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宗巨匠在法雨寺
　　法空法师
　　住锡法雨寺之因缘
　　励志潜修，法雨启化
　　报国闭关，创建灵岩山净土道场
　　弘一大师称扬印公
　　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于1940年农历11月4日在苏州术渎灵岩寺圆寂，享年八十，僧腊六十。
　　印公之本迹，不可思议。圆寂前，预知时至；火化后，舍利证信。
　　印公初示微疾，精神尤健。农历11月3日始见萎顿象。晚间仍食粥少许，食毕，对真达和尚等讲：“净土法门，别无奇特，但恳切至诚，无不蒙佛接引，带业往生。”
　　午夜1时30分由床起坐，说：“念佛见佛，决定生西。”说后，即大声念佛。2时15分，索水洗手，起立说：“蒙阿弥陀佛接引，我要走了，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西方。”说完之后，即坐在椅上，面西，端身正坐。3时，妙真和尚来了，印公以维持道场，弘场净土，勿学大派头为嘱。此后，即唇微动而念佛。至5时，乃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西逝。
　　1941年农历2月15日，为印公生西百日，举行茶毗之期。火化后，检骨色白质坚，重如矿质，触之作金声。顶骨裂五瓣，如莲华。32齿全存。发现舍利无数，其形，有珠粒，有花瓣，有瑰式。其色，有红，有白，有碧，有五彩。观其无数五彩缤纷舍利，亦知印公净德难思，悲愿无尽焉！
　　人们都知道近代高僧印公在灵岩寺，倡导念佛法门，立下规矩，寺中不做经忏佛事，僧人只静心念佛，成为海内外闻名的十方净土道场的大丛林。他是中华民族之灵魂，佛教之精英，莲宗巨匠。纵观中国近代佛教色彩斑斓，而他放射出的色彩多么光辉灿烂啊！
　　然而，再追溯其印公生前，修持净土法门，两度闭关宏扬净土大业，在普陀法雨寺，则长达37年之久。如今，法雨寺内，还设有印公纪念堂。
　　住锡法雨寺之因缘
　　1893年（光绪十九年）普陀山法雨寺化闻方丈北上京城请《大藏经》。检阅料理经书缺人，经一位法师介绍，北京圆广寺印光法师道行深广，办事精慎，于是化闻方丈特请印光法师协助。
　　印光法师法名圣量，别号常惭愧僧，陕西省合阳县（今合阳县）赵陈村人。俗姓赵，名绍伊，生于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古历12月12日。
　　1881年（光绪七年）他从合阳家乡，毅然投入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寺，随道纯和尚出家，时年21岁。
　　在寺内，事无钜细，任劳任怨，默默听从师父的指教，业余时间，还学习功课，特别是从读《怡山发原文》、《小净土文》中得到启示，知道净土工夫之难易，遂发心修持净土法门，深刻体会到“杨枝灯盏明千古，宝寿生姜辣万年”之奥义。
　　剃度之后不久，胞兄便到莲花洞寻他。名义上，要他回家别母，其实际，找他回去，不让他出家。他明知其故，义不容辞，只好跟随胞兄一起回家。原来他跟胞兄读儒书，从幼年开始学儒，受韩愈、欧阳修等儒家辟佛思想的影响较深，曾一度反对佛教。15年来，身体一直不好，因病困几年，在静养中，感到佛的伟大，于是回心转意，醒悟过来，顿革前非，思想起了变化，由儒入释，转为信奉佛教，皈依佛门，削发为僧。
　　在家里，受到训斥，逾门有禁，但是禁不住他坚定出家的心。终于他趁家兄外出，复又来到莲花洞寺。
　　道纯师父担心胞兄再来找，便命他出外参学。
　　次年，在陕西南部的兴安（今安康地区）双溪寺印海律师座下，受具足戒。法师善于书写，凡戒期中的所有缮写事宜，悉令代作。由于写字过多，眼睛发红，眼珠充满血丝，概不能视物。
　　因为受戒前，他曾到与陕西界邻的湖北莲花寺当照客。在寺中一次晒经时，偶然间，读了残本《龙舒净土文》心有灵犀相通，被书里的念佛法门深深打动。由此在他心里，种下了栖宏一生净土的基因。从而彻悟：这次眼病，乃是自身苦本所致。于是更专心念佛号，夜里，待其他僧众睡后，他却复又坐起来念佛，就是写字时，亦心也不离佛，冥求加被。虽然全力书写，仍然能勉强支持，戒期圆满，戒品亦领到，所有材料也全部写完，而眼睛亦完全痊愈。
