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能及《六祖坛经》的一些问题
　　[香港]饶宗颐
　　主席、来宾、各位专家学者，今天这个有关六祖慧能的讨论会是一次意义重大的盛会，听说会议期间还将安排去肇庆新兴考察，这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本人万分荣幸作为本次会议的第一位发言者，本不敢当。据说是由于我的一篇文章(即《谈六祖慧能出生地(新州)及其传法偈》，见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1989年)，新兴当地人说我是到六祖出生地新兴考察的第一个华人教授，恐怕很难这样讲，不过居然能因此而促成这样一个有众多专家学者参加的盛会，实感荣幸。在此就慧能的有关问题谈几点想法。
　　一、历史上到过新州的名人
　　我不敢认为自己是近年来第一位到过新州的华人教授，但历史上确曾有一些名人到过新州，值得注意，这里我想举一、二个例子。
　　首先是南宋的胡寅，著名的史学家，《读史管见》的作者，他与著名的理学家胡安国同宗，曾贬官谪居新州。在他的《斐然集》中有一篇关于早期传灯录的序，这本传灯录“乃景祜大臣王随所撮杨亿传灯录”，于有名的《景德传灯录》中有引用。序中提及胡寅自己于南宋绍兴庚午年贬官新州，曾造访过“城南二十五里龙山寺”(即今国恩寺)，云及在龙山寺未看到什么藏经，“独有四大部与玉英集”(《斐然集》卷19《传灯玉英节录序》)。
　　另一个造访过新兴的人是谈萃，即《楚庭稗珠录》的作者，乾隆时人。他曾记其在新兴看过《(法)宝坛经》，称道其“直接爽快，平易近人”，意其接近白话，并批评屈翁山《广东新语》谓新兴是六祖生地，“目下草木不生”的言论为对圣人不敬。至于屈大均是否到过新兴，尚无法肯定。姜伯勤先生也引用过这条材料，不过胡寅的材料尚未见用过。
　　尽管新兴在历史上曾留下过名人的足迹，但比较近代的中国学人到过新兴的不多，而新兴的价值是不可否定的。我到新兴，印象最好的是国恩寺，去后对六祖的看法完全改变了。
　　这里顺带提一下“猫獠”这个词(《坛经》中载六祖初谒弘忍时被讥讽之语)，虽然至今仍有争议，实际很简单。潘重规先生解释在敦煌卷子中“獦獠”的“獦”通“猎”，可释为“猎獠”，但这种假借并非始于敦煌卷子，唐代前后均有这样的例子，宋代黄山谷过青草湖诗云“蕉林追獦獠”。我个人整理过汉简，香港中文大学所藏一东汉简上，就有“獦君”的字样，这里的“獦”即通于“猎”。总的来看，“獦獠”、“俚獠”都是对南方人的一种贬称，较晚的唐、宋地理书中仍有用来称呼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的。
　　从我个人去新兴的感受来说，慧能不应是如《坛经》等裨籍所描述的那样目不识丁。国恩寺系慧能舍其故宅而建，面积很大。慧能是一个地方官的后代。一些文献所记载的关于慧能的家世如其父卢行蹈被贬官至新州的事迹，绝对是实录，国恩寺的情况说明慧能是有产业的，虽然其父早死，但绝非沦落至无以为生，慧能幼时母亲犹在，卢氏作为北方著姓，应有一定的家庭教育传统，因而慧能肯定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否则如不识字，何以能听懂金刚经、涅槃经，这是不可想像的。六祖的伟大在于他是个非常韬晦的人，素来不愿自我表现，因而后人的描述往往带有很强的传奇色彩。
　　二、慧能的弟子
　　《景德传灯录》等灯史记载慧能弟子共43人，日本学者曾作过详尽的研究，将有关偈赞汇集起来进行了细密的考证。实际上慧能弟子的数目恐不止于此。近日翻检何乔远《闽书》，其中有一条记载福建福清的黄檗山有慧能一弟子，名正斡，此人不在灯史所载43人之内。《闽书》云“唐贞元五年，沙门正斡从六祖学，既得其旨。……”后止于黄檗山，造般若台，贞元八年，又建福禅寺。这一条目后面紧接着是有名的黄檗宗希运(断际)的事迹记载，由此来看，似不应轻视这条记载。但这条材料有几个问题，一、刻写时将唐贞元误为宋；二、正斡于“贞元五年”从六祖学，这一年代明显有误，因是时慧能已去世。似乎可以推测正斡可能是六祖学生之学生较为合理。
　　从六祖学生的生源籍贯来看，各地都有，广东籍的可能只有3个，这充分显示慧能的影响力远不限于岭南。
　　三、《坛经》传本问题
　　这里主要想谈一下敦煌本。
