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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燕京禅宗传播史迹考述
黄春和
辽代是我国历史上崇佛十分突出的一个王朝，曾出现了“一岁商饭僧三十六万，一则祝发三千”①的盛况。辽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奉不仅体现在兴建寺塔、造像刻经等功德事业上，而且对佛教思想也深怀兴趣，极为重视，他们一方面深入经藏，探究佛理，同时还制订严格的考选制度，以促进佛教教学的发展。在辽帝的崇重下，燕京作为辽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佛学的发展盛况空前，宗派林立，高僧辈出，成为辽代佛学传播的重心。在当时流行的各教派中，最兴盛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密宗，另外净土、法相、三论、律宗、天台、禅宗诸宗派也都有一定的影响，整体上体现出重视义理研究，轻视禅修实践的佛学风气。
禅宗是当时燕京流行的众多佛学流派之一，虽然传播不及教宗兴盛，主要流行于辽代初期和末期，但影响不可忽视，这主要是因为辽代末期有临济和曹洞两个派别的双双传入。这两个宗派传入后很快立稳脚跟，最终在派系和传承上成为金元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禅宗发展之源，在北京佛教史和禅宗传播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下面对辽代禅宗在初、末期传播情况略作梳理、考证，遗漏或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
一
辽初期禅宗传播主要继承唐代余绪，但势力较唐时已明显式微，传播踪迹有盘山感化寺和京西马鞍山潭柘寺。盘山是唐代禅宗弘传的重心，禅寺禅僧都集中于此，极一时之盛②，可是到了辽代已全无惜日之风彩；辽初时史料里只留下智辛一位禅师在此活动。智辛，俗姓王，金台三河(今河北三河县)人。十五岁“愤悱违亲，礼创兹寺降龙大师门人彻禅师”出家。“精勤求法，风夜澄神”。唐乾宁元年(894)年满受具戒。之后游方参学。“访真侣于江南，礼名山于湖外”；“曾届于州”，“悉悟玄机”。期间还读大藏经，“明诸佛行”。通过真参实学，德业俱进，四众向其“问禅”、“请益”者不断。后返盘山故寺，重开法席。不久受请入燕京，驻锡崇国寺，参问者“往来如云”。天禄五年(951)坐化生西。火化后葬于燕城之北。辽应历二年(952)于寺之东〓“起塔供奉”。门人有崇德、崇信等九人③。
潭柘寺位于京西门头沟区马鞍山脚下，辽初有从实和开龙两位禅在这里活动。从实来自湖南，为曹洞宗二世孙，辽太宗会同年间(938—947)抵于燕京④。他曾聚徒千人讲法，影响甚大，后世以“潭柘”之名称誉称他⑤，足见其影响非同一般。后示寂于华严祖堂，塔葬于山中。其塔在今寺西南五里莲花峰山腰处，因年久失修，早已塌毁。开龙禅师，名智常，活动时间在天禄之初(938—950)。志书只记载他重建了潭柘道场，其余事迹均不详⑥。潭柘寺在开龙智常之后屡经更名。景宗保宁初(969、979)名悟空院；圣宗统和十九(1001)改名万寿禅院；太平年间(1021—1084)又改名华严寺⑦。百年之间寺庙如此频繁地更名，这也暴露了寺庙宗风不振的迹象。
辽初禅的传播不过是昙花一现，很快便陷入了长期的沉寂。它的沉寂来得十分突然，分析其原因应有两上方面：其一，辽代佛学继承唐代的遗风，许多佛学大师都是来自燕云十六州的北方诸地，这些地区的佛学在辽以前便受到长安和五台山两个佛教重心地区的影响，注重佛学义理的研究和讲说。这一学风正好迎合了契丹统治者急于了解中原文化，学唐比宋的心理，因此不断得到统治者支持，得以迅猛发展。禅宗形成了南方，标榜“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其主旨和风格与注重义理研究的教宗大相迳庭。