　　从这事实证明：因目疾而念佛，由于至诚念佛，结果消除所患。说明“因真果正，损益在人”的因果关系。从此，他更深刻体会到：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发心以“净土为归”终其一生，专一修持净土法门，其缘肇造于此。
　　具戒后，志切专修，仍然回归终南山莲花洞，潜居念佛，间研教典。
　　1886年（光绪十二年）法师为了深究净土法门的秘学，离别了道纯师父，远赴北京怀柔县红螺山资福寺（乃是莲宗第十二代彻悟祖师净土道场）专修净土，入堂一心念佛，自号继庐行者。其意即继承庐山东林寺慧远祖师创导的净土遗风。除随众念佛之外，还历任云水堂香灯、寮元等职务。同时勤奋研读大乘经典，深入经藏，妙契佛心。
　　再者，由于深刻领悟彻祖遗教，持诵彻祖语录，手不释卷，所得至深，达到径路修行，理事无碍的境界，而净业大进矣！就这样，在彻祖净土道场参学了4年之久，后移居于北京龙泉寺、圆广寺，披览佛经，继续净修。
　　再说，印光法师为了帮助化闻方丈料理藏经，乐意接受他的邀请，欣然离开北京圆广寺，与他一起南下，来到普陀山法雨寺。
　　化闻方丈见印光法师道行超卓，便安单于法雨寺之藏经楼。
　　励志潜修，法雨启化
　　印光法师在法雨寺藏经楼专心念佛、阅藏。
　　寺内僧众见法师励志精修，大家都很钦佩。而他不但没有丝毫的自满自足的情绪，反而很谦虚，更加倍求精进，所以收益大，进步快。正因为法师在学习、修持、操行各个方面的表现，都比较突出，全体同参都异口同声，迫切要求他讲经。在不能推辞的情况下，法师于光绪二十三年夏，开始讲《阿弥陀经要解便蒙钞》一座。讲完之后，即于珠宝殿闭关（两期共6年）。通过这两期闭关，所做的苦行更深，其收获更大，从而达到学、行倍进的目的。出关后，由了余与真达和尚等，特创“莲篷“供养，与谛闲法师先后居之，但没住多久，仍然回归法雨寺。
　　光绪三十年，因谛闲法师为温州头陀寺上北京请《大藏经》。特邀法师一起赴都协助。他办完“请藏”事宜之后,仍回法雨寺藏经楼。
　　法师住在藏经楼里，默默无声，埋头阅读《大藏经》钻研佛教义理，造诣很深。但是他深居简出，韬光隐迹，终清之世，不喜欢与别人往来，亦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名字。只是昼夜专心念佛，以求早证念佛三昧。然而鼓在宫内，其声音闻于外面。德厚流光，终不可掩。
　　1898年上海高鹤年居士到普陀法雨寺吊唁化闻方丈圆寂，与印公初次见面。印公开示净土宗修学方法，得到高老的称赞，于是引荐他著的文稿数篇，于1912年刊登在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虽然不知道常惭是谁，但文字般若，却引起广大读者的感叹。
　　1917年又有天津刻经处徐蔚如居士出资，将法师信稿数篇编为《印光法师信稿》印行，深受欢迎。第二年春，徐居士又得法师文稿20余篇印于北京，题为《印光法师文钞》，梁启超撰弁言。
　　1920年徐居士又搜集法师文稿数十篇，合订两册，铅印于商务印书馆，木刻于扬州藏经院。
　　1922年至1926年间，逐次增广。后来重新排印于中华书局，题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共四册。
　　现在，全国各省以及海外各地，所流通的四册《增广印光法师文钞》都是按照那时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
　　四册文钞中所收集的文章，世间法、出世间法无不包罗。不独佛理精遂，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五伦八德等，儒家经世之道，不背于净业三福音，亦必发挥尽致，文义典雅。如《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与体安和尚书》等文章皆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群机，发挥禅净奥义，决择其间难易，实有发前人所未发之处，深刻体现出他的净土思想。
　　徐居士赞法师的文章：“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浅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忱倾仰矣！”
