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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十二章经’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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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十二章经’的考证

  蔡惠明

  “四十二章经”是中国最早译出的一部佛经。东汉明帚遣蔡惜等十八人到大月氏国求佛法:水平千年(西元六十七年)请得迦叶摩腾、竺法兰两尊者用白马经来到洛阳。第二年,明帚敕建白马寺,让摩腾、竺法兰在寺讲经,并请他们从事梵本佛经的汉译,“四十二章经”就是枉此时译出,标志柠中国汉译佛经的开始。

  “四十二章经”,一卷,内容乃撮取小乘群经而成。传本有多种,支字颇有出入,且经后人窜改,增加大乘新义,而以现行本为尤甚。梁启超在“近著”第一辑中卷评称:“隋费长房‘历代三实记’本经(‘四十二章经’)条下云:‘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此言经之性质甚明了。盖并非根据梵文原本此照翻译,实撮取群经精要,摹仿此土‘孝经’、‘老子’,别撮成篇,质言之,则乃撰本而非译本也。”费长房所引的“旧录”,无从查考。但他认为经言系“外国经抄”,并非中上编撰,恰是可信的。今存的巴利佛经,也不乏类似“孝经”的文体,如Suttanipata集合佛说多章而戎,其中有些章节又很短,往往见于“阿含经”或其他大部经典中。“佑录”卷七“法句经序”中说:“佛说原有十二部经,四部‘阿含’,是后丘部沙门,各自钞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此次其文,条别为品。于十二部经靡不斟酌,无所适名,故曰‘法句’。”晋道安“道行经序”也载:“佛泥洹后,外国高士钞几十章为‘道行品’。”“祐录”也有“孝明皇帝四十二章”的记载,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的旧名,因那时从大部中撮要抄为一部“四十二部”,末称为经。但不能由于它类似“孝经”,而断为“中国所撰”。实际上,东漠末牟子作“理惑篇”,东晋时郗景兴撰“奉法要”都曾引用过“四十二章经”,可见此经早为佛教徒昕传诵。但束晋与东漠相差三百年,古人傅抄,极为困难,因此道安编“综理众经目录”时竟缺此经。这事见“祐录”卷二载:“‘四十二章经’一卷, ‘旧录”云: ‘孝明皇帚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这里所指“旧录”是指晋成帚时,沙门支憨度所作的佛经目录。当时“方等”风行,经出更多,“四十二章”为常日所不备,道安可能没有看到,因此未编列经录,但不能因此得到结论:“四十二章经”并非摩腾、竺法兰所译。

  梁启超认为“四十二章经”是伪书,理由是译文不似汉译文体,现存“四十二章经”经文流畅,文字优美,只有三国两晋时译的佛经才符合当代文风。经考证,“四十二章经”原有雨种译本,其一是摩腾、竺法兰的汉译本,另一种则是吴支谦的译本。据“大周经录”卷八载:

  “‘四十二章经’一卷(初译六纸)。”后汉明帝代永平十年,迦叶摩腾共竺法兰于白马寺译,出‘长房录’。

  ‘四十二章经’一卷(第二出)。吴支谦译,与摩腾译者少异。

  ‘四十二章经’(第三出),见“长房录”。上三经同本别译。”

  但查“长房录”,仅有第一、第二出,没有第三出。至于支谦所译,“长厉录”记载说:“‘四十二章经’一卷,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汉译文句、朴质无藻;而刘宋以后,随着时代文风的变异,译文就优美流畅。古人写经,往往不注意译者,而将早巳失夫的第一出误为支谦所译,流传至今,因袭末改。这就是梁启超误认“伪书”的原因。再从郡超“奉法要”引的“四十二章经”和高丽·藏经的“四十二章经”一段对照:“奉法要”引经云:

  “佛问诸弟子,何谓‘无常’?一八曰:‘一日不可保,是为无常。乙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食顷不可保,是为无常。’佛言:“非佛弟子。’一人曰:‘出息不报,便就后世,是为无常。’佛言:“真佛弟子。’”

  高丽藏经本则载:

  “佛问诸沙门:“人命在几问?’对曰:‘在数日间。’佛言:‘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乙对曰:气在饭食闾。’“去,子未能为道。’复问一沙门:‘人命在几间?乙对曰:‘在呼吸间。’佛言:‘善哉!子可谓为道者矣。”可见漠晋译本虽文字有所不同,但经义则是一致的。据此而认为伪书,显然是因噎废食,颠倒是非了。

