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近善士，闻法学戒──天乙的参学时期

　　释见晔 编著

　　释自钥 校订

　　天乙参学时期亲近慈航与白圣，是其修学生涯的转捩点。

　　慈航通俗演讲的弘法风格影响天乙日后的弘法方式，

　　白圣以传戒重建大陆佛教于台湾的努力，使天乙担负起教育比丘尼的使命。

　　民国四十二年春（农历为四十一年底）天乙受具足戒，回东山寺继续担任当家，同年秋冬之际，即展开其个人的参学生涯，直到民国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晋山半天岩紫云寺为止。这段时期是天乙修学生活的转捩点，天乙先后亲近了教界两位大德—释慈航和释白圣。以下先将此四年中，天乙的行踪简列如下：

　　民国四十二年

　　◎十月起：天乙在汐止静修院就读佛学研究班，亲近慈航。

　　民国四十三年

　　◎五月：慈航圆寂，研究班解散，天乙也离开静修院。

　　◎六月—： 随白圣于基隆宝明寺听《楞严经》下半部。

　　◎九月—十月：于狮头山元光寺戒场任引赞师。

　　民国四十四年

　　◎三月—四月：于十普寺戒场任引赞师。

　　◎四月—十一月：随白圣先后在狮头山海会寺及罗东白莲寺结夏，任女众班长，并参与白圣于白莲寺讲地藏经法会。

　　民国四十五年

　　◎一月—二月：于火山碧云寺戒场任引赞师。

　　◎十二月—四十六年一月：于屏东东山寺戒场任引赞师。

　　民国四十六年

　　◎（一周）：到嘉义朴子高明寺讲经，并游半天岩。

　　◎十一月二十四日（农历十月三日）：晋山半天岩任住持。

　　在天乙离开东山寺而出外参学的四年多里，当中一年半的时间有明确的居处，如亲近慈航近七个月，亲近白圣约十四个月，兼与道安时或书信往来 (1)，另外两年半的时间不知居于何处，只知她曾于四十二、三年间到基隆暖暖金山院住过好几天。(2) 无论如何，那时天乙大抵在基隆及三坛大戒戒场活动，其余时间的居处，或许如悟因所推测的：“不知她是住在东山寺、龙湖庵或宝明寺，可能是在龙湖庵吧！”

　　天乙参学时期与东山寺的关系

　　在了解其参学详情之前，我们要先探究天乙在这段时期与东山寺的关系。据心达说：

　　后来慈航法师叫师父去汐止弥勒内院念书，我师父说好。但是师公圆融法师很严，只让她去向法师顶礼，请法之后就回东山寺，而且还叫了一个人陪她去。

　　师父去到那边，慈航法师刚好在闭关，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入涅槃，但师父又迟迟才到，所以慈航法师打开关房小门看到她，一气之下又用力关上门不理她，气她太晚来。师父说她好不容易向圆融法师请两天假，要来向法师顶礼，结果法师却不理她，她哭得很厉害。

　　她本来要回东山寺，后来慈航法师请静修院的当家师留师父下来，并把陪她来的那个人请回去。师父就在那边念书，但是没念几个月慈航法师就往生了。

　　一心则记得：

　　后来她要去慈航活佛那边读书，老住持很生气，舍不得让她去，骂了她一顿。骂完后老住持又拿了一包很大包的红包，对我说：“阿守啊！这些钱拿去给你师父。”

　　由上可知，天乙之所以离开东山寺到汐止，是为了去念书，而圆融舍不得她去，甚至骂她，只允许她请短假去向慈航请法，但最后天乙还是在静修院留了下来。天乙之所以留在静修院读书，显然静修院的当家释达心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道安在民国四十二年十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写着：

　　屏东四小姐中午返去，天乙留此听经，一旬后始返去。天乙住此一旬，全由达心之力。达心怜才，故留其多闻佛法。（《道安法师遗集．七日记》，页 1231 ）

　　同年十月二十九日的日记又写道：

　　天乙来此住二旬，经达心之劝，现决定不返屏东东山寺任当家。（同上，页 1239）

　　这样的资讯可能会令人以为天乙应该是与东山寺一刀两断了，加上圆融平时领众之严格，可能不会允许违逆指示的弟子仍与东山寺有关连吧！其实不然，从以下的资料，不难发现天乙虽非终日待在东山寺，却仍与东山寺保持关系，不但天乙还自认是东山寺人众，东山寺似乎也还未将她摒之于东山寺之外。

　　查民国四十三年起至四十六年初为止的各届戒会同戒录，凡是天乙有参与任引赞师的戒会，其经历栏中所列皆为“东山寺监院”，即使是于四十八年的十普寺戒会，也是“东山寺监院、半天岩住持”并列，且前者未有“曾任”二字；只有在五十年以后的同戒录中，“东山寺监院”五字才消失，而代之以“半天岩住持”或“兴隆寺住持”等。而且民国四十六年初，天乙尚未住持半天岩以前，东山寺首度传授三坛大戒，开堂当日，教授和尚兼开堂大师父白圣介绍引赞诸师时，是说“圆融住持、天一监院” (3)，当时圆融亦在场，白圣于当事人在场的公开场合这样宣布，可见是大家承认的事实。而且目前常住东山寺的一心（六十一年于东山寺出家），似乎是在天乙参学时皈依天乙为师的，她说：

