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何以成佛家——超验信仰在传统伦理下的淡化
　　【内容摘要】一般认为，我国是一个缺乏宗教超验信仰的国度。但是佛教作为一个有着深刻宗教超验信仰的宗教，它在我国历史上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文化力量，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但是尽管如此，佛教还是没有能在国民心中竖起一个超验的信仰来，而自身也由宗教的佛教逐渐演变成和儒家、道家一样的哲学派别——佛家。佛教对超验信仰的追求，来到我国往往成了人们迷信的需要，而高层次的佛教智慧便形成了哲学。为什么佛教传到中国被有选择的接受，并且被同化了呢？这与儒教传统的先入为主有重要关联。儒教伦理先天就否定了超验的追求，于是我国在西周以后便抛弃了这种追求，再加上后来儒家对儒教的理论辩护和教化，使得这种伦理规范已经长成大树，根深叶茂了。
　　【关键词】佛教 佛家 传统伦理 超验信仰
　　一 佛教融入汉文化
　　佛教的传入使得我国赢得了一股新鲜的文化血液。但是一来到中土，就显得很不适应，首先是经典翻译出了困难，造成了话语的沟通困难；再者是当翻译者用一些本土词语翻译佛经时候夹杂进去的词语造成理解的再次分歧，而导致了传统儒者的批判。于是佛教在适应中生存，在生存中不断适应，最终从融入到了我国的文化当中，却也已经是被选择了再选择的结果了。
　　（一）佛教的传入。一般认为佛教是从丝绸之路传过来的，所谓禅宗语录中的“佛祖西来意”解释的很清楚。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佛教是由海路传过来的，比如梁启超、伯希和等人。在上世纪的两部最具影响的佛教史著作里，都同意前者的说法。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就批判了梁启超等人：“说佛教入华，主要者为陆路…据此，则梁任公谓汉代佛法传入先由海道，似不可信也。…而法人伯希和谓早期佛教由扬子江下游教派与北方教派之分，亦均不可通论也。”[1]许理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也明确说明：“虽然佛教究竟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这不是很明白，但它从西北逐渐地向中国内地渗透确是无疑的。”[2]
　　至于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根据考古资料的考证，佛教从汉明帝时期传入我国基本是可信的。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争论，梁启超对于佛教入华的关键文献《牟子理惑论》提出真伪问题，也就使得佛教入华时间上同样争论不休。但是我们习惯上还是接受正流的说法的。佛教传入到我国以后，由于其势力的扩张，使得文人地主以及国家统治利益受到了威胁，并且给传统伦理带来了冲击，于是佛教在南北朝时期便开始遭受正面的打击了。
　　（二）不解下的冲突。我国历史上反佛的思想家最有名的就是范缜了。范缜是从神灭论上驳斥的佛教的有神论。其实他是驳斥了世俗的理解，而自己也没有理解佛教的超验性，他驳斥的不过是那些僧人的迷信罢了。范缜驳斥佛教的灵魂与肉体分离的论点是很有力的，但是却忽视了灵魂的理解。这也是那些僧人误解的后果，以至于自己也无法解释什么是灵魂了。佛教面临的更大冲突，不是来自于文人，更大的是来自于社会，以及政权。
　　一种来自民族主义的情绪在反对佛教的人心目中构建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立场，从这个立场上对佛教进行诋毁和攻击，似乎就带上了某种正当性。其实这在国人心目中都存在着，华夏是世界的中心的优越感，让国人蔑视一切外来的东西。同时世俗政权反对佛教的不断扩张，以满足生产和土地的需要。综上所述，佛教面临的阻力来源于三个方面：宗教文化与世俗伦理的冲突；印度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冲突；传统话语权力的无形压力。
　　（三）三教合流下的佛教。我们知道，佛教在我国最大的宗派就是禅宗了。李泽厚说：“世所公认，禅是中国的产物。佛教传入中国经历了许多变迁后，终于出现了以六祖慧能创始的南宗顿教，以后日益发展丰富，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佛学禅宗。”[3]早在佛教初入我国的时候，三教就开始不断融合，而到了隋唐时期，三教合流的趋势尤为明显了。到了隋唐时期，学者是博三教众长的。禅宗虽然不注重立说，而讲究顿悟，但是却在僧人修行上讲究自食其力，因为自性是要自己反观自照的，所以和印度僧人不同，中国禅宗的僧人是自食其力的，并不靠别人供养。另外，禅宗和道家的亲近自然有很大关联，对于一些修行规范和儒家也是有着很深刻的联系的。“随着历史推移，禅最终又回到和消失溶解在儒道之中，禅的产生和归宿都依据于儒、道。这也大概是中国禅和日本禅（由中国传去却突出的发展了，不再回归到儒、道）不同之处吧！”[4]为什么佛教最终演变成了三家之一，而回归到了儒道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二 佛教何以成佛家
