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的少林寺 武的少林

　　少林寺一禅一武，闻名世界。

　　开创少林寺的，是一位印度高僧跋陀；但真正奠定少林基业的，是另一位印度高僧达摩。达摩面壁九年，终成禅宗初祖。禅宗以心拴心，相续传法，千古禅灯，一直传到今天。

　　少林寺最显赫的武功，是一棍一拳。在明王朝对倭寇的战争中，少林武僧战绩卓著，遂使少林威名传遍天下。盛名之下，少林武功渐渐演化为匡扶正义的文化符号。时至今日，少林功夫已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成人童话”。

　　禅的少林 武的少林

　　跋陀:开创千年少林寺

　　●少林前传 嵩山灵气天下闻

　　出郑州市往南，先进入新密。新密市的天，混沌未开似的，那是人类制造的污染。进了登封地界，就有了白云，虽然它白得还不够彻底。

　　登封城坐落平地，它的三面被太室山和少室山围拢着。出了登封城，朝西１３公里是少林寺，再西走６０余公里便是“九朝古都”洛阳城。西去的路好像被谁用气力在另一头拽高了，汽车开始往高处奔了，沿途的山势也跟着高大起来。这便是中岳嵩山，自古，它就赫赫有名。

　　嵩山西起洛阳龙门以东，东止于禹州，曲曲折折１２０多公里。它属于秦岭东延的一部分，１亿年前受地质学所称的“燕山运动”的生拉硬拽，拱成了东西走向、褶皱交错的断裂地貌。据推测，２３亿年前，嵩山地区还是汪洋大海。我乘坐的昌河出租车行走的地方，当时正是海底，六进院落的少林寺所在地则是海底深沟。

　　嵩山的岩石是深灰或者灰白色，似乎永远内藏着什么？隔着车窗凝视，你会禁不住问：夏朝的大禹何以钟情于此，把他的都城建在这一带？大禹的都城阳城，位于今天登封城东南的告成镇一带。大禹再次迁都于斟郇，即今偃师县南部，仍未走出嵩洛一带。

　　嵩山一带在春秋时属郑国，战国时则归于韩国。嵩山被古人认为是诸神出没的神圣之地。秦灭韩国后，头等大事就是到这里的太室山上设置神祠；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三月，在中国历代汉族皇帝中最尚武力的刘彻登上太室山，以通神仙。

　　登封老城东北，万岁峰下有一东汉人设立的启母阙，它和太室阙、少室阙是中国顶级国宝。阙原是神庙前的门观，是一种很有气派的装饰。传说大禹的妻子涂山氏生下儿子启后化作巨石，那石被称为“启母石”，前立阙，后建庙。还说涂山氏的妹妹———少姨亦化作少室山的山神，于是古人在这里又建了少姨庙。嵩山产神，至少古人笃信这一点。

　　古人有观云的习惯。坐定了某处看云起云落，看山色水流，看得久了，恍惚间就似乎看到神仙一掠而过。面对大自然无法解释的现象，古人便编造故事，一山一水都有一个典故。东汉时创立“五斗米道”的张道陵曾入嵩山，隐居九年，然后就号曰“天师”。张道陵之后，东汉道师刘根、三国道士郗元节、西晋道士鲍靓等都得道于嵩山。北魏时，天竺（印度）僧人跋陀、达摩恋慕嵩山的灵气，遂舍了洛阳城，跑到嵩山来打坐。印度僧人有打坐看石头的习惯，嵩山之石，滋养出了一个中国化的禅宗法门，它把神和人拉得只有一纸之隔：“迷则为凡，悟则成圣，圣由自悟，不从他得。”

　　嵩山，在古代是产神的地方；嵩山的少林，在今天的国界之外，是大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

　　●少林初兴 两位高僧接踵来

　　少林寺的立寺，和一个名叫跋陀的印度僧人的“性情”有关。

　　少林寺门外，东西两端各立一座石牌坊，这是明代徽王府捐造的。东牌坊内侧横额刻着“跋陀开创”四字，开创什么？自然是少林寺啦。

　　跋陀，也译音佛陀、僧伽佛陀。他在印度时虽“学务静摄，志在观方”，相当吃苦用功，却一直没有找到感觉。和他一起修炼的５位道友都已得道，唯他一无所获，终日闷闷。据传，跋陀一度想寻短见，成不了佛他宁愿死去。有朋友安慰他说：“修道要借机缘，你与震旦（中国）有特别的缘分，何不往那里去呢？”