　　民国四十五年我到东山寺，刚好东山寺要开三坛大戒，后来我常来，也已经拜天乙法师为师，我问：“你们要开坛，有没有欠什么？”师父说：“那么，你来当侍者好了。”

　　可见当时天乙仍在东山寺收皈依弟子，而且东山寺要传戒，她也是站在主办的戒常住的立场，而请当时仍是在家人的一心去当侍者的。可能就因为如此，释心宽（天乙弟子）在回忆民国四十五年亲近天乙的因缘时，很自然地说“东山寺当家天乙法师”。即使是六十一年才在东山寺圆顶的一心，仍是天乙的弟子，且据一心所言：

　　当时东山寺在我之前拜师父的有乙纯师、乙悟师、地贞师、一修师等，第五位才是我。

　　除了乙纯确定是在天乙参学之前剃度者外，虽不知其他三人明确的圆顶时间，但她们必然是四十二年到六十一年之间陆陆续续圆顶的。她们于天乙出外参学时在东山寺出家，却拜天乙为师，如果不是天乙仍以东山寺为常住，至少说明了天乙即使人不在东山寺，她对东山寺的影响力却一直存在着。

　　另外，一心的一小段话，也透露了些许讯息。她说：

　　我师父要去半天岩时，圆融法师舍不得她离开，但是隔天圆融法师还是包了一包大红包给她。后来她回来都很照礼貌，带着海青袈裟到圆融法师的房间“顶礼师父三拜”。

　　按天乙去半天岩晋山，已是民国四十六年底的事，圆融还是舍不得她“离开”，而且后来天乙还会“回来”拜见圆融。

　　由以上各点，可见天乙去汐止开始展开的参学时期，圆融与天乙一定还彼此认定天乙是东山寺住众，而且还是东山寺的当家。

　　至于在天乙晋山半天岩以后的二者关系则不甚清楚，只可以由一心说“师父一圆顶就当了东山寺的当家，足足当了十年的当家”一语来推论，自民国三十七年至四十六年前后刚好十年，也就是天乙晋山半天岩任住持的当时，可以确定已辞去了东山寺当家的职务。至于为什么四十八年的十普寺戒会同戒录经历栏中仍以“东山寺当家”及“半天岩住持”并列，且前者并未注明“曾任”，就不得而知了。

　　亲近慈航

　　以下探究天乙离开东山寺亲近慈航的因缘。天乙可能是民国三十七年在东山寺认识慈航的，释慈观（慈航弟子）说：

　　民国三十八年，慈老环岛弘法，到了屏东东山寺，那时天乙法师也来听讲，她还没剃头出家，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天乙法师。(4)

　　心达说：

　　慈航法师在台湾四处讲经，人家请他去，他就去讲；师公圆融法师很重视听经闻法，也很喜欢请法师到东山寺讲经，所以一听到慈航法师来台湾，就马上邀请他到东山寺讲经说法。那时师父还没有出家，带发、绑两根辫子，因为是在家身分，所以她都坐最后面听经，并且认真地做笔记，慈航法师讲完经，她就拿著书先离开。慈航法师很喜欢师父来，觉得师父是一个人才。后来慈航法师叫师父去汐止弥勒内院念书，我师父说好。(5)

　　所以天乙还未出家时，就认识了甫到台湾环岛弘法的慈航。当慈航在民国三十九年从中坜迁汐止建弥勒内院之后，曾邀天乙北上就学，天乙也答应了，可以猜测天乙是有心要研读佛学的，但就像慈观说的：“不知道为什么她那么晚才来”。

　　要解释天乙迟至四十二年才北上求学的原因，或许可从圆融的为人及慈航在屏东的风评推测。圆融管教徒众甚为严格，是众所周知的，当四十二年时，天乙决心北上时所遭到的对待可以推知，圆融的反应一定是天乙所考虑的。至于慈航在屏东的风评，则从四十二年八月五日早晨道安由屏东给释灵根的信中可见：

　　他到屏东三次之多，他要东山寺当家天一拜他为师。天一说：“你拜我为师我还懒得要这个不名誉的弟子。”天一眼生在顶上，他是日本学文学的，在日本留学五年之久，家中很富有，去年（四十一年冬）大仙寺受戒，从来看不起人。（《道安法师遗集．十二函札》，页 24 ）

　　［学法的渴求］

　　慈航在屏东的名声，显然令自识颇高的天乙打消了当初要从他求学的心，所以就没有尝试去突破圆融的反对。至于为什么四十二年天乙又突然决心到汐止就学呢？从道安当年日记大概可窥知一二。七月十八日记载：