　　乘上所言，佛教传入中国，不得不在强大的话语权力下做出调整和让步。佛教的让步就是谋求与普遍存在的伦理中寻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抛弃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修佛的中国人有选择的抛弃的，为的是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印度佛教的一些修行法则，一些经句理解到了我国，无疑都受到了儒道伦理的渗透。此种伦理并不是儒学或者道学的思想，而是客观存在于国民心中的儒教伦理传统。
　　（一）儒教伦理的客观存在。所谓儒教伦理，并不仅仅指的是孔子兴起的儒学道理，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实体，伦理的客观存在而出现在历史上的。其根本是宗法制度。这一套宗法制度，自西周周公以身力行以后，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已经是每个中国人心中无形的伦理规范。而佛教试图以一种超越世俗的种姓制度进入中国是不可能的。“佛教以‘精神’和‘超越’为价值基础建立起信仰体系，又以无差别境界作为宇宙与人生的本原和理想，实际上是瓦解了实存的秩序，而把个人精神的超越放置在社会责任与血缘亲情之上。”[5]而在古代中国的已经内化人心的伦理规范里，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是不容动摇的真理，人们普遍认为动摇了此种伦理，一切秩序都将崩溃。
　　1、家庭伦理与修行的分歧。我国传统文化奉行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规范。而一切社会伦理的核心是家庭伦理，家庭伦理的核心是“孝”。而佛教的修行却严重的与它产生分歧。沙门剃度出家，抛弃妻子，远离父母，严重违背了“孝”的观念。在一些人看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怎么能随便剃度呢？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出家了，不能延续香火，岂不坏了纲常。“本来佛教可以把这种血缘亲情当作自然人性，并赋予绝对意义的传统进行正面回应”[6]因为在印度，修行与家庭伦理是不冲突的，家庭伦理要服务于修行。但是在中国此种回应不会有人提出来，因为传播佛教的更多的还是中国人，而即使提出来，国人也无法接受。因为国人心中先入为主的善恶观念，最大的善，也就是善的核心和源头就是“孝”。
　　2、是非善恶观念先入为主。在古代中国，“对待父母的态度，是一个人善恶最重要的标准，一个人如果对待父母不孝，辱骂六亲，那么，按照古代中国人的说法，他就不可能对国家和君主保持忠诚，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对父母有孝行，那么这就是最重要的善行，比坚定的信仰和虔诚的实践还要紧。”[7]从这一点上看，无论是佛教的超验信仰还是基督教甚至任何教派的超验信仰，要过这一关都是很难的。佛陀离家修行，耶稣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如果放到古代中国，都是大不孝，所以即使被传播开来，也只能是妥协了的传播。而妥协的代价就是放弃自身对超验的追求，而遵守基本的伦理规范。所谓善恶是非的标准，在古代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潜在着，就是儒教的那宗法制度。正因为对于这种制度的深信不疑，古代中国人认为这是最伟大的真理，其他的一概都是谬论。圣贤也只能诞生在自己的国度里，外来的东西都是蛮夷之说，根本不值得深信，更不值得信仰和追求。
　　3、入世思想和华夷观念。为什么印度的佛教信仰的合理性，就无法真正落实到中国呢？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们知道无论是印度还是西方，社会的第一阶层不是世俗的贵族，而是僧侣。而中国不同，僧侣处于社会的底层，虽然在上古时代君王作为祭天的大祭司存在，但随着宗法制度以及专制体制的形成，君王是唯一能乘天命的人，其他人则不能。所以中国人敬天就要忠诚于君王。如何尽忠呢？首先要孝，因为孝是忠的根本。这就又回到了家庭伦理当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说任何东西都是君王的，而生活在这个世上，首要的大事就是侍奉君王。这便是入世的思想，佛教讲的出世的追求超验，被古代人认为是逃避责任的做法，所以也和伦理冲突。同时，我国古代国民心中一直认为中国是世界中心，其他民族都是蛮夷，根本不屑与他们打交道。此种民族主义的狭隘的优越感，造成了对于外来文化的抵触心理。例如道士严达在回答周武帝时曾说到道教和佛教之间，是主人和客人的关系，主优客劣，应该把佛教赶回印度。“客归则有益于胡土，主在则无损于中华”。[8]这种优越感使得很多中国人不愿意接触佛教，也不愿意从事佛经的翻译，尤其是那些自视甚高的文人们。这对于佛经的传播和理解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佛经影响更大的是，文化语境的分歧。
