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真禅法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实践

　　南京大学哲学系 杨维中

　　作为一位与时俱进的高僧，真禅法师既具有相当深刻的理论识见，又具有卓越的实践品格和杰出的组织领导才能，是上世纪振兴中国佛教的一代高僧。真禅法师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仅通过真禅法师关于人间佛教的理论阐发，尤其是他在玉佛寺所进行的人间佛教建设的实践，来略微展示真禅法师上述两方面的成就。

　　真禅法师(1916—1995)诞生在中华文明面临新的冲击、中国社会进行艰难转型的时刻。那时候，中国汉传佛教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之中。在这样一个时刻，1923年，真禅法师于东台净土庵出家，16岁于南京宝华山隆昌律寺受具足戒。出家后的真禅法师，先后参学于东台三昧启慧佛学院、焦山定慧寺佛学院、竹林寺佛学院、南京华严速成师范学院、上海佛学院、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广泛学习经律论三藏，对于汉传佛教诸宗大都有所涉猎。此中，以亲近应慈法师时间最长。应慈法师是安徽歙县人，俗姓余，字显亲，自号华严座主。应慈师毕生以弘扬华严为职志，以参禅为心宗，倡刻《华严经》三种译本、《华严五教章》(法藏)、《华严大疏演义钞》(澄观)及《法华》、《楞严》、《楞伽》等诸经疏。他是佛教界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抗战时期，多次拒绝敌伪请他主持法会的要求，其民族气节，为世人所称颂。主要著述有《心经浅说》、《正法眼藏》、《八识规矩颂略解》等。这一师承，大致成为真禅法师以后弘法的方向。新时期以来，真禅法师先后在上海玉佛寺、静安古寺、河南开封大相国寺以及全国一些名刹讲经弘法多次，其中讲得最多的是《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华严经》中的《妙严品》、《十地品》、《净行品》、《三昧品》等，其它尚有《地藏菩萨本愿品》、《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药师经》、《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等。从基本倾向来说，真禅法师用力最多的是华严、禅宗和净土。

　　尤其重要的是，在青年时期，真禅法师充分感受到了以太虚大师为代表所提倡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和艰难实践。二十多年前(1983年)，在太虚大师圆寂36周年之际，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隆重召开，这次会议上，在赵朴初会长及班禅、正果、明真、真禅法师等的大力倡导下，终将人间佛教思想确定为中国佛教协会的指导思想；将人间佛教放在了整个中国佛教的指导地位，使人间佛教成为中国大陆佛教现代化的基础方向。此后真禅法师积极投身到人间佛教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之中。可以说，从1979年6月之后，真禅法师在其先后出任住持的玉佛禅寺、静安寺以及开封大相国寺，无不忠实地贯彻了“人间佛教”理念。

　　总体上说，真禅法师对于人间佛教的理论阐发和具体实践至少包含了以下内容：

　　第一，探索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具体途径和方法

　　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并且坚定地迈向现代化的伟大国家之中，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最重要基础就是爱国爱教的高度统一。真禅法师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的，而且重要的是其突出的实践功绩。正如时人所公认的，他是佛教界一位爱国爱教的杰出典范。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苏北参加僧侣救护队，支持抗战，救护伤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撰文号召僧人必须爱国爱教。特别是他担任上海佛学院院长后，经常教导青年学僧要爱国爱教。他说：“作为一个新中国的合格僧青年，首先必须坚持爱国爱教的原则。”在他看来，爱国爱教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他说：“爱教必先爱国，爱国才能爱教。”又说：“爱国历来是佛教的优良传统。历史上的法显、玄奘、义净诸大师，他们为求法历尽艰难，出生人死，抵达天竺。当他们经过刻苦用功，获得殊荣的时候，并未乐不思蜀，而是一心想回来弘法。近代佛教史上的爱国高僧圆瑛等法师，在国难当头奋不顾身领导佛教四众弟子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等等，不一而足。”

　　真禅法师敏锐地指出，在现时代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爱国的具体内容就是佛教应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努力。对此，真禅法师在《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一文中认为，佛教是能够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他一方面认为佛教本身(佛教思想及其优良传统)就具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由于有这种功能，使“相适应”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政府切实认真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这种“相适应”由可能变为现实。他的这种认识，引导了许多佛教徒端正了对爱国爱教的认识，坚定了爱国爱教的信念，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

　　让我们看看《谈谈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一文的论证思路。在这篇论文中，真禅法师是从三个大方面去论证的：

　　其一，佛教本身具有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功能。因为：(1)佛教教义中的一些核心思想，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因素。如缘起性空和如实观照的认识论，诸行无常、时空无尽的宇宙观，无我利他、度生无尽的人生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等等。(2)佛教界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一个重要方面。(3)佛教所发扬的“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也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方面。(4)佛教所发扬的重视国际友好交流的优良传统，是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又一个重要方面。(5)佛教发扬注重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也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其二，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基本前提。对于这个基本前提，真禅法师引用了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一文中的说法：实现“相适应”有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党和政府切实认真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把宗教信仰作为公民的私事，从法律和政策上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和宗教的合法权益”。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可以说，这一基本前提已经基本具备。因此，真禅法师真诚地反思佛教界自身的现状，寄希望于教界同仁的努力，将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完善。