　　佛教会一般青年居士，对于弘法尤其是宣传，真是热情盈溢，不遗余力，实在难得。但是总觉欠礼，他们根本不征求佛教支会理事长（天乙代）及东山寺住持同意，一味强迫作主，硬性规定，何处几天，何处又几天，把两周的时间，由他们分配，这种作风与态度，是可怕的。……当家天乙与高登海的意见，根本不受尊重与接受。（《道安法师遗集?七日记》，页 1173 ）

　　七月二十日记载：

　　昨晚天乙与秀和讨论，留余在此教授他们，并掩方便关。他们很乐意的尊敬余之指教。据高登海说：“此地过去根本未曾自动发心留一个法师住此教授他们的，此次自命不凡的当家师，居然自动要求法师常住此地教授他们，非法师道德与学问上的卓越，就是法师的人缘有自。”很多人劝我留住于此。（同上，页 1174 ）

　　八月一日记载：

　　崔玉衡居士读书颇多，见其于新建东山寺山门所作一联，殊属不通之甚，其学识并不通。其人自认眼生顶上，贡高傲慢了不得，实际上，亦不过如此而已。……彼来东山寺，由当家天乙比丘尼空房与他住，而有客房不住，由此彼并不明佛理，连普通佛教规矩亦不懂得。彼仰慕李炳南，奉李为规范者，何以要住比丘尼之房？且天乙年轻，此何能免世人讥嫌？其在东山寺门上之联曰：“东门新建广纳众生从兹西去；山寺旧鼓歌宣不死妙悟中来。”书法亦甚陋劣。天乙不识高深，殊不知有门名山胜迹，一入门见此不通之联，则知佛门无文矣！（同上，页 1182 ）

　　八月四日记载：

　　对天乙住持 (6) 说︰“早殿可由四点改为六点，不念十小咒， 晚殿单日念弥陀经，双日念八十八佛。祝韦驮、伽篮已，不念南无，三皈依已，不念和南圣众。最低限度，每日要睡眠七小时。”均照余指示实施。（同上，页 1183 ）

　　八月五日记载：

　　入东山寺供养三百元。……东山寺收入极差，僧侣斋粮不够，余受之有愧。（同上，页 1184 ）

　　同日致灵根函则对四日、五日之事有所说明：

　　我对他们寺中有所建议改革事项，均立即实施，如上早殿，由四点半改为五时四十五分打板，六时正式上殿，每晚念弥陀经八十八佛，改为单念弥陀经，双念八十八佛，早念楞严十小咒，除去十小咒。祝韦驮伽蓝，不念“南无”等。饮食太苦，目前无法改善。此间因经济不良，一甲多田不够四个月供养，住众五十余人，多老病者，年轻者亦面无血色，余指出其原因：一由睡眠不足；二由营养不足。先从睡眠一项改起，将来把所种的菜出卖，买黄豆自磨豆腐。住众五十余人，有老弱男僧七八名，他们个个种菜种田。东山寺为屏东市区第一个正式的佛寺，系日本大本山临济宗派下者，历史不到三十年，地位开敞，有如花园，比静修院不止气阔十倍，余嫌太闹（每日游人络绎不绝）故不久留于此。（《道安法师遗集?十二函札》，页 24-25 ）

　　同函末对屏东弘法的成果也有些描述：

　　此次皈依者七十五人，有中等教育三人，青年占十分之八，男占十分之八，来自高雄凤山者九人，甘珠在此，只二人皈依，慈航三次，亦不过十人皈依。（同上，页 25 ）

　　八月十九日记载：

　　接天乙……函。天乙读我致他函，觉得我是肝胆照人，他大哭一顿。他说，他有生以来，还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对他指示做人做事而关心过，他自称小徒。我称他法师。的确我对他是毫无隐晦的指示他，他还能虚心的接受，不嫌我噜苏，真是难得。同时，由此亦可知他还是一疋未入染缸的白布，纯洁天真。但他对东山寺一切改革，还不敢大刀阔斧依我的指示去做，原因是怕人指责，他接事还不到半年，就把师父立下来的老家风和规矩改去的罪名，可见他的见识还不够。（《道安法师遗集?七日记》，页 1193 ）

　　道安的记录呈显的是民国四十二年七月十五日起到八月四日的二十日之间，道安以东山寺为据点，在屏东弘法时的作为、见闻及后来的些许回响。由中可知：

　　一、当时圆融不在，天乙代她料理东山寺寺务，及代为屏东县佛教支会理事长；

　　二、东山寺虽是屏东市区第一个正式佛寺，但物质条件不佳且环境吵杂；

　　三、当时天乙入佛门不久，在行政管理方面较缺乏见识，时或无法带领居士或有挫折感；

　　四、道安于屏东弘法时，法缘之盛大胜于曾来同地弘法的甘珠与慈航，此由皈依人数可知；

　　五、道安会向天乙提供改善寺务的意见，天乙深觉受用，也尝试改革，对道安的关心很是感动。

　　此外，由道安日记中提到此时期的弘法主题及听众反应，大概可以推知其弘法内容恐怕是当地民众所未曾闻，所以才会被称为“闻所未闻”（同上，页 1171 ）、“得未曾有”（同上，页 1175 ）、“学识广博如大海，一讲起东西来，学问如万丈波涛，汹涌而来，令人四顾不暇。”（同上，页 1176 ）。道安自己也说：“与一般说法不同……纠正……错误处甚多”；（同上，页 1175 ）“讲心经毕，寺众多如聋如哑，……般若方面……如果读完高中，对生理、心理、物理有基础，较易懂耳！……恐从来无人说过者”；（同上，页 1180-1181 ）“此次演讲， 外面有三五居士能获益，寺众反觉得过于高深，了解者恐无几。”（同上，页 1181 ）