　　于是，这位印度僧人千里迢迢直奔北魏国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跋陀抵达平城的时间，大约是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公元４９０年）前后。鲜卑族皇帝北魏孝文帝一生除了以“法律的名义”推行汉化政策之外，还极为崇信佛教。他在平城造了云冈石窟，迁都洛阳之后又开凿了龙门石窟。

　　跋陀在北魏受到孝文帝的特别敬重。跋陀到来时，云冈石窟的五大洞窟已告完工。皇家给跋陀专设了石窟（也称石室、石龛），一切资费皇室供给。

　　公元４９５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跋陀随之而来。孝文帝很够意思，在洛阳为跋陀设立了“静院”，以供其研究佛法。或许是在一次纯粹的散心游玩中，跋陀去了一次嵩岳，之后他就不断前往嵩岳。他曾对弟子说：“这里（嵩山）有特别的神灵护卫着，于此立寺，永不消失。”

　　孝文帝或许是看出了跋陀的心思，遂于嵩山少室立少林寺。（图１）那是北魏迁都的第二年（公元４９６年）。少林寺在历史上只有一次短暂的易名，但很快就复位了。北魏孝明帝时，崇佛之风极盛，一座长１５公里、宽１０公里的洛阳城中，寺院多达１３６７所。这一数字，比西晋时的４２所增加了３０多倍。当时甚至出现“寺夺民居， 三分且一”的城郭格局。也正是佛教在洛阳呈现出一派繁盛之时，北魏的国运也走到了尽头。《魏书·释老志》中说，当时北魏有僧尼２００多万人，寺院３万余座。一个北魏哪里供养得起这么庞大的“佛国世界”？

　　跋陀或许预见不到这一时代大“因果”，他可能只是想一心修炼，只是觉得洛阳城太闹腾，于是他躲到“圣灵出没”的嵩岳之中，开创了少林寺。一如跋陀所言，少林寺还真熬到了“永久”。与少林寺同时代的３万余座寺院，至今能存几所？不过，跋陀时代的少林寺，可能还相当简易。

　　跋陀的聪明，在于他观出了嵩岳的“山相”，开创了今天名震世界的少林寺。不过，他也有不聪明的地方。他在少林寺所传的佛法，叫“三藏心禅”。按照“三藏心禅”，修禅者既要诵读佛教的经、律、论这“三藏”，同时还得潜心坐禅。这厚厚的、民众根本读不懂的“三藏”经典，把进入佛门的门槛抬高了。这是印度原汁原味的修行法门，没有中国化。

　　禅法的中国化，是印度另一位高僧菩提达摩的功劳。达摩到达少林寺是在跋陀立寺３０多年后。达摩舍弃经典，一心坐禅，这样佛门的门槛就降低了。

　　少林寺山门西牌坊的横额是“大乘胜地”，说的正是达摩所倡导的大乘禅法（跋陀所传的是小乘禅法，小乘、大乘是佛学中的两个派别）的功德。

　　两位印度和尚一前一后来到嵩山，他们一个播下了种子，一个浇灌了禾苗，然后就去了。与他们同时代在少林寺的，还有两位印度高僧勒拿摩提和菩提流支。印度人的做派和他们的历史一样奇特。佛教兴于印度，但到了８世纪中叶，佛教在印度渐趋式微。此时佛教在中国却很盛行，全部佛经十之八九已译成汉文。公元１２世纪，伊斯兰教武力东进，破坏了大批佛教寺院，教徒们纷纷逃往域外。当时印度本土佛教完全绝迹，空留遗迹供人凭吊。

　　１８世纪以后，佛教文化又从中国等国倒流回印度本土。印度虽然是佛教的发源地，但今天印度的佛教徒非常少。

　　●少林地理 险关峻隘通洛阳

　　记者在少林寺采访时看到，少林寺周边一带碍眼的建筑都扒光了。据说在这次清理中，有关部门投入了３亿多元人民币，目的在于恢复少林寺地区的旧时模样。少林寺地区旧时到底是怎样一副样子呢，谁也说不清。大概是羊肠小道、绿树成荫、溪水哗哗、小鸟啾啾吧。关于少林寺的旧时模样，目前只有日本人关野贞于１９２０年拍摄的几张老照片可资佐证。据说，少林寺方丈永信大师到日本访问时曾看到过那几张老照片。我想知道的是跋陀、达摩时期少林寺的模样，这当然是奢求了。

　　去过西藏的人，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慨：“嘿！那地方，让人宗教呢。”遗憾的是，我没到过西藏，更不熟悉北魏时的中国。为了找到一份感觉，到登封的头一天，我摊开一张“嵩山旅游图”，仰躺于宾馆的席梦思床垫上直看到午夜。然而很遗憾，在那张“嵩山旅游图”上，我看到的只有“地理”，而没有读出“宗教”。

