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六祖坛经》书写形式和符号发微
　　邓文宽
　　自从本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矢吹庆辉从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一种《六祖坛经》写本以后，敦煌本《六祖坛经》便成为中外学者刻意寻找并加以整理研究的重要禅宗文献资料。迄今为止，人们从敦煌文献中共找到四种《六祖坛经》抄本。它们是：(1)斯五四七五号。即矢吹氏发现的抄本。首尾完整，但缺3行68字。(2)敦煌市博物馆藏077号。首尾完整，书写工整，是一个最好的抄本。此本曾被向达教授著录，但原件长期未做公布。(3)北京图书馆)冈字48号(胶卷编号8024)。首缺尾未抄完，约存完本的三分之一，是日本学者田中良昭于1991年从《敦煌宝藏》中发现的。(4)旅博本。此本曾存旅顺关东厅博物馆，共有45叶。今仅见首、尾照片各一帧，原件也不知去向。这四种《六祖坛经》抄本，对禅宗史研究无疑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正由于此，中外学者的整理研究工作经久不衰，成果迭出。由于某种机缘，近年来，笔者和学友荣新江先生也跻身于这一行列。我们的研究成果将以《敦博本禅籍校录》一书问世。
　　在对四种《六祖坛经》抄本做过系统的整理研究之后，我们感到，尽管中外学人以往的整理本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其中对于书写形式和符号的认识即是问题之一。这可能是由于以往参预整理研究工作的多是禅学史研究者，尚未有专职敦煌学者参预其事。而我们二人均是多年从事敦煌学研究工作的，一定程度上可补前贤之缺。正是从这一视觉出发，本文专就敦煌本《六祖坛经》的书写形式和符号进行讨论。如有不妥，还望方家是正。
　　一、省略文字
　　敦煌本《六祖坛经》有如下一段文字：“世人尽传，南宗(按，“宗”字衍)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于南荆府堂杨悬(当阳县)玉泉寺住持修行，惠能大师于韶州城东三十五里漕(曹)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
　　上引文字，斯坦因本和敦博本大体一致。如果不加细究，似乎也可通读。但从敦煌写本书写特征考虑，却有省文，即“惠能大师于……曹溪山住”一句的“住”后省去了“持修行”三字。
　　我们知道，《六祖坛经》是惠能在大梵寺讲法时弟子们的听讲记录，后由弟子法海“集记”而成。这就有如现代人的速记，对于重复出现的字句可以采用省略形式一样，只要自己明白就行。即使原来不用省略形式，传抄中有人为节省时间也可省略文字。这类省略形式在敦煌文献中有不少实例。如：
　　伯二四一八《父母恩重经讲经文》：“思量我等生身母，终日忧怜男与女；为儿子抛出外边，阿娘悲泣无情绪(着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或仕宦，居职务，离别耶娘经岁数；见四时八节未皈来，阿娘悲泣；或经营，去(逐)利去，或住他乡或道路；儿子虽然向外安，阿娘悲泣。……阿娘悲泣。……”据研究，这两处“阿娘悲泣”均是“阿娘悲泣无情绪”的省略。
　　伯二三O五《无常经讲经文》：“强闻过，相取语，幻化之身无正主，假饶贪恋色兼声，限来却被无常取。金轮王，四州主，统领万方养黎庶，国王富贵没人过，限来也。……限来也。……限来也。……限来也。……限来也。……限来也。……余残总。……”这些句子中都省略了“被无常取”四字，王庆菽先生校录时已正确地补入“被无常取”而成为完整的句子。
　　其他例证尚多，恕不赘举。
　　这些说明，敦煌写本中确有将重复出现的字句加以省略的习惯。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前引《六祖坛经》中的相关文字在“住”字后省略了“持修行”三字，我们应根据敦煌写本的书写特征校补为“住[持修行]”，并给以正确的说明。
　　二、空字省书
　　为了节省抄写时间，古人除省略某些字句之外，另一种方法是用空几字即不书字而省略。所空位置原应有字，但在流传中比省略文字还易忽略，以至给今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带来困难。但只要认识到敦煌写本的书写特征，我们仍可加以复原，进而研究几种不同写本形成的先后次序。
　　敦博本《六祖坛经》：“《菩萨戒经》云：‘我(按，衍)本，源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口口口口‘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所空四字格，北图本仅空一字格，斯坦因本则连书不空格。
　　前引《坛经》文字中的四个空格及其下文，在《坛经》
　　另一处作：飞维摩经》云：“即时割然，还得本心。”’语出
　　《维摩诘所说经》卷上，见《大正藏经》第14册54页上栏。
　　很显然，敦博本所空四格应是“维摩经云”四字，抄写者为