　　所以，对学历大大高过一般人的天乙而言，道安的说法必然很能满足其求知欲，而有优游法海之畅快，因此才会劝留道安于屏东掩方便关以就近教授。（同上，页 1174 ）也就是说，不论是佛学或寺院行政方面，天乙都很期待高人指点，道安的出现，恰好满足了她这种渴求。

　　［慈航的催请］

　　道安四十二年二月来台，是应慈航之请为弥勒内院学众讲《俱舍论》。自莅台后即居汐止静修院，一面授课，一面筹备研究班，到屏东弘法是在弥勒内院的暑假期间。八月六日《觉生杂志》刊出研究班招收女众的消息，班主任即是道安。八月十五日有天乙之妹洪碧珠等五人投考，如是陆陆续续有人报考，到八月三十日佛学研究班开学止，共计学僧三十名，其中并无天乙。

　　天乙是同年十月才赴汐止就读。天乙赴汐止的近因，是明一到静修院后，慈航的催请，据明一所述：

　　往山上拜见慈航老法师，他说，你快打电话叫天一来研究楞严经。她的人才太可惜，赶快叫她来。我随即打电话，家姊亦来了。……大姊读研究班，我读初级班。(7)

　　至于远因，前面已提过，恐不是只有“亲近慈航”四个字那么单纯。

　　当时慈航已经闭关，教务皆由班主任道安负责。研究班所开的课程每周有唯识（慈航授）五小时；佛乘宗要（道安授）五小时；国文四小时；英文、作文、公民各二小时；历史、地理各一小时；又有佛教史（后来换成八识规矩颂）等解门课程；每日则另包括上殿、劳作、习字、自修等共六小时。（同上，页 1192 ）《解深密经》、《楞严经》、《摄大乘论》、因明学等可能都摄入于唯识课程中，而佛教八宗及太虚大师的思想则于佛乘宗要中讲授。但并未见有讲授《楞严经》，恐怕这是慈航闭关以前，弥勒内院初办佛学院时的课程。(8) 所以，天乙有多少时间可以亲近慈航，颇成问题。

　　另外，即使开了研究班，道安在日记中也一再反应学生程度过低，参差不齐，与理想差距过远。（同上，页 1211 ）这样的课程与程度参差不齐的同学，对已大学毕业的天乙而言，能激发出多少学习兴趣，颇值得怀疑。不过至少从民国四十二年十月至四十三年五月止，天乙有七个多月时间接受指导，或是自修以专研教理，这是天乙出家以来第一次没有办事压力，只为自己的修学而努力的一段时光。

　　［接受慈航通俗演讲的弘法方式］

　　关于天乙这段期间的修学详情，目前少有文字资料可寻，只能从天乙后来对弟子们的转述中知道一些，悟因说：

　　当时慈航法师生病了，他除了讲《楞严经》等大乘经论之外，讲最多的应是唯识，他教人背唯识偈颂，就是背、背、背。除此之外，他鼓励学僧弘法。老人家对弘法很有热诚，鼓励僧青年出外弘法，为佛教发心。

　　悟因也提到，亲近慈航对天乙的修学及弘法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

　　师父常提到她个人修学的转捩点，一个是受戒，一个是亲近慈航法师。她常对我们提到“慈航法师的通俗演讲”以及“群众怎样怎样地欢迎慈航法师”的事。……后来师父做了几次通俗讲经，像《普门品》、《地藏经》，是度化信众的演讲，不是对佛学院课堂式的讲授方式，她一直没有采用佛学院的讲授方式。

　　由上可知，天乙在汐止的修学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她有机会用较长的完整时间接触教理，同时也接受了慈航通俗演讲的弘法方式及为佛教发心的观念。从她以后的表现可以肯定天乙是有些观念方面的突破，从道安的日记中可知，当她刚到静修院时还因“受李炳南之影响，只一句弥陀了一生，不欲上进，且曰：‘女子尼姑，纵有天大本领，亦无法弘法于人群，只一句弥陀自修即足矣！何以学为。’”呢！（同上，页 1231 ）