　　梁启超在读到法师的文章后，还题词大加赞美：“古德弘法，皆觑破时节因缘，应机调伏众生，印光大师，文学三昧，真今日群旨之眼也。诵此后，更进以莲池、憨山、紫柏、藕益诸集，培足信根，蔗解行证得，有下手处。启超具缚凡夫，何足以测大师。述所益受，用策精进云尔。”
　　当初，徐居士无限尊崇印光法师，认为他是一位正知正见，续佛慧命的圣者，因此奉母登山，求皈依于他，但是，印光法师很谦虚，没有接受，婉言推辞，却介绍徐居士母子前往宁波观宗寺皈依谛闲法师。
　　1919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三恳求印光法师收为弟子。法师认为时机成熟，不再推辞，故各赐法名，给予皈依。从那时起，才开始接受在家皈依弟子。
　　拓广净土法门，开导学者本诸经论，流自肺腑，不离因果，不涉虚文。不论达官贵人，富商，一般市民，农夫田妇，不拘贵贱贤愚，男女老幼，一种平怀，三根普利，一律平等对待。但念世风日下，非提倡因果报应，不足以挽颓风而正人心。为什么要提倡因果报应呢？因为因果论是佛教核心理论基础。“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在明因识果的道德原则指导下，一一示其前因后果，明白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真理。使人欲为恶而有所不敢，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从而注重因果，而达到净化自身的目的。
　　人根陋劣，非实行信愿念佛，决不能了生死而出轮回。何谓信愿念佛？
　　1、信释迦牟尼佛。
　　2、信我世间是苦无乐。
　　3、信西方极乐世界无有众苦但受诸乐。
　　4、信阿弥陀佛大誓愿力。
　　5、信我是业障凡夫，不能自力断除烦恼，了脱生死，一定要靠佛力。
　　6、愿生西方净土。
　　7、愿离世间苦海，天堂，地狱，人间富贵我不去。
　　以上七条是印公专为提倡信愿念佛而修订的。同时还强调念佛要与守戒相结合。戒是什么呢？戒就是道德的原则，道德的约束，或者说人类生活的共同准则，只有将念佛和守戒二者结合起来，念佛才不会背离其佛教道德的精神，所以称名念佛时，关键应当忏悔，持戒，诚恳发心。
　　凡有请益印公，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使其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遵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他虽深通宗教，从不谈玄说妙，更不空谈。针对某些学佛者空谈理论，空想往生西方，在现实生活中，啥事都搁下不做，将念佛与生活相脱离的偏向，给予纠正。
　　念佛，非徒修行之虚名而已，必须脚踏实地尽力做去。否则，便成妄语中的妄语。知之匪艰，行之维艰。世间多少聪明人，皆以唯说不行，了此一生。徒入宝山，空手而归。按现代语言之意，即注入积极，面对实际生活的精神，即将净土法门理论与现实社会实际相结合，关键是把西方极乐世界的佛教精神，当成改造现实的动力，鼓舞学佛者去实现人间净土，为往生净土准备资量。从而悲心更重，难行能行，言行合一，且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不介于怀，成为真修实践之士，更好地荷担如来家业的角色。这样因机施教，唯理是依，更能适合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修持，使人人皆知而能行，闻者当下受益。
　　由于读了印公文章之缘起，而羡慕印公之道德，渴望拜访之善男信女，日益增多，或航海梯山请求皈依，或书来信往，乞赐法名，虽然形式不同，从此皈依印公坐下的人，实在很多。接受印公依教奉行，持斋，念佛，精修净业，而往生西方净土之士，亦难以枚举。总之印公以弘扬净土的文章，随着佛教刊物，《文钞》的传播，流通全国各地，乃至于海外，以文字摄化众生，利益世间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例如，福建省福鼎县桐山街高邵麟，是一位有钱有文化的商者，因为无子专程赴普陀山，向印公请教求嗣之事（印公在复信中，也作了答复）。就因为此事亲近了他，从而得到了教化，信奉了佛教，深刻认识了自己：年临知命，来日无多，又无知识益友之可亲近，为何不专修净土，一心念佛呢？