　　少林寺坐落于少室山与五乳峰之间的一块平地，坐北朝南。少林寺山门的少室溪是颍水之源。这涓涓细流看似不起眼，却七扭八拐流经豫皖两省，最后在安徽颍上县注入淮河。少室溪之南陡然起一山，便是古人咏叹的“一峰晴来一峰雪”的少室山了。少室山和太室山一起构成嵩山主体，是淮河、黄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少林寺北枕五乳峰山脚，寺院前伏北翘。站在少林寺后院，一眼便可收尽寺院的红墙翘檐和如天幕般的少室山。

　　少室山上有一望洛峰，据说站在峰顶可以远望洛阳城。那当然只是一种意境中的眺望，毕竟洛阳城的万家灯火远在６０多公里以外。

　　少林寺西北有一轘辕山，就是史书记载的大禹疏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的地方。轘辕山之东为太室山，西为少室山，它分割了中岳二室，是登封、偃师、巩义三地交界处。轘辕山上有一东汉末年设置的关隘，即轘辕关，也即今天的十八盘。当年印度僧人跋陀、达摩正是一路风尘由洛阳东来，过此关隘抵达嵩山弘法的。古人在洛阳城打点盘缠，然后骑马坐驴或徒步越轘辕山而至少林，一路上少有村落，只有驿站歇脚。 唐高宗李治曾从轘辕山经过，当时他嫌山陡路窄，可能说了一句不耐烦的话，也就是“圣旨”了，随后官方对这条山道进行了拓宽。千年之后即１９３６年，蒋介石由洛阳专程到少林寺参观，当时的登封县县长毛汝采比较机灵，预先工作做了，凿山劈路，把山道铺成了石子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山道向东移动了５００米，建成了一条坡度较缓的盘山沥青大道，轘辕关随即成了“古董”。

　　达摩:面壁九年图破壁

　　像行脚僧那样挂单少林寺当晚，下了大雪。翌日晨起，满世界都白了，寺院对面的少室山像罩了一层纱幔，依稀可见。那一刻，我仿佛呼吸到远古的空气。

　　●面壁打坐山洞中 九年辛苦不寻常

　　置身嵩山少林的几天来，因为游客的熙熙攘攘，无从领悟古人隐居嵩岳的那份清静。雪中眺望寺院对面的苍茫少室山，终于有了片刻发呆的时间。因了这一刻的发呆，竟觉得眼前的中岳嵩山与西天的灵鹫山有某种神似意合的牵连。想着佛祖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上“拈花微笑”的故事，脑海里浮现出的还是洛阳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美无言的样子。据说古人在险山峻岭大造佛像，本意是用来“观相”的。古人观山水日月，观人观佛，时间久了据说可以修炼到观人能入骨、观佛能成佛的境界。

　　传说某年某月某日，佛祖释迦牟尼率众于西天灵鹫山举行大法会。佛祖那日落座之后，一语不发，只是手持优钵罗花微笑着。那微笑一定比蒙娜丽莎的微笑还要神秘，不然１２５０位出家弟子面对佛祖“拈花微笑”何以会大惑不解？这时释迦牟尼身边的摩诃迦叶会心一笑，沉默已久的释迦牟尼随即说：“迦叶，你已经体悟到真谛，我把‘正法眼藏’（即根本佛法）传给了你。”

　　这则故事太玄奥，我实在想不通迦叶为什么仅仅会心一笑就悟到了佛法的真谛。后来，禅宗一派就把这个故事当做了该派的经典。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说法，就来源于佛祖释迦牟尼。迦叶以心传心接过大法，依次相传，到菩提达摩时，已是第二十八代。

　　在少林寺山门西侧通往塔林的路上，有人架了一排望远镜。从此经过的游客，一准儿会听到摊主近似喃喃自语的推销：“一块钱看达摩洞，看不看？”有人就挤了一只眼，另一只眼紧贴着望远镜，用尽气力往北望。那天五乳峰上薄雾缭绕，从３公里外看达摩洞，怎么看恐怕也只能是一片朦胧。

　　达摩的故事也很朦胧。少林寺内，有一通高大的元代石碑，立碑的时间是公元１３４７年，为当时的少林寺住持和尚息庵义让所立。按照这通石碑记载，达摩来华时间为萧梁大通元年（公元５２７年）９月２１日。当年菩提达摩取海路登陆南海（今广州），南海刺史萧昂亲自迎接达摩，并上表禀告梁武帝。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一听说印度来了高僧，立马派人赴南海接达摩到金陵（今南京）。