　　节省时间略而不书，但空出了相应的位置。在已经出版整理过的敦煌本《六祖坛经》中，仅铃木大拙正确地补人了“维摩经云”四字。不过，铃木校本所据是斯坦因本，而此本是连书不空格的，与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尚无直接关系。
　　敦博本之所以将“维摩经云”四字空格不书，是由于“《维摩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是禅家极为熟悉的文句；更重要的是，这个抄本是为抄写者本人使用的，只要他自己明白即可。不过，再被转抄时却易发生问题。我们看到，北图本仅空一字格，至斯坦因本则干脆连书不空格了，说明转抄者并不了解原空四字格的本义。同时这种变化也透露出，虽然这三种《坛经》抄本同出一系，但敦博本的产生时间应比其他两种为早，且更接近早期抄本的面貌。同时也可为铃木大拙所补四字提供强有力的佐证，尽管他当时仅能见到连书不空格的斯坦因本。
　　三、重文符号
　　中古时代手写文字中，同样是为了节省时间，重文符号使用极多，类型也较复杂，我在《敦煌吐鲁番文献重文符号释读举隅》一文中，已做了归纳并举例说明。就敦煌本《六祖坛经》来说，重文符号使用得也很多，其中漏、衍均有。这里我们重点讨论重文符号的一种特殊用法。
　　敦煌本《六祖坛经》：“何名为干百亿化身佛?不思量，性即空寂；思量，即是自化。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惠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自性变化甚多，迷人自不知见。……”
　　上引文字，敦博本、北图本、斯坦因本基本相同，中外学者的整理本均遵从原卷而不改。但这并非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这段文字在传抄中丢失了四个“思量”的重文符号。我们可举《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重文符号使用规则来加说明。这部书是日本藤原佐世(?—897年)奉敕撰成的，全书一卷，现存者是十二或十三世纪的略抄孤本。书中大量收录唐代各种书籍，其中一些明确标明是著名学者吉备真备从唐朝带回日本的。因此，这部书中的重文符号使用规则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唐代手写文字的重文符号使用习惯。现将其中一部分法律书名引录如下。为便于理解，将重文符号所代替的文字放在其后的括弧中，原书错误不加校改。
　　“唐永徽律十二卷， (唐永徽律)疏卅卷
　　伏无忌等撰，……垂拱格二卷，命令(垂拱)留司格二
　　卷，开元格十卷， (开元格)私记一卷，命令(开元)
　　新格五卷……开元皇口敕一卷， (开元)后格九卷。”很显然，在这些书名中，“唐永徽律”、“垂拱”、“开元格”、“开元”都是用重文符号来加替代的。其共同特征是，重文符号并不紧随已经出现的正文，二者间有别的文字间隔，但含义却明白无误。
　　以上表明，唐人在书写文字时，对临近出现或连续出现的某一词语，不再写出本字，而仅用重文符号代替。这一书写特征同样适用于我们前面所引的《六祖坛经》文字。
　　前引《六祖坛经》文字中，“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意义十分明确。但“毒害化为畜生，慈悲化为菩萨，智惠化为上界，愚痴化为下方”四句的意义却不明确。从前引《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重文符号用法，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四句前面均脱掉“思量”二字。又因“思量”二字在前二句已出现过，故这四句，的“思量”用重文符号替代即可。我推测，其本始面貌应作：“思量恶法，化为地狱；思量善法，化为天堂； 毒害，化为畜生；
　　慈悲，化为菩萨；命令智惠，化为上界； 愚痴，化为下方。”阅读时，只需将重文符号还原为“思量”二字即可。若如此，则整段文字的意义也就明白无误。可惜的是，这四处重文符号在传抄中全然脱漏了，造成今日整理工作的极大困难。
　　四、删除符号
　　敦煌文献中有些字，抄者写好后又觉得需删去，于是在其右侧加一删除符号。这种符号一般用“ ”、“ ”、“ ”、“ ”等表示。这在《六祖坛经》中也出现过。
　　《六祖坛经》惠能讲其身世时说：“惠能慈父，本官(贯)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敦博本先写出“岭”字，又在其右侧加一删除符号“ ”，斯坦因本则无“岭”字。应该说，有“岭”字是正确的，表明敦博本以前的本子有此字，但不知敦博本为何要删去?斯坦因本则直截删去了。它透露了这些本子形成的次序，即：敦煌祖本—敦博本—斯坦因本。这与前述讨论“空字省书”时所得结论完全一致。
　　五、界 隔 号
　　界隔号是为了隔断上下文义，避免混读而使用的符号，其形状作“ ”，加在被隔断之文首字的右上角。这一符号对研究《六祖坛经》的准确题目关系至巨。
　　由于北图本首缺，无法得知其题目书写形式。现将其他三种敦煌本《六祖坛经》的题目适录如后(原为竖行，行次为笔者所加)：