　　对天乙而言，这段时期的修学，除观念方面的突破之外，慈航通俗演讲的弘法方式也影响天乙一生。虽然天乙也亲近白圣修学，但她一生不似白圣致力于开办佛学院，或在佛学院授课，而是走通俗演讲或讲经的路线。以四十九年天乙在台北市真圣堂讲《地藏经》为例，那时她每晚七点半至九点半，以台语发音作为期五十天的讲解。依据报导，当时每晚前往听讲者，不下四、五百人。(9) 以一个女众法师在民国四十九年左右讲经，竟然可以吸引四、五百人，可以说这也是天乙弘法魅力的呈现。

　　追随白圣

　　民国四十三年五月六日，慈航圆寂于关中，而静修佛学研究班随即解散，天乙也离开静修院，而开始了另一段参学的旅程，这次她从学的对象就是白圣。

　　白圣自民国四十年起，每年都应基隆宝明寺之请讲经，四十二年夏讲完《楞严经》上半部， 四十三年六月仍要继续讲该经下半部，(10) 甫失学的天乙就与洪碧珠二人赴宝明寺跟随白圣修学。这段宝明寺安居期，让天乙有机会完整地深入研读《楞严经》。天乙之所以认识白圣，其因缘必须从四十二年大仙寺戒坛说起，当时天乙是戒子，白圣则是台湾光复后第一次传三坛大戒中的开堂大师父。天乙的与众不同，马上引起白圣的注意：

　　天一……民国四十一年冬 (11) 在大仙寺乞授三坛大戒，时年二十八岁 (12)， 我在大仙寺担任开堂之职，见她气质不同，遂安排她为沙弥尼首。(13)

　　［夏安居的生活］

　　四十三年夏天则是天乙跟随白圣修学的开始。当时的生活很苦，天乙还是圆满了它。曾护持白圣等人在宝明寺结夏，后拜白圣为师的释普清回忆当时的生活︰

　　那时候很艰苦，要去向人化缘、化米，有一次去基隆市化缘，遇到一个有钱人，就去守着，守了半天守到五十元。学生生病时也是求佛祖的药签，由修凤师煎药给他们吃。那时候大殿还没有翻修，睡觉的空间也不够，只好让男众去睡塔，女众则睡地下室，地下室湿气也很重。那时候没有电冰箱，也没有电话，十普寺有什么事情，都由侍者来通知大师父。

　　结夏期间的作息是︰早上三点半早课，五点半用早斋，八点上课，下午二点上课，三点半晚课，四点半用药石，晚上七点上课，九点以后休息。除了上课，大家还会帮忙工作，那时正在盖斋堂，男众就帮忙掘山，一起担土，女众则负责打扫。

　　当时上课是讲《楞严经》、《法华经》，下午先由法师（指白圣法师）讲经，晚上让比较懂的人再说一遍，隔天上午再让大家复习、练习讲，在讲堂里一个一个轮流上台讲。我们大家复习时，大师父就坐在椅子上听，他不会说台语，但是他会听，我们那里讲错，他立刻就知道。虽然说生活很艰苦，不过日子很快就过了。

　　天乙在那个夏季的修学，到同年九月随同白圣到狮头山元光寺戒坛任引赞师而结束了，但是在四十四年，则大约有六个月再次追随白圣，先后到狮头山元光寺结夏安居（为台湾省第一次结夏安居）及罗东白莲寺，而能有机会更深入经典、戒律。当时由白圣讲《楞严经》、《梵网经》，会性讲比丘戒、比丘尼戒， (14) 在白莲寺时，白圣且讲了《地藏经》，直到农历九月二十二日圆满，当时天乙也在其中。 (15) 元光寺结夏安居与白莲寺的安居生活详细状况现已不可知，但据曾以中国佛教三藏学院学生身分，参加白圣四十六年以后所领导的数次结夏的悟因，曾描述其亲身经历，或许可以推测一些天乙的学习状况︰

　　有关师父那时结夏安居的情形，我不太清楚。不过以我们过去的情形来说，有时候一次结夏安居就全部讲戒，或者全部讲经。此外，晚上的时候会禅坐、讲禅，平时白公老人会带大家做早晚课、教唱念、法器，有时候是讲禅门规矩，讲大殿的出班、法器、僧序，还有各种唱韵、板响的敲打方法。

　　白公老人教的规矩、唱韵、板响等是另外一套，和以前东山寺教的不一样。师父住持的各寺院，像是半天岩、兴隆寺，用的是东山寺的模式；在戒场时则用白公老人的模式，它与一般台湾寺院的模式不一样，戒场遵循的模式较接近大陆丛林板响。

　　白公老人会讲经、讲戒，也会教禅。他教禅时，还会教一些打坐、调整身心的方法，他的《学禅方便谈》很受用，但师父是不是有上过这些，我不清楚。白公老人很喜欢讲禅，他是“话头”和“公案禅”交错用的。

　　而关于天乙的学习成绩，则仅有道安的一小段记录提及。在其四十四年六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

　　智道说：狮头山海会寺结夏讲经、讲律，每日听众四十余人。而少虚说：总计二十余人，距理想之五十人相差甚远。天乙，可说是中间的佼佼者。（《道安法师遗集．七日记》，页 1391 ）