这一相异的学风决定了禅与教互不相容的矛盾的存在。在唐代禅与教的斗争就十分激烈，到了辽代这一矛盾仍未消解。教宗占据明显优势后对禅宗采取了无情的排挤和打击。辽统和时(983—1012)著名佛学大师诠明再定经录时，竟以禅宗根本经典《六祖坛经》为伪妄之作，不仅排在经录之外，而且“全予焚除”⑧，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由此足见当时禅教斗争之激烈，亦可见禅宗被动的局面。共二，禅宗的教学特色不合辽统治者的根机。禅宗主张不立文字，强调主观内审，“见性成佛”，这一宗风和旨趣要求具备深厚根机的人才能修学禅宗，而辽代统治者不仅没有佛学基础，就连汉文化基础也十分薄弱，玄奥深邃的禅理和变化莫测的机锋对他们犹如对牛弹琴，因此对他们来说选择说理性较强的教宗无疑是首选对象，不仅适合他们自己的兴趣和接受能力，也可起到辅助王权的教化作用。由上两方面原因可见，辽代禅宗陷入长时间沉寂与当时政治和佛教背景密切相关，它在教内孤立无援，在教外又得不到统治者的传统，这样的历史背景注定了它的发展命运。
二
辽代末期，禅宗从南方宋地重新传入燕京，给燕京禅宗带来了复燃的火种，通过外来和本土禅僧的共同努力，很快在燕京大地上传播开来。当时南来的禅宗有临济和曹洞两个派别，这两个派别是当时中原内地最有势力的两个禅宗支派。它们在燕京各有其代表人物和活动地点。临济宗以竹林宝、竹林安、通理、通圆、寂照等人为代表，主要活动于城内竹林寺和大安山延福寺；曹洞宗以青州希辨为代表，主要活动于京西潭柘寺。
临济宗的传播以燕京城内竹林寺影响最大。《元一统志》、《析津志》对此寺均有记载，称寺“始于辽道宗清宁八年，宋楚国大长公主以左街显忠坊之赐第为佛寺”，“古德海公所住，迄今宗门有灵曰海西堂是也”⑨。查考海西堂，在《临济正宗碑》10中列有他的名号，称海西堂容〓，为临济宗第十世宗师；在海西堂名号前，《临济正宗之碑》中还列有“竹林宝”，“竹林安”两位宗师。从海西堂与他们的师承关系看，这两人名号前所冠之“竹林”应为燕京城内的竹林寺无疑。竹林宝、竹林安和海西堂容〓生卒年均不详，好在竹林宝的第五传弟子海云印简生卒年清楚，他生于金章宗泰和二年(1202)，卒于金贞五年(1257)11。以海云卒年为下限，按师长弟子30岁之概率推算，竹林宝和竹林安二人的活动恰好跨在辽金交替之际，也就是说辽时应有他们二人的活动。辽时有两位临济宗匠在竹林寺活动，可见竹林寺无疑是当时临济宗传播的一个重心。
与竹林寺同时，大安山的延福寺也是临济宗传播的一个重要道场，当时有通理、通圆、寂照三位禅僧在此活动。《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记载此寺禅宗的缘起及影响说：
“至康安二号，南宗时运，果有奇人来昌大旨。遂以寂照大师，通圆、通理此三上人捷生间出，口口中之龙焉。传佛心印，继累代之高风，口无胜幢，作不请文。俾祖光回顾，口灯无味者，始自三师。玄风大扉，开迷云而显惠口；智口发光，没前疑而通后滞；潜资鞭影，得法益者不记。圣教暨今，禅俊如林，洋洋于满周沙界；得法传心，▲▲乎名相莫拟，斯乃学口虽众厚其根本。唯三上人乃曹溪的嗣，法眼玄孙，为此方宗派之原，传心之首者矣。是知后果学修进玄机激扣，咸有所归者，岂不口悉焉。”12
由此知禅宗传来的时间、因缘和南来“奇人”与通理、通圆、寂照”三上人“同昌大旨所产生的影响，这为我们研究辽燕京禅宗传入时间与传来地域也提供了十分可靠的依据。值得注意的是通理等三人所传禅法的宗派，碑文说他们是“曹洞的嗣，法眼玄孙”，按字面理解应指六祖慧能大师的嫡传，法眼宗文益(985—958)大师的第四传。但是联系禅宗法派发展的历史分析，说他们是六祖大师的嫡传没有疑问，但说是法眼的玄孙则不符史实。因为法眼宗自第三世永明延寿之后便开始衰微，到北宋中期法脉就已断绝。《中国佛教》说：“法眼宗为五家中最后创立的宗派，文益、德韶、延寿三世嫡嫡相传，在宋初极其隆盛，后即逐渐衰微，到宋代中叶，法脉就断绝，其间不过一百年。”13由此看来辽时法眼宗传入燕京是不可能的。笔者以为这个“法眼”所指应为临济宗第五世法演大师；“眼”应为“演”的一个别字。在辽代碑刻资料中，音同义不同的字相互替代现象十分普遍。