　　其三，佛教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佛教和佛教徒提出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也就是赵朴老在(中国佛教协会四十年》中所说的：“佛教与政权相分离，不干预国家的行政、司法、教育，不进行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佛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佛教徒爱国守法，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优良传统，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通观真禅法师的这篇鸿文，尽管其人已逝十年，此文在现在仍然可以说是这一论题的为数不多的优秀阐释。

　　第二，发掘发挥佛教的文化功能，充分估价佛学研究的重要性，注重与佛教学术界的互动

　　这一方面也是真禅法师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他坚决反对“佛教是佛教，文化是文化，是两回事，甚至认为佛教与佛教文化也不是一回事”的观点。在一次对信众的谈话中，真禅法师较为集中阐述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有误解，“问题在于：一是没有真正弄清楚究竟什么是佛教，二是没有弄清楚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为此，他从“什么是佛教”以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我们应该怎样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文化等三方面较为详细地谈了他的看法。真禅法师指出：

　　佛教文化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如此之大，所以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文化。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十分重视佛教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他把注重佛教学术研究，看成是我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号召佛教界要大力发展。

　　从历史上看，佛教的兴旺不兴旺，发达不发达，主要是看佛教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发扬怎样。我们说，隋唐是我国佛教的全盘时代，主要是那时候佛典的翻译规模空前，印度的大小乘佛典，基本上都被翻译了过来。同时高僧辈出，独立撰著佛教著作之风盛行。所有他们撰写的佛教著作，在数量上要比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佛典多得多。又如，我们说，民国年间，是中国佛教在近代的复兴时期，也是指那时的佛学大师和居士们撰著了大量著作。所以，我们今天弘传佛教，不仅仅是开放寺庙，供信徒瞻礼和供游客游览。主要还是要继承和发扬佛教文化，要撰写佛学著作，整理佛教经典，发挥佛教义理，特别是要发扬佛教义理中积极的部分，为我们今天四个现代化服务。

　　目前，玉佛寺在觉醒大和尚的住持下，在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的投入方面，颇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形势。读了这一段文字，我们就充分地了解了玉佛寺为何会始终一贯地重视佛教文化的弘扬，重视佛学研究，并且积极参与到佛学研究之中去。

　　第三，重视僧教育以及居士教育，因为二者是人间佛教的承当者和落实者

　　真禅法师自己在青年时期，曾经在好几所佛学院求学、参问。在上世纪肋年代佛教重新恢复之后，佛教界面临人才断档、青黄不接的局面，真禅法师于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佛学院的教育中去。在许多场所，真禅法师都大声疾呼：“大力培养青年僧人，已成为当今中国佛教界的当务之急，必须引起整个佛教界的重视。”真禅法师以自己主导上海佛学院的教育实践，为中国佛教培育出不少栋梁之材。真禅法师文集中有许多与居士的谈话以及对居士的开示，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略微窥见真禅法师对于居士教育的重视。玉佛寺在觉醒大和尚的领导下，利用多种有效的、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面向社会，面向居士，弘扬佛法的精义，展示佛教文化的内涵和魅力，引起了广泛的赞誉。这一做法无疑是对于真禅法师的主张和实践的继承和发扬。

　　第四，注重发挥佛教“济世”的优良传统，参与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

　　真禅法师在《佛法与人生》一文中说：“我们出家人也不是对国家、社会漠不关心的。我们是以‘出世的精神，做人世的事业’。”他又说：“资生福利事业，不仅直接利乐众生，而且有助于道德的提高和完善。我们佛教徒救济伤残、衰老、孤儿、寡母等不幸者的义举，不仅是佛教慈悲情怀的流露，也体现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展现了人性的美好与尊严。所以，资生福利事业，是内益于己，外益于人，生益于时，死益于后的伟大事业。它既体现了佛法的根本精神，也适应了新时代的道德要求。因为，通过这一利生实践，有助于形成有难共当、有苦共担的社会风尚，有助于创造和乐共处、相亲相爱的社会氛围，可以引导人们向善、向上，从而使整个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美好。”

　　由于这一认识，真禅法师十分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关怀残疾孤儿。十余年间，代表玉佛禅寺、静安古寺和以个人名义先后捐赠给上海残疾人基金会、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以及全国各地的社会公益事业，总计人民币七百余万元。还曾设立“真禅法师残疾儿童福利基金”，以帮助贫困残疾儿童。并担任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会长、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名誉院长。这样的具体事例很多很多，此文不再列举。而尤其应该指出的，真禅法师的这一事业同样也被觉醒法师住持的玉佛寺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其实，语言的纪念不是最重要的，对于真禅法师最好的纪念就是更好地继承他所实践的人间佛教的理念和事业。这还需要佛教界、佛学界继续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