　　而在经典与戒律的学习之外，结夏期间，天乙也学习辅助白圣。白圣曾说：“比丘众我指定净心，尼众指定天一，由他们二人负责领导。” (16) 关于这一点，当年受白圣邀请到狮头山结夏担任纠察并教国文的真华，也很有印象，他说：

　　那时净心法师和天乙法师都参预结夏安居，净心当白老的侍者，天乙当女众中的班长，二人在白老心目中都是可造之材。因此，在男众方面白老特别器重净心，女众方面白老对天乙则另眼看待，这是当时参加结夏者人人心知肚明的事。

　　大概也是因为天乙受白圣器重，所以稍有错误，白圣也特别不假颜色，好令她印象深刻吧！道安记道︰

　　下午二时，真华由台北十普寺来，……我问：“天乙在狮头山结夏，究竟为什么事被白师打？”“因他同男僧笑，所以被打。她哭了一天两晚。”（《道安法师遗集．七日记》，页 1433 ）

　　这次尴尬的受教经验，一定让自信满满的天乙感觉颜面尽失，而白圣严守“男女有别”的观念与作法，就根深柢固地种植在天乙心中。

　　［于戒场担任引赞、口译，并讲解戒律］

　　前面已提过，天乙跟随白圣修学的另一个管道就是戒场的历练。她的第一次参与戒场任引赞师是在民国四十三年九月，当时她才三十一岁，从此之后，直到六十五年龙湖庵传三坛大戒为止，几乎在每次戒场中，有白圣就有天乙，天乙在戒场所扮演的角色也从生涩的引赞、口译，渐次而能代白圣讲戒（如民国六十五年负责讲《梵网经》的白圣有事必须离开戒场，就由天乙代讲两天），乃至于亲自负责讲戒，甚至任得戒和尚尼、开堂和尚尼。白圣说：

　　我们每次传戒，都要讲三坛戒本，原来在戒会中讲比丘戒是道源法师，由净心翻译，比丘尼戒由我担任，天一（乙）专任翻译。后来天一翻译熟了，每次戒期中讲尼戒，都由天一去负责。因此在台省尼众中对尼戒有研究基础的，除了天一外恐难找到第二人。 (17)

　　天乙在戒场初时可说是白圣之协助者，后来则是彼此互助，一起为台湾佛教努力，对重建大陆佛教于台湾，二者功绩均不可抹煞。悟因说：

　　师父在戒场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并协助白公老人指导女众修学，白公老人认为女众的这股力量不容忽视。师父一直在白公老人的系统之下，虽然佛教界曾说她是“比丘尼王”，但她从来没有独立于白公老人之外，虽然说她走入佛教界是白公老人一手拉拔的，但白公老人不会讲台语，却能进入台语僧众、信众的世界，师父是不可少的一道桥梁。总之，师父在台湾佛教寺院的地位是以她自己的人脉为基础；而她能代表女众在佛教界有一席之地，则与白公老人有很大关系。

　　二人之间的彼此倚重，从一心的转述：“那时白圣长老很看重她，去戒场翻译或做什么都是‘天乙！天乙！’”可以想见。更有不少实质的例子，可以证实白圣是如何重视天乙，而天乙又如何尽心尽力回馈知遇之恩。例如延续白派法脉，及受白圣之托照顾三藏学院毕业的女众学僧等。

　　［回馈白圣知遇之恩］

　　一、延续白派法脉：早在民国五十年，白圣第一次在台湾传法，即以天乙为第一位女众法子，并为取法名“定觉”。 (18) 天乙同时肩负二条法脉，就在她住持的四个道场中，从所收的弟子间传了下去，一心说：

　　当时我师父又拜白圣长老，她说：“我们像让人家做孩子，我没有分别心—东山寺最先，‘地’是延这边岗山派的法脉，‘心’是延白派（指白圣长老）的法脉。”她说一处一处的法脉不同，她从我们这边（指东山寺）出去，我们这边“乙” (19)； 第二次去兴隆寺，兴隆寺是“心”；白云寺是“乙”；最后圆通学苑又是“心”。她说一处还一处的法脉。

　　二、照顾中国佛教三藏学院毕业的女众学僧：民国五十二年，由于白圣为了要安顿自三藏学院毕业尚未找到道场安住的女众，而接下圆通学苑时，就特别请天乙任学苑住持，以统领这群没有台湾寺院生活经验的女众们。当天乙担任住持期间，因各方女众在师承、经验、观念上，彼此之间有相当的隔阂，使得天乙在处理人事时深感棘手。即使如此，当有人建议她向白圣请辞住持时，她还是以“人要重允诺，我受师父之托！”而坚持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才把照顾学苑僧众的责任交回白圣手中。