如同一语句中“曹溪的嗣”的“的”字，按语意理解应是“嫡”字无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另外五祖法演与通理等三人的关系从时间上看也是基本相符的。从《临济正宗碑》记载看，法演的玄孙为竹林安，我们前面按概经推算已知竹林安在辽末期有其活动，而通理等三人正是辽末期人，既然竹林安为法演玄孙辈，那么通理等三人为法演玄孙辈也就合理而有据。通理等人与竹林安既是同宗又是同辈，他们之间是否有关系呢?笔者暂时不敢断言。但是据南宋洪皓《松漠纪闻》中“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院”14和《观音堂记》中“康安二号，南宗时运，果有奇人来昌大旨“两处记载分析，竹林和延福两个禅寺都与南来禅僧有关，它们在法脉传承上应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通圆和通理事迹《观音堂记》有记载，但都不甚详细，下面参考其它零星材料进行补充介绍。通圆(1049—1104)，讳法颐，姓郑氏，燕京良乡县南石村人。“生而神俊，性异常童”，“幼慕佛乘，志乐出家”。礼燕京开悟寺金刚大师为师，年未满便受佛戒。既而“登于学肆”，以华严为专攻。后“因倦学律，访寻山水”。后闻莲花峪胜迹，杖锡而至，通理也同时挂锡于此。“自届此居，心坚志爽，唯务口学”，德业因此而大进。道宗皇帝闻其道风，宣请瞻礼，“特赐紫袍和通圆之号”。至天祚帝时又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并加赐“特进守太师，辅国通圆之车”。通圆因此而名声大振。后至京西紫金寺(包世轩先生认为此寺在今门头沟区西部山地间的田庄乡田庄村，已讹传为“紫荆寺”)，信众“步礼而来受忏悔罪者，曰不减二十余万”；“五京三学龙象皆来奔凑”，求皈依者以千万计。乾统四年(1104)因疾而终，寿五十五。门徒遍布五京，达数千之众。其中受紫衣者十余人。灵骨舍利塔葬于本寺祖茔之中。15
通理(1049—1098)，讳恒策，字开玄，俗姓王，上谷矾山县(今河北涿鹿县矾山镇)新安(矾山县辖下村镇)人。世袭农业，家积纯善。父名保寿，母名刘氏，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三。“生有异表，幼而神俊”。七岁从宝峰寺崇谨出家，法名义从。幼岁以“百法为业”，十六岁时便能登堂宣讲。后来学习中观、唯识，“靡不圆通”。由此得到燕京城内永泰寺守司徒守臻大师器识16，投之门下，受赐法名恒策。“自兹左右，抠衣无倦”。二十三岁从守臻得法。当时宗天皇太后、道宗皇帝闻其名，特“赐紫袍，号通理焉”。从守臻得法后，通理先至涿州开演大法，之后“杖锡孤征”，最后卓锡大安山莲花峪。在大安山，他“结茅〓草，宴居林下”，精进弥勤，朝夕无倦，德业因此而大进，道风亦随之远播，“五京缁素响师道风者，若葵心向曰”；道宗皇帝倾其德范，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后又赐封他“检校司空”，但他劳让未受。四方缁素还纷纷请他出山讲法。他在燕城永泰寺开坛时，“五京缁侣闻风而至，龙象学徒日不减三千之数”17，道誉之隆由此可见。大安八年(1092)通理发起续刻石经，他与门人崇昱“结心相与”，共赴云居寺筹备18。大安九年他“开放戒坛”，募得银钱“万余镪”交给弟子善定具体办理。至大安十年“钱已费尽”，共刻成石经四千零八十片，经四十帙。天庆七年(1117)，他的另一弟子善锐见经碑示湛主，恐有残坏，又与善定同议募功，于寺西南隅“穿地为穴”，以藏石经，同时亦将道宗皇帝赐银所刻石经一百八十片(大碑)藏于其中。穴上立塔，“刻文标记”19。1957夏佛教和文物部门根据天庆七年《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舍利塔记》中“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20的记载，掘开地穴(塔于抗战时毁于炮火)，终于发现了埋藏八百余年的通理刻经，同时还发现了道宗刻经和金代刻经，总计达一万零八十二片21。目前这批石经陈列于云居寺专辟的展室之中。睹物思人，古人的伟大愿力令人崇敬和钦佩!据前不久电视和报纸消息，在文物和佛教部门倡议下，这批石经将在1999年9月9日9日9分9秒——世纪之交的一个吉祥时刻重归地穴22。