　　（二）文化语境的理解困难。佛教传入中国后，无形之中就有着一种潜在的阻力。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给它带来的压力要比正面的压力大得多。这就是话语权的问题。一般话语权有三方面构成：“一是世俗政权所拥有的强制性力量，二是这一文明区域中人们形成的习惯性理解和解释方式，三是继承了这一文明的历史传统的权威。”[9]这三方面在我国来看，就是客观存在并深入人心的儒教传统，这个传统是自西周以来诸种思想的交融的产物，由儒家一以贯之，由专制政权给予保障。佛经传入我国，首先遇到的就是理解方式的分歧。
　　1、话语冲突造成的翻译理解困难。在中国语境中理解佛教，首先就体现在运用中国传统的术语来比配佛教的用语。《后汉书·郊祀志》所谓佛教“以虚无为宗”。正如很多学者指出，以“道”来理解“菩提”，以“无”来理解“空”，以“无待”来理解“涅槃”等等。这种比配一直到南北朝时代比比皆是。由于比配词语的不当，使得很多佛经翻译的前后矛盾，无法统一经义。因为佛教讲的“空”不是“无”，而是自性，自在本性，或者用西学的词语来说是实体。而习惯上古代人就认为是虚无，所以就是佛教最讲智慧的“般若”也难以从“无”中解释出什么是最高境界来。相比之下魏晋时期兴起的玄学抢尽了风头。
　　2、抽象理解与现实的分歧。对于“空”的理解，至今佛教各个宗派都在争论。作为说“空”的佛教三经（《金刚经》、《心经》、《六祖坛经》）同样被质疑。但是对于“空”，漏尽无明，反观自性，破除人我执、法我执，也就是破除一切名相的说法是基本相同的。作为原始佛教的被大小乘都承认的《阿含经》四部，也是理解“空”的有力依据。不过古代中国，甚至现在，国人都缺乏那种高度纯粹抽象思辨的能力，往往用现实中的事物去比照理解“空”，于是禅宗的小故事很是流行。但是无形中就给人们一个错觉，而形成修行者对于虚无的执取，也就是“顽空”。因为国人缺乏对于超验的追求和抽象思辨的能力，使得有些经书在翻译的和传播过程中也不断的被歪曲，以致出现了很多伪经。这些从根本上追究原因，还是由于印中文化的分歧。
　　3、印华文化传统的分歧。在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婆罗门的地位是最高的，他们唯一的社会义务就是宗教活动。由这个传统，佛教的僧侣同样在印度佛教中居于社会最高层，他们不需要劳动，只求修法。于是他们就有足够的精力来进行抽象的思维活动。而中国不同，任何人，包括统治者都必须忙于世俗事务，根本不可能达到纯粹的抽象，更没有追求超验信仰的想法。大多数人修行佛法，不是为了脱苦，就是为了避祸发财。把修行当作实现世俗愿望的手段。因为印度僧侣的世俗地位最高，也就放开了对于世俗地位、财物的追求，而中国人始终难以放下。很多僧人一方面放不下，却又羡慕印度僧人的地位，所以就利用佛教之便，行自私之事。大肆的进行敛财、造庙，使得本来就对佛教有抵触情绪的中国，终于掀起了一次次灭佛运动。
　　（三）世俗政权和文人的干预。印度僧侣不从事劳动，但是也不贪图世俗的财富。而中国的僧人一方面不想从事劳动，一方面却贪图世俗的名利。造成很多慵懒之人入佛门，玷污了佛门清静。在南北朝时期以及武则天时期，很多俗子入佛，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功利目的。这造成了社会对佛教的普遍不满，于是从上到下，掀起了一次次灭佛运动。使得佛教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在消减了那些贪婪的僧人的同时，也造成了佛教文化的严重损失。在历史上我们很容易的可以找到关于“神灭”和“神不灭”的讨论，这是儒家文人和佛教的冲突，这还仅仅是在学术上的，而政治上，周武帝曾下令废除佛道二教，勒令僧侣还俗，烧毁佛教经典。这都是国人对于佛教抵触情绪的激烈表现。
　　三 佛家的形成
　　佛教在世俗伦理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调整自己，并逐渐舍弃了对超验信仰的追求，而转成了对于智慧的追求。其实智慧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世俗的功利目的服务的。于是佛教开始以新的面貌在中国传播开来，并通过其独有的最高智慧——禅的智慧。博得了很多文人的欢心；通过它许诺给百姓的救赎度苦获得了广大百姓的信，但称不上信仰。于是佛教应该换个名称来称呼了，那就是和儒、道两家并称的佛家。因为在中国的土壤上，“家”的概念是最重的。
　　【注释】
　　[1]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59页，60页，中华书局重印本，1983年。
　　[2] 许理和（Eric·h Zurcher）：《佛教征服中国》，日文本，49页，田中纯男等译，东京，1995。
　　[3] 李泽厚：《漫述庄禅》，《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一期。
　　[4] 同上。
　　[5]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271页，商务印书馆，2007.
　　[6] 同上。
　　[7] 同上。
　　[8] 《混元圣纪》卷八，《道藏》洞神部谱录类，与八，文物出版社，17册，1988.
　　[9] 同5，274页。
　　【参考文献】
　　⑴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7.
　　⑵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⑶《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⑷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