　　正因为这一原故，高邵麟更迫切向印公求教学佛，并多次要求皈依座下。首先没有答应，后经多方观察了解，证实高邵麟学佛，修持心切，肯下苦功夫，终于接收高为皈依弟子。告诫他：“要在心地上用功夫，不要像学者之流，专说假话，不修实行，沽名钓誉，以求体面。”并指出：汝日暮途远，宜从径直之法，且专门读诵净土三经，及普贤行愿品，研究诸经注疏。
　　除了面授之外，还给高写了许多信，光选编在《文钞》中，就有四封长书。特别对于“了生死”之问题，在复信中，阐述得更详尽：“况求生西方者，不可怕死。若今日即死，今日即生西方。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岂可要死，且不愿死。既贪恋尘境，不能放下。便因贪成障，净土之境不现，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之境便现。境现，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矣。往生西方，便成画饼。故修西方人，今日死也好，再活一百二十岁死也好。一切任彼前业，不去妄生计较。倘信愿真切，报终命尽，便即神超净域，业谢尘劳。莲开九品之花，佛授一生之记矣。”他又写了一个“生”字的法语：
　　生 若生西方庶可与佛光寿同一无量无边矣 智生鉴
　　佛说一切大小权实法门，皆须仗己功力，断惑证真，方出生死。若惑业有一丝毫，生死决定难出。佛愍众生无力断惑，难了生死，故特开一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横超法门。无论断惑与否，若具真信切愿，持佛名号，及修行众善，回向往生，无一不得生者。即五逆十恶之人，临终地狱相现，若心识不迷，闻善知识教以念佛求生西方。若念十声，或只一声，当下命终亦得往生。
　　印公对于了生死之“死”字的分析最精辟，最透彻，真正看得破放得下。在他寮房内的墙壁上，贴满了有关“死”字的法语条幅，其中有一条幅是：
　　死 学道之人念念不忘此字 则道业成
　　在高邵麟的影响之下，福鼎县城内王厝晚清秀才王翼谋，白琳镇翁江村柳碧江等，先后赴普陀山求法，皈依印公座下。王翼谋皈依后，便到山门里净莲阁专修净土法门。
　　还有一位屠宰店的张老板，因看了《憨山大师放生偈》思想有感触：“放生与杀生，果报明知镜。”认识了自己专搞杀生行业，杀了无数畜牲的生命赚钱，是有罪的，故而也想学佛，求忏悔。于是自己一人悄悄地来到普陀山，找到了印公，将自己带来的500银元，作为缘金，供奉给他。
　　想不到，第二天印公却将那银元原封不动，全部退还给张老板。为什么呢？他仔细端祥观察，发现这银元中，有的银面上染有血丝的痕迹，疑为来历不明，故而全部退还。
　　张老板二话没有，以为印公已经开悟，有先知先觉：知道这是杀生害命钱，所以才不要，心里极为难受，回到家里，将那500银元布施给城外的一所寺院。从此之后，他真的放下屠刀，不再经营屠宰店，开始信奉佛教，皈依佛门了。
　　即使是监狱内的罪犯，印公也以无缘之慈悲，化及囹圄。1923年，浙江定海县陶在东县长延请印公于监狱弘宣佛法。他令智德法师任其事，在监狱宣讲安士全书，关于因果报应，净土法门各要旨，狱囚亦多受感化。及上海王一亭等居士发起江苏监狱感化会，聘请印公为名誉会长，请师邓朴君等居士，皆是印公的皈依弟子，由师示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及注重因果，提倡净土，为讲演之要目。而狱官监犯，因之改过迁善，归心大法，吃素念佛者，亦大有其人。
　　印公俭以自奉，厚以待人。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美丽，有供养美珍衣食，非却不受，即转锡他人，若普通物品，令持交库房，决不自用。
　　凡来山善男信女香敬、供养之费，悉皆代人广种福田，用以流通经籍，救济饥贫。但权衡轻重，先其所急，而为措施。
　　如1926年捐稿费3000元赈甘肃水灾。1936年为了救济缓远难胞，应聘至上海圆觉寺，开讲“济灾法会”皈依者数千，将供养2900余元和印书款1000元，全数用于济灾。
　　印光法师不仅生活俭朴，又宿誓不作寺庙主，客居法雨寺，晦迹精修，绝少他往，不讲名，不讲利，不喜欢眷属，不收出家徒弟。
　　1922年定海县陶在东县长汇师道行呈请大总统徐世昌题赐“悟彻圆明”匾额一方，斋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而印公则认为是空中楼阁，自无实德，惭愧不已。