另据记载，通理刻经前后还曾活动于佛崖山、王华岛、银山宝岩禅寺。在佛崖山时，慧聚寺(今戒台寺)著名律僧悟敏曾亲往参礼，并于通理“言下有省，豁然有所指归”23。在王华岛时有僧人崇昱问禅于他，他向崇昱“授以达摩传心之要”24。在银山宝岩寺，他曾继寿昌间满公禅师法席而为该寺之住持25。以上三处地点唯识银山宝岩寺知其具体所在，在今昌平银山上，其他两处一时难以确定。全从通理活动的行踪看，它们应在今北京西部山区一带。寿昌四年通理(1098)圆寂，世寿五十，僧腊四十三。荼毗后“双睛不烬，颔齿犹存”。灵骨舍利分葬四处，各起灵塔供奉。一生度化弟子一百五十余万。其中“皇储以下及百官等八十余人，公主国妃以下等五十余人”，“善字训名上首学资一百余人，剃度门徒四十八人”26。通理一生，著述宏富，碑文记载他著有《梵行直释》三卷、《记文》四卷及其他遗文。所幸的是他的一些撰著在房山石经和俄国所藏黑水城遗书中保存了下来。在房山石经中保存有他的两篇短文：《先师通理三制律》27和《通理大师集金刚礼一本》28。在俄藏黑水城遗书里有《通理大师立志铭》、《性海三制律》等。俄国所藏情况是由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方广先生不吝赐教的，笔者还未看到其具体内容。以通理师承、修学和弘法情况结合他的撰著看，通理的佛学修养是极其丰富和全面的，体现有禅宗、律宗、唯识、三论、密宗、华严等多个方面，几乎涵盖了辽代全部佛学流派，通理成功地住持了规模宏大的刻经事业应与他的这一广博的佛学修养密不可分。关于通理的佛学思想，笔者将另文专门讨论。
三
曹洞宗的传播以青州希辨为代表。希辨原为北宋僧人，后被掠至辽国，主要活动于燕京。他对曹洞宗传入燕京具有开创之功，堪称金元燕京乃至整个北方曹洞宗的鼻祖。
希辨(1081—1149)，江西洪州人，俗姓黄。出家后始参云门和临济，后从曹洞宗鹿门自觉得法。得法后又往沂州(今山东沂州)参礼芙蓉道楷禅师，得其印证和授记，为曹洞之正宗传人。不久受请住持京师(开封)天宁寺，举扬曹洞宗风，道法极盛，时人称他“天宁长老”，“青州和尚”。后返青州居普照寺。辽道宗时，青州为耶律将军攻破，希辨被掠至燕京。他开始住在潭柘寺(时称华严寺)〖HT，以“戒行高古”为大众钦服，被誉为“潭柘再来”。金天会间〗(1123—1137)退居太湖山卧云〓，既而隐于仰山栖隐寺。无眷三年(1140)复迁潭柘寺，旋即再隐仰山，以门人德殷续灯于万寿(皇统初潭柘受赐为大万寿寺)。皇统三年(1143)退居医巫闾山。天德元年(1149)示寂于仰山栖隐寺。希辨归燕后，足迹遍及北方各地，他大阐宗风，顿时刮起一股强劲的南宗禅风，使沉寂许久的北方禅宗重新焕发出生机。他示寂后，金瀚林学士中靖大夫知制浩施宜生亲为撰碑。碑文中说：“潭柘老人二百年后，放大光明，芙蓉家风，却来北方。薰蒸宇宙，岂其大事!因缘大胜，亦有数耶。教有废兴，道无废兴；人有通塞，性无通塞。师既来燕，潭柘寂然；师既往燕，曹溪沛然。人知寂然，而不知潭柘未尝去也；人知沛然，而不知青州未尝来也。若然则无碑亦无害，有碑亦无碍。遂为之说。”29施宜生对希辨在燕京弘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所谓“师既来燕，潭柘寂然；师既往燕，曹溪沛然”。这样的评价足以看出希辨重振当时燕京禅宗的作用和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希辨的地位和影响从明正统时立于北京胜果寺的《曹洞源流碑》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该碑载曰：“佛祖源流，曹洞门庭，过去庄严劫千佛，现在贤劫千佛，未来星宿劫千佛，至七佛西天二十八祖，东土六祖下分五派：曹洞、临济、云门、沩仰、法眼。