　　所谓敦煌本，又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为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坛经》本子，其卷子分藏伦敦、北京等地，这是众所周知的；其二为敦博本，即向达先生最早介绍现藏敦煌市博物馆的传本，在此想着重谈谈这个本子。
　　潘重规先生根据敦博本所作的《敦煌坛经新书》，在校正某些讹字及字音方面有一定的成绩。其局限在于它依据的是向达先生的照片，远不能称得上最好的底本。目前邓文宽、荣新江也在做这一工作，至于敦博本的性质，周绍良先生认为是《坛经》原本，我个人对此有很大保留。敦博本077号是由五种经论合成的，即《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尚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南宗定邪正五更转》和诗一首、《南宗顿教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宝坛经》一卷、《净觉注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过去在唐代提到《坛经》名称各异，如日本圆仁大师所著《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所载京都高山寺本《坛经》，其全称为《曹溪山第六祖慧能大师说见性顿教直了成佛决定无疑法宝记坛经一卷》，与敦博本相比有很大出入。绍良先生认为敦博本的纸有些霉，非敦煌本地抄写，但迄今尚无确证能确定这个本子的时代。绍良先生虽然举出了敦博本中一些语词及表述方式在宋代已很少见的例子，但这五种经论是在什么时候合成为一本的，尚无法明了，因而现在还很难对敦博本下定论。
　　四、宗密的承袭图所展示的四川“禅系”
　　唐代的宗密作《中华传心地师资承袭图》，其中关于五、六、七祖传法的谱系资料十分重要。如关于慧能的部分，有关于四川一系的情况，值得注意。
　　据承袭图所反映的材料，当时的四川，有资州诜、益州金、资州处寂及保唐宗等禅宗支派的活动。现在看来，这些材料的意义尤不可忽略，考虑到近数十年来国际禅史研究的重要趋向，这一问题及背景更受到关注。
　　从50年代至今，40年来国际敦煌学的推进，其中一个重大成就在于敦煌禅学资料研究的进步。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如意大利的杜齐、法国的戴密微先生以及日本的佛教史专家和中国、英国的学者，花费数十年的艰辛努力，将敦煌写本与有关藏文材料进行对比，力图揭示内地佛教对藏地佛教的影响。如戴密微先生于50年代发表的极具影响的《吐蕃僧诤记》，就深入研究了禅宗北宗代表摩诃衍与莲华戒在吐蕃赞普座前的一场佛学论辩。
　　由数十年来国际敦煌学与禅学史研究的进步来看，四川禅系的重要性。资州诜、资州处寂、益州金的史实反映了禅宗在四川的发展与传播，而六祖思想亦因神会的关系输入四川，从藏文资料有关记载如顿、渐二字译音的出现等来看，内地禅学亦通过四川禅系传人了西藏，禅宗思想的传播已不限于岭南及中原，还传人了西藏。
　　宗密的传袭图过去包括胡适之等认为是不可靠的，而实际上应是可信的。冉云华先生在俄国找到了有关宗密资料，尽管是断片，但由于我们知道宗密的时代与六祖的时间较为接近，实际上冉氏的发现再次证明了承袭图非常可靠。
　　顺带提一下禅宗研究上的一个著名人物胡适之先生，胡先生在研究中不仅否定了宗密的承袭图，而且还在涉猎佛典时留下了许多批语，北大楼宇烈先生在《胡适研究丛刊》上发表了一些他整理的胡适之的批语，如胡先生于1929年开始其对禅史的研究，他在批《维摩经》时评其“只是一部很荒谬的小说”，十年后终承认自己以前的看法“大谬”。胡先生的例子告诉我们在佛学研究乃至学术研究中不要轻率对自己没弄懂的问题发表意见，如胡先生对宗密承袭图的否定，由于他的身份、地位，遂造成很大的误导，以致后来许多学者花费了许多精力来重新纠正。因之我们在研究中必须确立一个严谨的学术态度，对许多问题不要急于做结论。
　　(原载《六祖慧能思想研究》学术研究杂志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