　　此外，在白圣与天乙共事时，由两人当下的流露，可以看出天乙对白圣，就好像子女对待慈父般，彼此之间的沟通非只僵硬的公事公办而已。参与龙湖庵戒坛任羯磨阿阇梨的道安，在六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就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下午天乙法师向大师父（即白圣法师）诉苦，即原拟请的教授、羯磨，他们反对天乙操纵龙湖庵戒坛，且自任戒坛得戒之名，而大加反对。因反对她而反对白圣长老。……所以他们都不参加今年戒坛，而且不准其他高雄比丘参加，……她诉苦半天，有如受委屈之小女儿向妈妈诉冤苦般地说了半天。 （《道安法师遗集．十二日记》， 页3570 ）

　　白圣爱惜天乙的才华，也在他〈回忆天乙尼师一生的事迹〉文中表露无遗：

　　我在她圆寂后每次做纪念佛事时，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老是想着她还年轻，足足还有几十年好活，如再活二十年与我年纪一样，对佛教该有多少事好做，即使活不上二十年，再活十年八年，能把她自己的几件计划完成了，再去西方也还不迟。

　　又我在她每次做纪念佛事时所说的法语，……都是本着佛教传统的仪式记叙她的生事，虽然只有简单的几句，既不成文，也不成诗，更不成偈的法语，不过我在每次都是本着我对她的一片感慨与怀念，甚至在悲切的心情中写出的。又我每次为她作佛事时，总是想到，我年近八十，所谓“八十老翁悼青年”，我是来日无几，她还只五十余岁，正是发心为佛教宏法度生之时，怎可一旦逝世舍去一切不顾，反而遗留一些未了的工作要我这形将入土的老朽，去完成她的遗志。说来亦不胜悲切之至了。（《中国佛教》，第二十五卷第四期，页 9 ）

　　追随白圣学习以及后来陆续在戒场的磨炼，不只使天乙奠下教理的基础，更熟悉戒坛的运作轨则，对透过戒坛管道教育比丘尼生出无比的使命感，其能力与见识皆具，是白圣推动传戒时的得力助手。相对地，她的才华不但为白圣所爱惜，而她也确实是白圣接触台湾佛教，以至能深入影响台湾佛教的重要桥梁。四十年初期的结夏参学，不可不说是天乙当代佛教界能占一席之地的重要契机，难怪天乙会向弟子们说，受戒是她个人修学的转捩点之一，若无受戒的因缘而受到赏识，就无追随白圣听经、结夏，乃至于戒场发心，终至完成其重要志业的一切了。

　　【注释】

　　(1) 《道安法师遗集》八， 页 1530、页 1570、页 1725，皆于日记中记载“接……天乙……函”“致……天乙”“覆……天乙”，时在民国四十五年。

　　(2) 默如：〈哀悼天乙法师〉《海潮音》，六十一期，一九八○年四月，页 21。

　　(3) 东山寺传戒会编：《护国千佛大戒同戒录》，页 84。

　　(4) 慈观说：“民国三十八年，慈老环岛弘法。”但天乙是三十七年冬出家，故当时一定不会晚过民国三十七年，而据《白公上人光寿录》页 248，慈航应请来台是民国三十 七年，故亦不可能早过三十七年。

　　(5) 据《白公上人光寿录》页 248、页 257，三十七年慈航来台是应中坜圆光寺之请创建台湾佛学院；于汐止建弥勒内院，乃三十九年之事。

　　(6) 道安称天乙“住持”，此为道安认识混淆，因为天乙自始至终只担任东山寺“当家”，未曾任“住持”一执，顶多是圆融不在东山寺时，代为料理寺务而已。

　　(7) 释明一：〈悼亡姐—天一法师〉，《中国佛教》第二十五卷第二期，页 39。

　　(8)《道安法师遗集．七日记》，页 1165、页 1168，都曾引述他人批评慈航教学不顾学 生程度，对初机讲《楞严经》就是一例。

　　(9)《中国佛教》，第五卷第七期，一九六○年十月，页 27。

　　(10)《白公上人光寿录》页 261、页 275、页 280、页 305。

　　(11) 国历四十二年。

　　(12) 虚岁应是二十九岁到三十岁之交。

　　(13) 释白圣，〈回忆天乙尼师一生的事迹〉，《中国佛教》第二十五卷第四期，页 7。

　　(14)《白公上人光寿录》页 313、页 314。

　　(15) 据《白老圆寂三周年纪念论文集》页前照片。

　　(16) 同(13)。

　　(17) 同上 。

　　(18) 天乙在历次同戒录中所登记的法名，有连续两年都写法名“定觉”、字号“天乙” ，又“定”字是白圣所取法名之一类，故推断“定觉”是天乙接法时白圣为她所取的法名。

　　(19)一心表示：“师父在世时，有时会将自己的法名写成‘天一’，师父曾说‘乙’与‘一’意思相同。”乙纯则说：“师父于民国四十年帮我圆顶后，原应承袭龙湖庵的法脉，称法名为‘证某’、字号为‘地某’，但因‘地’字起头，不易命名，就以师父名字末字‘乙’字来取代，后来师父弟子中凡是接‘天’字脉者，都用‘乙’字开头命名。‘乙’字辈所收弟子，像我所收的徒弟，则恢复一般的龙湖庵命名系统，即法名为‘悟某’、外号为‘觉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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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