　　敦博本：
　　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波(般)若波罗蜜经六
　　祖惠能大师于韶
　　2．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受(授)无相
　　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戒”及其以下文
　　字为小字)
　　斯坦因本：
　　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2．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3． 兼受(授)无相(此四字为小字) 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旅博本：
　　1．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2． 六 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
　　一卷兼受(授)无相
　　3． 戒—1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上述《六祖坛经》的三种标题，斯坦因本同旅博本比较接近，而敦博本却是另一番面貌。值得注意的是，旅博本第二行首字“六”比第1行低二字格，第3行首字“戒”又比第2行低二字格，且“六”、“戒”二字上均有界隔号“ ”，用于避免混读。这说明《坛经》原标题共分三层含义：(1)其正题是“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2)副题是“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兼授无相戒”；(3)“弘法弟子法海集记”是整理者署名。惟一的错误是，“戒”字本该属上文，旅博本和另两本一样均误属在下文。
　　对《坛经》标题的这种认识，还可由其内容本身获得证实。《坛经》中有如下文句：
　　“惠能大师于大梵寺讲堂中升高座，说摩诃般若
　　波罗蜜法，受(授)无相戒。”
　　“今既自归依三宝，总各各至心，与善知识说摩
　　诃般若波罗蜜法。”
　　“今既忏悔已，与善知识授无相三归依戒。”
　　“善知识，总须自听，与受(授)无相戒。”在在表明，惠能此次在大梵寺的活动，共包括两项内容，即“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和“授无相戒”，与《坛经》副题的说明完全一致。
　　在以往的研究著作中，只有印顺法师充分认识到惠能此次活动的内容。他说：“惠能在大梵寺，‘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应该说是极有见地的。至于将这一认识转化为对《坛经》原题目的基本正确的理解，则是潘重规先生的功绩。潘先生在《敦煌《六祖坛经》读后管见》一文中，曾根据印顺法师。的认识，将斯坦因本《坛经》题目标列为：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
　　这种表述的缺陷在于，仍未能完全摆脱《坛经》抄本原格式的窠臼。我认为，只要把握了原题目的三层含义，则应用现代标点符号做如下处理：
　　“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
　　——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一卷
　　兼受(授)无相戒 弘法弟子法海集记”这样，就将《坛经》的正题、副题和整理者区分得明明白白，而不再为写本原格式所束缚。
　　敦煌本《六祖坛经》的标题始终是一个问题。现在能够获得这样的整理结果，除了对其内容的正确理解，旅博本的两个界隔号无疑起了重要作用。顺便指出，虽然敦博本是现存四种抄本中最好的本子，但其标题方式不及斯坦因本和旅博本接近原貌，因而是不可取的。
　　以上我们对敦煌本《六祖坛经》五种书写形式和符号(省略文字、空字省书、重文符号、删除符号、界隔号)逐一进行了讨论，并阐明其意义。这些均是前贤所未曾措意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确理解写本中的各种书写形式和符号，对校理敦煌本《六祖坛经》极其重要。要之，我们面对的是古人的手写本。如同今人有许多书写习惯，古人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时代，更有许多书写习惯，其中一些习惯是约定俗成的。只有明了这些书写习惯及其意义，才能对写本原貌产生真切的认识，进而加以正确校理。诚如荣新江先生在为我们合作的《敦博本禅籍校录》一书起草的前言中所指出：“从‘敦煌学’的角度，以‘敦煌学’的方法来整理这部禅籍，是我们的目的与手法。”我这篇小文所反映的也仅是我们这种工作方法的一个侧面。
　　(原载《出土文献研究》1998年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