曹洞正传青原思、石头迁、药山俨、云岩晟、洞山价、云居膺、同安丕、同安志、梁山观、大阳延、按子青、芙蓉楷、鹿门觉、青州辨、大明宝、王山林、雪岩满、万松秀、雪庭裕、少林泰、少林遇、少林才、大学彝，以上佛祖各有传法之偈。正统十一年春三月吉日。”30由这一曹洞宗传承法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希辨在北京和中国曹洞宗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他将曹洞宗首传于北京地区，之后大明宝、王山林、雪岩满、万松秀递相弘传于燕赵大地，影响及于金元二百余年之久，他们的旁支影响则更广更久，他在北京曹洞宗传播史上具有无可争辩的首创之功；同时在中国曹洞宗的传播史上，他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宗师。
授法与希辨的鹿门自觉和为希辨印证与授记的芙蓉道楷都是曹洞宗的著名宗匠，在曹洞宗法脉传承上皆榜上有名。芙蓉道楷(1043—1118)，沂州人，俗姓崔。原来信奉道教，后从投子义青习禅，并从之得法。先后住安徽马鞍山、江西洞山、湖北大阳等地寺院。宋崇宁、大观时又先后住持京师净因寺和天宁寺。住天宁寺时，宋徽宗赐以紫衣和师号，他拒绝接受，遂被遣放绍州(今山东缁州)。他结〓于芙蓉湖畔传禅，因此得“芙蓉”之号。他的禅风纯密，见地非凡，有“芙蓉家风”之称。31门人弟子众多，以丹霞子淳和鹿门自觉尤为著名。这二人后来分别开法于南北两地，使芙蓉法脉演为南北两支，鹿门自觉即为北支的开创人。自觉(?—1117)，青州人。他先在京师和南方参学弘法，因曾住京现净因寺和襄州鹿门，故有“净因自觉”和“鹿门自觉”称号。晚年迁锡青州，授徒传法，道化极盛，形成道楷门下一个重要支系32。由此可见，希辨能先后得到两位德高望重的宗师的授法和印证，足见他不是一般的宗门人物；他来燕京之后，能在当时北方义学鼎盛时期将禅宗推演开来，都应与他这一重要宗教身份和地位分不开。
注释：
①《辽史》卷26《道宗纪六》。
②黄春和：《隋唐时期幽州地区禅宗的传播及其影响》，《法音》1994年第9期。
③《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全辽文》卷4。
④⑥⑦29《元一统志》卷1“万寿寺”条。
⑤《潭柘寺志》卷1。
⑧《释门正统》卷8。
⑨《析津志辑佚?寺观》“竹林寺”条。
10《佛祖历代通载》卷22。
11苏天钧：《燕京双塔庆寿寺与海云和尚》，1986年《北京史研究》(一)。
12151726包世轩：《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疏证》，《北京文博》1997年第3期。
14《辽史拾遗》卷17引南宋洪皓《松漠纪闻》。
16黄春和：《〈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通理实行补考》，《北京文博》1998年第3期。
1824《崇昱大师坟塔记》，《全辽文》卷11。
19《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全辽文》卷11。
20《白带山志》卷6。
21黄炳章：《房山云居寺石经》，《房山石经研究》第88页。
22《北京云居寺千年石经将回归地穴》，1998年6月21日《北京日报》。
25《银山宝岩禅寺上下院修殿堂记》，《昌平外志》卷6。
27《菩萨本行经》卷下第16纸，欲字函，现编号“塔下4”，《房山石经辽金制经》(一)P264。
28《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第27纸经板背面，覆字函，现编号“塔下646”，《房山石经?辽金制经》(一)P92。
30《宗统编年》卷24。
31《湖北金石志》卷10道楷《塔铭》。
32《佛祖道影》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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