　　再者，马契西欲为印公立传，他则去函严肃指责：“汝为什么为我作传，胆敢以去圣时遥，真修日鲜等四句下……汝意谓说得好听，便为荣幸乎，不知以凡滥圣。”（据《文钞》中《与马契西书》）
　　同年陶在东县长，请印公修《普陀志》。印公允其请，并聘请王亨彦、许止净编纂《普陀洛迦新志》。后来又修订五台、峨眉 、九华等三山志。
　　关于四大山志的重修，印公指出：“四山旧志，皆属不通佛学之儒士所修，故买椟还珠。山志志山而不志佛，颠倒行事，虽有其志，不能令见闻者增善根，种菩提因。”
　　通过修辑四山志，流通全国各地及海外，由信向而改恶迁善，返妄归真，实为挽世道人心之根本要务。
　　继之，又重刊《十要》，增编《五经》（《十要》即藕益大师以正法眼，于阐扬净土诸书中，选其契理契机，至极无加者，辑为《十要》；《五经》即《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势至念佛章》、《普贤行愿品》）。
　　《文钞》四册 ，其中为普陀山各寺庙所作记、序、疏等，就有30多篇。
　　1918年，印公由高鹤年居士陪同与狄楚青、程雪楼、王一亭等居士会晤，泛论净土法门，这是他在上海弘扬净土的开始，从此莲风重振，持名念佛风摩一时。
　　次年，印公与高老为印经再次一起来到上海，并为南洋烟草公司创办人简玉阶兄弟和其他居士讲说净土法门。听讲后，简氏兄弟资助1000多元，作为印经费用。后来他俩还发心舍宅，创办上海净业社（今常德路佛教居士林觉园）。
　　1922年，印公又因印经事宜到上海，真达和尚请他住在太平寺。上海施省之、王一亭、黄涵之、冯梦华，南京魏梅荪，西安王幼农，淮阳王慧常，江西许止净，嘉兴范古农等诸居士，或因私人问道，或因社会慈善，或有所咨询，亦时莅太平寺向印公请益。至于各方投函者，更仆难胜数。
　　其后，太平寺就成为印公弘法利生之净土道场。他多次来到上海，广印经书，泛结佛缘，皈依他栖心净土的在家弟子越来越多，由此声名大振。其间，上海佛教居土林还按照他的旨意，组织莲社，提倡念佛法门。上海佛教净业社则请他讲演净土法要。当时，世界佛教居士林创办《世界佛教居士林月刊》，都曾刊有他弘敷净土的文章。随着刊物的传播，印公的大名，又以上海流向全国，及至于海外。
　　与此同时，在魏梅荪的合作下，还在南京创立放生念佛道场，开办佛教慈幼院。总之，印公这段时间，因为印经，流通佛书，与各地居士会见，经常从普陀往来于上海，都是暂住在太平寺。
　　报国闭关，创建灵岩山净土道场
　　因为上海太平寺交通太方便，信札太多，人事日繁，印公急欲觅地归隐。真达和尚乃与关絅之、沈惺叔、赵云韶等诸居士商议，遂将苏州报国寺，举以供养。终以法缘所在，印公遂于1930年2月正式迁锡报国寺，一心闭关，撰写宏法文章。将上海印经之事，纸版数百种，及印而未经流通之书数万册，付诸明道法师主持，并在王一亭、黄涵之等居士的协助下，在上海觉圆寺创立弘化社，以印行流通佛教经籍为宗旨，弘扬净业。同时将木渎灵岩寺立为专修净业道场，制定一切规约章程。1935年，明道法师入寂，弘化社搬进苏州，印公以75岁的高龄，重又挑起弘化社的繁重工作。
　　1936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当时圆瑛法师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在爱国心驱使下，圆瑛会长联合上海佛教界，在沪启建护国息灾法会，恭请大师出关说法。印公钦然允诺，以76岁的高龄，每天在沪开示两个小时，护国利生，不遗余力。
　　1937年冬，苏州沦陷，这时印公应灵岩山妙真和尚的邀请，离开报国寺，避居山上。在山期间，他做了两件大事：
　　1. 继续将灵岩山改建为专修净土的大道场。
　　2. 继续举办弘化社，流通佛经，饶益群生。
　　印公移锡木渎灵岩寺，安居刚满三载，孰料智积菩萨显圣之刹，竟为他示寂归真之地耶。由于他对我国近代净土宗的振起贡献巨大，所以被后人尊为我国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
　　弘一大师称扬印公
