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洋先生与唯识学

　　20世纪初，中国学术论坛上刮起了一股佛学研究的风气，在这股风气中，佛学中的唯识学异军突起，它不仅有起夫先导之功，而且引起了学界的相当注意，一批僧俗学者都投入到此中，纷纷撰文著疏，对推动当时的佛学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开这股风气之先的引路人，无疑是欧阳竟无先生，他所主办的支那内学院招收了不少弟子，也吸引了不少学人前去学习，其中不乏当代的学术大家，并培养了一大批佛学新人，当代不少佛学家都出自该院，像吕潋、汤用彤等人，包括佛教界巨擘太虚大师也在此受过薰陶。但是像王恩洋先生，至今我们对他的情况未必能十分清楚，甚至有的青年佛教研究者还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其实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王恩洋先生作为支那内学院的一名学子，对中国佛学界的贡献理应不该埋没，尤其是他对当代中国唯识学的建设著力尤巨，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四川南充人。1919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梁漱溟先生研习印度哲学。1922年至南京支那内学院随欧阳竟无先生学习佛学。1927年返回四川老家，在南充创办龟山书房，聚众讲学。1942年于四川内江圣水寺创办东方文教研究院，发行“东方文教丛书”和《文教丛刊》。1957年在北京中国佛学院教书。1961年因病返回成都，晚年逝世于斯。王恩洋先生的著作很多，一生撰写文章和著作共200余(篇)本e，治学主要涉及了儒、释两家，旁及道家，以及中外关系和文化比较等内容。

　　王恩洋先生的唯识学著作占其全部著作总数的六分之一，总计有35(篇)本。这个数量虽然在王先生一生的著作中并不算多，但是仅就佛学界唯识学的著作来看，就显的比较重要。这是因为，一是王先生的唯识学著作占有其本人的全部佛学著作的80％，可以说代表了王先生的佛学特点。二是这些唯识学著作在当代佛学唯识学的成果中也是比较突出的，而且有着自己的风格。

　　有学者指出，“恩洋先生治学，则一生忠于唯识，始终未超越唯识范围，故其唯识学之造诣，于欧阳大师之下为第一人。”②所以他是当代中国佛学界中一位专治唯识学的学者，这句话可说是点睛之笔，恰如其分地评价了王先生的佛学研究特点和其在佛学界中的地位。王先生的唯识学著作，从年代上看，主要集中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发表，这时正是他在支那内学院学习，以后又回到四川创办龟山书院的时期，佛学一直是他研究的主业。40年代后，他创办了东方文教研究院(后改名东方文教院)，研究方向转向了诸子，以研究儒、道为主，并以儒学为主业。50年代以后，因受中国佛学院之聘，他撰写了《瑜伽宗综述》讲义，在佛学院主讲唯识学。

　　从内容上看，王先生的唯识学著作可以分为：一、介绍性著作，如《唯识通论》、《佛学通释》、《瑜伽宗综述》等；二、研究著作，如《佛法之真义》、《佛法与外道之差别及佛法之根据》、《{真如作疏所缘义)答辩》、《{起信论唯识释)置疑》等；三、疏论著作，如《瑜伽力种性品疏》、《八识规矩颂释论》、《二十唯识论疏》、《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等。他是在唯识学的框架下建构“佛教概论”。例如他撰写《实有真空中道了义论》，是因为抗战期间，藏传佛教中观学说传人内地，风靡一时，以唯识为不了义，“内地不少唯识学者也不自信，从而附益其说。”王恩洋先生为了改变这种看法，乃用唯识观点撰述此书，作出正面答复。此书“可以说绝无仅有，这对汉藏佛教教理的比较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王恩洋先生所作的一些疏释也有自己的特点，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只是引经据典，并在其中给予讲解，有很多内容应是他的发挥。他之所以选择的这些唯识著作也是有目的的，如他注疏的《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疏》，是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据他自己讲，此书是唯识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而法相之义备，故谈唯识必宗《成唯识论》；谈法相必祖《杂集论》，一本十支，此为观止，《成唯识论》专立唯识，极高明而进精微也；《杂集论》平述法相，致广大而道中庸也。……。”以前虽有窥基法师的注本，但仍有缺陷，故他发心要在窥基述记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疏释，而且自认为此书是自己一生中用力最勤，比较满意的一本著作。此外，他在《五十自述》中曾经提到要作一本300余卷的《瑜伽师地论疏》，当时已经作了6卷，可惜这项工作没有坚持下来，先前的6卷也没有出版。现在我们已不知道此书的概貌，如果这项工作能坚持下来，并且出版，可能是一本最全面的《瑜伽师地论》的注疏了，那么他对唯识学的贡献也就更大了。

　　本书收集了王恩洋先生的唯识学著作，以发表的年代先后顺序为例，尽可能反映出王恩洋先生唯识学研究的历程，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历史线索，使后人从中受到教益，为当代唯识学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20世纪初的唯识学虽然曾经有过一段风光，但到了50年代以后就不再显赫了。纵观唯识学发展史，从印度世亲大 师创立有宗后，玄奘大师将其传人中国建立了法相宗，近现代欧阳竟无、王恩洋等人对唯识学的复兴和研讨，唯识学在中国走过的道路可谓崎岖坎坷。玄奘大师是中国佛教的脊梁，受到了我们的深切怀念，缅怀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促进中印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更倍感到玄奘大师所传的佛教唯识学重要，王恩洋先生继承了玄奘大师的伟业，为我们作出了一个表率，他的唯识学研究体现了时代性，不应埋没，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浙江宁波宝庆寺的资助，朗宇法师对本书的出版著力颇多。王恩洋先生的亲属王赐川、王赐庸等为本书的编辑提供了最大的帮助，宗教文化出版社陈红星社长、戴晨京副总编对本书的编辑作了很多的工作，使得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在此向帮助过本书出版的所有人表示诚挚的谢意。

　　黄夏年

　　2003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