师，艾启蒙是服务宫廷的波希米亚画家，曾师事郎世宁，必然会把西洋画法运用于作品中。本书图32乾隆皇帝佛装像，画家们把乾隆皇帝画成莲花围绕、众神簇拥的文殊菩萨化身，线条流畅自然，面部表情刻画逼真，比西藏唐卡肖像单线平涂画法生动得多，无疑是宫廷画师的手笔。但从整个画面的布局、色彩看又是典型的唐卡画法。宫廷所绘唐卡，基本上是西藏唐卡的仿制品，但由于宫廷汉族画师、西洋画师都参与绘制，使宫廷唐卡风格多样，与西藏唐卡稍有不同。西藏唐卡构图饱满，几乎不留空白，而宫廷唐卡在构图上，一般较为疏朗，空间感较强，主要形象独立于画中，周围是汉地的青山绿水，给人感觉较柔和轻松，是一种汉藏合璧的艺术风格。除绘画唐卡外，宫廷还在苏州定做刺绣、缂丝唐卡，如本书选用的缂丝密集金刚像、千手千眼观音绣像等，都是苏州织绣匠人按照西藏唐卡图样制作的艺术精品。由于其价值昂贵，在宫廷唐卡中也是数量极少的珍品。

　　与唐卡一样，清宫收藏的造像主要有两个来源，即西藏等地进贡与宫廷自造。在宫廷自造的佛像中，金、铜造像数量很多，艺术水平也最高。清代宫廷大约在康熙时期开始制造佛像。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皇帝为太皇太后造铜镀金四臂观音一尊，并在莲座上刻铭文（见图51）。这是宫中造像中有明确记年的最早的一尊，一直供奉于慈宁宫大佛堂。此像制作精湛，可以看出当时北京造佛工匠的高超水平。但康熙、雍正年间制作数量很少，且多无年款。大量制造佛像是在乾隆年间，尤其是乾隆中晚期，多刻“大清乾隆年敬造”款。乾隆以后，这项活动逐渐停止。现存金铜佛像主要为乾隆时期作品。

　　宫廷造像以小型为主，由中正殿画佛喇嘛先画纸样，再塑蜡样，后交造办处铸造。重要的佛像，每道工序皇帝都要审阅提出意见，不合要求处反复修改，最后请大喇嘛装纽开光。参与制造佛像的还有章嘉胡土克图等大喇嘛及宫廷画师。如档案中记载：“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三…传旨照佛海观音菩萨法身，着章嘉胡土克图拟佛一尊画样呈览。”（11）宫廷造像严格遵循《造像量度经》的规范，并直接听命于皇帝。乾隆皇帝对造像十分内行。曾“传旨将佛冠不周正处收拾好，其手内经挪在肩花上安供，肩花上经换下呈览（12）”。“四臂观音哈达板了，照释迦佛哈达一样往像里做，还要长些，钦此。”（13）甚至亲自动手设计佛像发样。“乾隆三十八年…交出御笔画得发纸样一张，本旨咸积金刚发矮，长高三分，照交出发样另改造。”（14）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乾隆时期宫廷造像是在皇帝本人的严格监督下制作的。宫廷造佛匠师不仅有内地工匠，还有西藏与尼泊尔工匠。西藏与尼泊尔工匠把他们精湛的铸造与雕塑技术传到宫廷，与北京地区传统的造佛工艺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清代宫廷造像风格。西藏雕塑艺术美的标非是建立在精确的比例和精心的描绘上的，宫廷造像严格遵循这一标准，且选材贵重，大量使用金银；做工精细，表层加工光滑，镀金锃亮，制作工艺超过同期的西藏造像。图36章嘉胡土克图银间镀金像，造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是一件工艺精湛、刻画精细生动的造像，是乾隆时期造办处工匠的代表作。宫廷造像虽然精细，但是完全一致的造型不免流于呆板，不如西藏佛像生动，缺乏内在神韵。

　　清宫收藏的西藏、蒙古等地进贡佛造像，种类繁多异彩纷呈，是宫廷藏传佛教造像中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最高的。主要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7至13世纪，斯瓦特、喀什米尔和东印度等地的佛造像，8至19世纪尼泊尔造像；（二）西藏12至19世纪的佛造像；（三）元代以来内地所造藏传佛像。

　　西藏地接中亚、印巴次大陆，是一个多种文化的交汇地。西藏佛教艺术起源于中亚、印度、中原汉地。早期的西藏佛教艺术品是对外来艺术形式的模仿，西藏寺庙中保存有印度尼泊尔古佛像，这些古老的佛像是寺庙中最珍贵的财富。其中一些进入清宫后，皇帝极其珍视，配制佛龛保藏。档案记载很多，如：“雍正元年……怡亲王交铜古佛一尊。……五塔寺阿撒拉达喇嘛认看同称此佛系文殊菩萨，背后镌刻之字系迦毗罗国字，字义是佛心咒语。”（15）显然，这是一尊刻有梵文的古印度佛像。由于刻有准确纪年的佛像极少，我们祇能依据其材质、造型特点来推断其产地与时代。图55红铜镀金菩萨像，身体比例匀称，姿态优雅，上身袒裸，下身着裙，一条宽帛带斜扎在腿部，背后附有形制独特的椭圆头光，是一件卓越的9至10世纪尼泊尔铜像。图49为IO至11世纪喀什米尔造像，其突出特点是头戴珠宝冠，身披璎珞，这是10世纪左右喀什米尔造像中一般称为装饰佛宝冠佛的特殊形式，是罕见的珍品。图56从其多层折角台座、舟形火焰背光、背光中莲花状装饰和菩萨的脸相可知，此像为11至12世纪左右东印度帕拉风格造像。这些印度尼泊尔古佛像虽不是西藏工匠所造，但它们是珍藏在西藏的珍贵文物，是早期西藏佛造像艺术的范本，对研究早期西藏佛教艺术及印度、足泊尔佛教艺术有极其珍贵的价值。