　　释天乙年谱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一岁

　　◎十一月十六日（农历十月五日）生于高雄县凤山市三民街，俗名洪金珠。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十七岁

　　◎毕业于省立屏东高级女子中学。赴日本东京昭和大学文科就读，民国三十四年毕业。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二十四岁

　　◎从日本返国。协助父亲管理糕饼铺，常亲近屏东东山寺圆融。

　　民国三十七年（一九四八）二十五岁

　　◎依屏东东山寺圆融剃染，法名印仪，字号天乙。

　　民国四十二年（一九五三）三十岁

　　◎元月于关仔岭大仙寺受具足戒，任沙弥尼首。与其师圆融及徒弟乙纯“三代同受戒”。

　　◎至台北汐止依止慈航，并就读静修院研究班，妹妹洪碧珠就读初级班。

　　民国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三十一岁

　　◎五月六日慈航圆寂，离开静修院，随白圣至基隆宝明寺结夏安居。

　　◎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十一日，于狮头山元光寺戒场任引赞师，学习国语，并为戒场翻译。

　　民国四十四年（一九五五）三十二岁

　　◎四月二日至五月三日，于台北十普寺戒场任引赞师。戒期毕，随白圣至狮头山海会寺结夏安居。圆满后又随白圣至罗东白莲寺安居，负责指导尼众，男众由净心指导。

　　民国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三十三岁

　　◎元月二日至二月二日，于火山碧云寺戒场任引赞师。

　　◎十二月八日至四十六年元月八日，于屏东东山寺戒场与圆融同任引赞师。

　　民国四十六年（一九五七）三十四岁

　　◎应明戒之邀于朴子高明寺打佛七，讲经一星期。

　　◎应心化礼请住持嘉义半天岩紫云寺。农历十月初三晋山。

　　民国四十七年（一九五八）三十五岁

　　◎十一月二十七日，参加中国佛教会及台湾省分会组成的弘法视导团，作环岛巡察。

　　民国四十八年（一九五九）三十六岁

　　◎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于十普寺戒场任引赞师。

　　民国五十年（一九六一）三十八岁

　　◎任高雄兴隆寺住持。续任紫云寺住持。

　　◎九月十二日至十月十七日，于基隆海会寺戒场任引赞师，及台语翻译《四分比丘尼戒本》。

　　◎十月，台中县佛教支会举办十月讲经会，应邀前往讲演。

　　◎十月十一日，与净心于丰原接受临济宗四十二世法脉，法名“定觉”。此是白圣来台首次传法。

　　民国五十一年（一九六二）三十九岁

　　◎十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八日，于大岗山旧超峰寺戒场任引赞师。

　　民国五十二年（一九六三）四十岁

　　◎任彰化白云寺及台北圆通学苑住持。

　　◎三月十七日至四月十七日，于台北临济寺戒场任引赞师，并为戒子台语翻译《毗尼日用切要》。

　　民国五十三年（一九六四）四十一岁

　　◎十二月二十日，嘉义半天岩紫云寺重修大殿，佛像开光。

　　民国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四十二岁

　　◎与比丘尼德熙、修瑞、如学、玄光等二十余人，假台北善导寺举行座谈会，讨论僧侣服饰问题。

　　民国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四十三岁

　　◎十一月十二日至十二月十三日，于台北临济护国禅寺戒场任引赞师。

　　民国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四十五岁

　　◎十月七日至十一月八日，于基隆十方大觉禅寺戒场任引赞师，并以台语翻译《梵网经》、《四分比丘尼戒本》。

　　民国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四十六岁

　　◎十月三十一日至十二月一日，于基隆海会寺戒场任引赞师，并讲解《四分比丘尼戒本》。

　　民国五十九年（一九七○）四十七岁

　　◎十月十日至十二月一日，于圆山临济寺戒场尼众部任得戒和尚，并为女众戒子讲解比丘尼戒。

　　民国六十年（一九七一）四十八岁

　　◎十月一日至十一月一日，于台中慈善寺戒场任引赞师。

　　民国六十一年（一九七二）四十九岁

　　◎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九日，于东山寺戒场任大引赞师，并为女众戒子讲解《四分比丘尼戒本》。

　　民国六十二年（一九七三）五十岁

　　◎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于苗栗法云寺戒场任引赞师。

　　民国六十四年（一九七五）五十二岁

　　◎十一月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于树林吉祥寺戒场任大引赞师，并讲解《四分比丘尼戒本》。

　　◎任龙湖庵导师。

　　民国六十五年（一九七六）五十三岁

　　◎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负责筹划大岗山龙湖庵三坛大戒，于戒期中任尼部得戒和尚兼尼部开堂大师父；并讲《四分比丘尼戒本》和《毗尼日用切要》，主持诵尼戒。

　　民国六十九年（一九八○）五十七岁

　　◎三月十四日（农历一月二十八日），圆寂于台北。世腊五十有七，僧腊三十有三，戒腊二十有八，法腊一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