　　弘一大师对印公倾倒备至。还在1924年时，大师在答复王心湛居士的信里，就曾剖自心迹说：“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唯光（印光）法师。前年曾致书陈情，愿厢弟子之列，法师未许。去岁阿弥陀佛诞，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宝悲力加被，复上陈情，师又逊谢。逮及晚岁，乃再竭哀恳，方承悲摄受，欢喜庆幸，得未曾有矣。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云：法雨老人，禀善道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章灵峰（藕益），步武资福（彻悟）弘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
　　同年5月，弘一大师自温州庆福寺出发，前往普陀山参拜印光大师，在法雨寺谒见印公，举行简单的拜师仪式，并随侍共居7日，用心观察印公的嘉言懿行。发现印公注重惜福，衣食粗劣，修道不懈，深受教诲。1941年弘一大师在泉州檀林福林寺念佛法会开示，题为《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他称扬印公的四大盛德：
　　1、习劳：印公一生，最喜自作劳动之事。余于民十三年（1924年）曾到普陀山，其时公年64岁，余见其一人独居，事事躬自操作，别无侍者等为之帮助。直至去年，公年80岁，每日仍自己扫地、拭桌、擦油灯、洗衣服。公既如此习劳，为常人作模范，故见懒惰懈怠者，多诫劝之。
　　2、惜福：印公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很简单粗劣，力斥精美。民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7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公房内观察公的一切行为。公每日晨仅粥一大碗，无菜。公自云：“初至普陀山，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食毕，以舌舔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至午食时，饭一大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舔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公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友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菜泼弃痰桶中者，公亦呵诫之，以上举饮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均类此也。
　　3、注重因果：印公一生最注重因果，常语人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皆知，现有如此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公无论见何等人，皆于此理痛切言之。
　　4、专心念佛：印公虽精通种种佛法，而自行劝人，则专依念佛法门。公之在家弟子，多有受高等教育及留学欧美者，而公决不与彼等高谈佛法之哲理，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彼弟子辈闻师言者，亦皆一一信受奉行，决不敢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议。此盖印公盛德感化有以致之也。（据《晚清老人讲演录》）
　　弘一大师在普陀山法雨寺随侍印公虽只七日，却对他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从此他操行至苦，持戒至严，治学至慎，皆以印公为楷模，严以律己，一丝不苟。1924年秋，他应邀至上虞白马湖会见好友夏丐尊，夏老以香菇等供斋，但他不就，改用豆腐也不受，最后只得按照他本人的要求，白水煮青菜，用盐不用油，弘一大师才欢喜用餐。
　　载于《香港佛教》1996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