  梁启超又称“四十二章”颇合大乘教理,它的伪作者一定深通老庄之学,旨在调和释、道思想。这种说法也不正确。因为“四十二章经”版本多达十数种,文字出入,多寡不等。但可归纳为三系:(一)丽本。(二)宋真宗注本。(三)宋守遂注本。丽本出于北宋初蜀版,采用唐以来公认的经典。而真宗注本与守遂注本则有所增删。如丽本在“牛行深泥章”之前,有“插悬珠章”。真宗注本合为一章,守遂本则仅存后三早。“四十二章经”是撮取群经而成的有很多章见于巴利文经和中国佛典,但较为简暑。如果将三本对照,可以证明:丽本常合乎原文,真宗本和守遂本则不悉依原本,妄加臆测。尤其守遂本,不但在文字上删改,还增加了新义,举例如下:

  (一)守遂本卷首,多“四谛法轮”三早。

  (二)增添了“内无昕得,外无所求,无念无作,非修非证”章。

  (三)人有二十难,丽本只言五难,而守遂本加了“心行平等、见性学道”等十五难。

  (四)丽本原为“吾何念?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莒?言道。”被改为:“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言无言言,修无修修。”

  (五)“牢狱章”末加“凡夫透得此门。”

  (六)“牛行深泥章”前增“磨牛章”,还说:“心道若行,何用行道?”

  (七)末章多了“视大干世界如一河于’等十一句。

  这些枝蔓,把“四十二章经”原义改得面目全非。古本“四十二章经”说理平易,没有大乘的圆义和老庄的玄谈。而真宗本、守遂本恰添培了“见性学道”、“无修无证”等大乘义理。漠代佛经留存颇少,“四十二章经”又是第一部汉译佛经,确为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资料。但经过窜改,失其本真,令人难辨真伪。这是引起梁启超怀疑的根本原因。— “四十二章经”原出小乘经典,但取其昕言,与汉代流行道术比较,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就说明,人心相同,所信的理也常常相似。另一方面,汉代道术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吸收并融化了佛教教义。如“太平经”有“精思”、“精明”、“不精之人”、“精进”等说法,东汉学者襄楷在“上桓帚疏”中说:“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这裹,“浮屠不三宿桑下”,源出“四十二章经”,而“精进”则引自康僧会二八度集经”卷六:“精存道奥,进之无怠。”襄疏又说:“天神遗似好女,浮屠日:‘此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天神以玉女试道的故事,两次见于“太平经”,但都是引自“四十二章经”。再就本经诸章内容来看,则可见于巴利文和汉译佛典,说明决非中国人所伪造。梁启超所指含老庄玄理,可能是一种误会。

  最近在山西趟城发现的金刻大藏经中的“宝林传”中,其卷一载有“四十二章经”。引人嘱目的是:(一)行文常用韵语,如“仰天唾章”云:“佛言:恶人害贤者,犹如仰天唾,唾不及天公,还从己身坠。逆风扬恶尘,不能污上人。贤者不可毁,祸必降凶身。”这段在巴利文中,虽为偈,1nn,但漠译本中,并非韵语。(二)“实林传”载此经,除文字稍有出入外,与守遂本相同,毕凡增加的“无念无住”、“见性学道”等大乘义理,两本基本相同。“宝林传”是晚唐智炬所撰,专为禅宗僧人立传的僧传。“无念无住”、“见性学道”原为禅僧的口头语,可见这些修改,是有其思想根源的。用韵语行文,则是循宗门的习惯。又在杭州发现的宋绍兴二十九年石刻的“四十二章经”。经末有西蜀武翃的跋文,写道:“迦叶、竺法译于前,智圆训于中,骼偃序于后。”石刻经文与守遂本大体相同。孤山智圆的注疏已伙失。伹“释门正统”曾载智圆的序文说:“古者能仁氏之王天下也,象无象之象,言无言之言,以复群生之性。”这里“言无言之言”引自守遂本的“言无言言”,依此推论,石刻经也用了禅宗所传之本(宝林本)。智圆是宋大台宗僧人,但深受禅宗的影响。西蜀武翊的跋文还称:“‘四十二章经’与‘人易’、气老’、‘庄’相表裹,叮见新收的级本不仅加入了大乘教义,而且其言可与道家玄理相附会,看来宋人此梁启超早就作此评价了。但这些“四十二章经”的本子既然并非真本,那么据此推言“四十二章经”是魏晋伪作,也就失掉依据。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现存的“四十二章经”应以吴支谦的译本为准。其他末真宗本、宋守遂本等虽添加大乘义理,调和释、道思思,伹并非伪造。“四十二章经”乃抓取小乘群经而戍,它不同于其他佛经,只环绕单一的中心施教。又因为是原始佛教的教理诠释,它的思想性很强,对修学有实用意义。且经文不长,莒简义赅,便于持诵。因此是值得推广与研究的。

  摘自《内明》第2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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