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死”与“安乐死”——一个佛法向度的伦理探
　　作者： 释昭慧　　
　　立法院卫生环保与社会福利委员会于六月三日上午审议“安宁缓和医疗条例”修正案，通过了所谓的“自然死”条款。这项条款未来若顺利地三读通过，尔后不可治愈的患者得不使用无谓的急救（包括心肺复苏术，人工呼吸器、强心升压剂、各种插管等维生医疗）来延长濒死过程。
　　自然死（Natural Death）与安乐死（Euthanasia）不同，安乐死者，为减少病患的痛苦，以特定方式（例如积极作为：为患者注射药物致死，或是消极作为：去除维生系统）刻意结束病患的生命。自然死并没有上述积极或消极的作为。
　　生物医学伦理有四项原则：一、行善原则：一切以病人的利益为前提。二、不伤害原则：将对病人的伤害减到最低。三、自主原则：尊重病人的尊严与自主性。四、正义公平原则：合理地分配医疗资源。“自然死”并未违背此诸原则。此中“行善原则”要求医疗必须延长生命、治疗疾病并减轻痛苦，但是当“延长生命”与“减轻痛苦”的两大使命互相冲突时，“自然死”条款让医疗人员有了选择后者的法律空间。反之，对于明知救治无望的末期临终病患，因进行急救而增加其承受痛苦的时间，这违反了“不伤害原则”；若病患曾表达过不接受急救的意愿，医疗人员却硬是予以急救，这也违反了“自主原则”。
　　也许有人会质疑：安乐死岂不也符合同样的四项医学伦理原则吗——癌末病患因生命不能主动予以终结，而必须继续承受无益之苦，那岂不也违反了“不伤害原则”？病患既已表达了结束生命的意愿，倘若不能给予尊重，这岂不也违反了“自主原则”？同理，这也并不符合“正义公平原则”，因为，既无法让末期病患自主地终结生命，就必然要继续提供医疗资源，这是否同样会面对“合理分配”与否的质疑？就“行善原则”而言，当“延长生命”与“减轻痛苦”的两大使命互相冲突时，“安乐死”又何尝不是让医疗人员选择后者的一种方式？
　　也许，两者的分野在于：自然死不涉及“自杀”或“杀人”的伦理之恶，透过医疗人员协助进行的安乐死，却必须面对此一质疑。再者，医疗人员协助患者“终结生命”，这将使其“救人”而非“杀人”的角色产生严重的混淆。而癌末患者的痛苦来自病症的本身，并非来自医师的维生医疗行为，所以医师纵使不协助其终结生命，也不致于抵触“不伤害原则”。还有，自然死不是由人加工以促成死亡的，安乐死却正相反；于是，纵使排除了安乐死的所有伦理质疑，但依医学与法律的判准，要待症状严重到什么程度，方得采取安乐死的“加工”行为？就成了一条必须划出而却不易划出的界线。更且于今，妥切的安宁疗护已可减除末期患者的大部分痛苦，也许“用安乐死减轻痛苦”就不再是如此必要的“行善原则”了。
　　更强烈的质疑毋宁是来自宗教界的。基督宗教不赞同用任何方式杀人或是自杀，主要原因是：上帝依其肖像创造了人，人的生命因此具有神圣性，与动物有所不同。因此，除了上帝，任何人无权剥夺人的生命。
　　佛教没有创造论，也没有“人类生命神圣论”，但它同样反对杀人或是自杀，原因是：每个人都有本能而强烈的“自体爱”，这种本能未必“神圣”，但当自体受到伤害时，会不由自主地产生恐惧与痛苦，因此对生命的求活本能，应予尊重。以此缘故，不但不宜杀人，而且也不可自杀。
　　“自主原则”用在自杀或安乐死，是会构成内在矛盾的。因为它立刻要面对“是生理自主还是意识自主”的难题。原来生理上对自体的爱执是本能而强固的，它并不接受意识的指挥，甚至会倾全力抗拒意识对身体所下达的死亡指令。此所以自杀者恒用不可逆转的剧烈方式（如跳楼、上吊、喝农药等）断命，让生理上的所有抗拒无效，让自己在承受生理抗拒之痛苦时，已无后悔的空间。职是之故，纵使在理智上，患者自愿以安乐死来解决问题，但外力临到以终结生命的那一刻，本能的自体爱未必会束手就缚，待到那时，在恐惧、痛苦中抗拒四大解体的生理挣扎过程，就未必是表象那么“安乐”了！
　　一般解释自杀现象，总以为那纯粹是某种挫折或压力的情境造成的。但是那无法用以解释：面对同样的挫折与压力（如失恋、病痛、升学压力……）之情境，何以有人会选择自杀，大多数人却不见得会这么做？其实过往生命岁月中“自我终结的惯性”，往往才是“情境”之外更深层的因素。
　　生命不要养成自我终结的惯性。一旦“以加工死亡解决问题”成了处理痛苦、挫折的惯性，尔后在生命的时间长流中，遇到痛苦、挫折时，易循惯性一死了之，而不努力寻求解决或面对之道。因此依佛法观点，“安乐死”是否适宜合法化？还是须要审慎考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