　　西藏造像与绘画一样，由于受到造像法的严格限制，许多佛像僵硬呆板。但技术高超的匠师们在仪轨允许的范围内，充分施展了艺术才华，创作出大量艺术精品。他们把佛的庄严慈祥，护法神的威猛粗犷，菩萨的清秀恬淡，度母的丰盈闲畅刻画得淋漓尽致，显示了藏族人民优秀的艺术才能。清宫收藏有各时期西藏佛像精品。如图41五方佛是13至14世纪受喀什米尔风格影响的藏西地区佛像佳作。白度母铜像（图60），女性姿态优雅柔美，面容丰满雍容，眉宇舒展秀丽，充分展示了白度母慈祥妩媚的动人形态，由于还采用了嵌宝石、刻花错金工艺，更增添了造像的华贵，是约18世纪有较多尼泊尔艺术色彩的城作。藏传佛教中历代圣贤、祖师地位崇高，他们的造像是清宫佛教造像中重要的一类，有莲花生，宗喀巴，历世达赖、班禅等。这些造像，外型简洁，没有过多装饰，着重表现面部形象，注意五宫、年龄、体征等，艺术水平很高。

　　元明两代北京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是清宫藏铜佛像的又一部分，工艺精湛，风格独具。图75大黑天像，座上刻“大明永乐年施”，是罕见的小型铁錽金像。裸露的肌肉部分是铁的原色，宝冠、璎珞、飘带、莲座镀金，嗟刀银制，色彩对比鲜明。大黑天怒目圆睁，沤眉直立，形象生动，刻画入微。铁的熔点远高于铜，加工制作难度很大，尤其是这样一尊样式狡杂的小型铸铁像，这充分显示了永乐时期北京宫廷匠师们卓越的技艺。图45“大明宣德年施”款的菩萨像，也是一尊造型生动的优秀作品。明代，特别是永乐、宣德时期，宫廷精制了大量佛像，赐给西藏宗教领袖；清代，这些佛像又由藏地献回皇宫。这些佛像特点鲜明，基本造型是西藏的，但丰满方正的脸形、流畅自如的衣褶飘带，却是汉地造像特征。它们与元代尼泊尔匠师阿尼哥传入的“西天梵像”艺术风格一脉相承，但又与汉地造像艺术的传统风格相融汇，创造了卓越的艺术成就。

　　上述介绍充分说明清代宫廷是一个荟萃藏传佛教艺术精华的宝库。藏传佛教艺术鲜明的民族风格、独特的艺术风貌，是中国艺术之林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美术史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章节。

　　文物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清宫廷收藏的丰富多彩的藏传佛教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清宫中佛堂建筑、佛教文物、制度化了的佛教活动，构成一个完整的藏传佛教文化体系。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与清代整个历史环境是一致的。如宫延收藏的大量西藏进贡的佛教文物，并非一次搜集，而是在长达二个多世纪的时间中，随着清代中央政府与西藏的密切联系积累而成的，也是西藏宗教领袖达赖、班禅与清廷关系的历史见证。

　　在清代历史上共有二位达赖、一位班禅进京朝觐。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六世班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三世达赖分别进京朝觐。这三位宗教领袖与皇帝会面的时间，恰好在清朝的早、中、晚三个时期。每次朝觐，献给皇帝的礼品，大都为造像、唐卡和法器。这些礼品，除了宗教意义外，还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如乾隆四十五年，六世班禅参加乾隆皇帝七旬万寿庆典，乾隆皇帝待之以隆重的礼遇，赏赐大量财物，六世班禅敬献了珍贵礼品，其中有：“镀金银曼达一个、金宗喀巴佛一尊、连嵌宝石座靠、立像扎什利玛释迦佛八尊…班禅在扎什伦布本身骑连鞍马一匹。”（16）六世班禅所献佛像、唐卡等大都珍藏在宫中，他骑乘过的马鞍也完好地保存着。六世班禅不幸在北京圆寂后，乾隆皇帝深表哀悼，除敕建清净化城安放六世班禅衣冠外，又将宫内雨花阁西配楼辟为六世班禅影堂，以纪念这位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献身的佛教大师。本书所选录的与六世班禅有关的佛教文物，就是这一民族团结史实的重要物证。

　　藏传佛教文化在宫廷中的深刻影响，从皇宫这一特殊角度充分说明了清代西藏与内地，藏族人民与全国各民族人民之间血肉相联的亲密关系，除了政治、经济上的关系，还有文化上的紧密联系。清朝皇帝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全面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藏文化，这一现象，反映了在清代全国各民族大统一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各成员之间文化的交融。遵化清东陵乾隆皇帝陵墓中满壁雕刻的藏文佛经与佛像，不仅表明了他的宗教信仰，同时也反映了一种文化上的认同。

　　藏传佛教是西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部分，凝聚着藏族人民的聪明才智。藏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自唐代开始，绵延一千多年从未间断。清代宫廷中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正是这绵延不绝的文化交流的继续和发展。

　　注释：

　　（1）刘若愚著《明宫史》

　　（2）嘉庆朝《大清会与事例》卷586。

　　（3）光绪朝《大清会典》卷98。

　　（4）同（3）

　　（5）吴振（）著《养吉斋业录》卷14。

　　（6）土观洛桑却吉尼玛着，陈庆英、马连龙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

　　（7）故宫博物院藏《中正殿档案》。

　　（8）同（7）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活计儅》3584一3587。

　　（10）同（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活计儅》3584一35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