　　萧衍与达摩相见后的细节，后人多有附会。总之这僧俗两人话不投机，谈得不怎么愉快。１０月１９日，达摩“潜过江北”，４天后抵达洛阳。

　　这“潜过江北”后来被演绎成了一个传奇故事：波涛汹涌的长江拦住了达摩。身在异乡的达摩千寻万找不见渡船，情急之下随手折断一枝芦苇扔进江中，然后踏将上去，浮过长江。据说那芦苇有五片叶子，所以后来的禅宗就分成了五派。少林寺碑廊有两通明代石碑上刻有“达摩一苇渡江图” ，讲述的正是这则著名的“一苇渡江”的故事。

　　达摩洞在五乳峰半山腰，要登１１５４级台阶才能上去。１１５４级台阶，这是我的临时向导刘凡老人用脚“踩”出来的数字。刘凡曾任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２０００年５月，他被著名佛教考古专家温玉成推荐到少林寺，负责寺院历代碑文的拓片和建档工作。三年了，刘凡老人坚持每天下午爬一次达摩洞。

　　一个晴朗的日子，我随刘凡老人走过一段乡间小路，到了１１５４级台阶的起点。台阶是用石板条铺成的，陡坡处还建有护栏。１０００多年前达摩上山时当然不会有台阶，他只能穿行于丛林岩石之间。相传，达摩面壁坐禅时纹丝不动。于是，小鸟在他的肩上筑巢，蜘蛛在他的掌上结网，九年后，连他的精气神色都刻在了石壁上。据说，原来洞中有一块“达摩影石”，石头上印着达摩的影子。明天启三年二月，徐霞客游历初祖庵时，曾亲眼看见此石。佛教考古专家温玉成实地考察后认为：“此石色深褐，石质与达摩洞的青石不同类，达摩影像显然是人工刻制、浸色而成。”“达摩影石”现存少林寺内。

　　达摩在五乳峰洞穴中坐禅，过他的阿兰若（清净道场）生活，应该是一副印度沙门（相当于中国所称的“隐士”）的做派：衣，不过三衣；食，仅日中一食；住，随遇而安。印度传统的出家人很少聚群而居或建立寺院。他们专心修炼，一心求道，离情脱世，以苦为乐。

　　沿着千年前达摩老人的足迹登山，我心中一直回荡着这样一些问题：达摩心中的佛是什么？禅又是什么？他回答了吗？怎么回答的？

　　●五乳峰上寻达摩 一路走来三遇佛

　　１１５４级台阶，三次歇息，三次心有所悟。

　　第一次歇息，在古塔下。那塔孤零零地立在风中，像有灵性却缄默无语。塔上没有铭文，年代不详。那塔的体量不大，形制颇似塔林中的那些塔。一旁坐班护林的护林员侯朝彬告诉我：“老辈人都说这塔是风水塔，不知道有啥用处。”

　　一个身着校服的半大男孩，一声不吭地在塔下一条青石板上码东西，那些东西和少林寺西门外工艺摊上的货色一样，多半是经不起推敲的大路货。那孩子码得很缓慢，甚至有些谨慎了，他能把石质的手镯像摆积木似的垒得好高，能把佛珠捋齐了排成队……

　　一年多来，这孩子守着这个小摊过活，除了从他人手里进货外，他还去人迹罕至的深山幽谷采集药材来卖。他是临汝人，名叫姬楠楠，１８岁。因仰慕少林武术，数年前他只身来到嵩山习武。后来何以弃武从商了呢？问了三问，他说出三个字：“学不好。”这是他给我说的仅有的一句话。关于他的故事，多亏护林员和刘凡老人的补充。

　　我继续上路，一步三回头。姬楠楠还在码东西，面朝着那古老的风水塔，神色安详。他在少林新村以每月５０元的价格租了个住处，每天扛着一纸箱货物一路哼着歌上山。达摩洞游客稀少，他便有时间码他的世界，像是在修功。自知学不好武功，索性行走于山林之中，以小买卖自食其力，不做好高骛远的大梦——这孩子也算是同龄人中的异类。

　　“自由才是佛。”在距离达摩洞最近的一个摊点，禹州人王庚生这样说。王庚生已经在五乳峰上生活了１５年。他搭了个窝棚作为住处，开了一块地自己耕种，像鸟儿似的自由了１５年。有了这１５年的生活，年届七旬的王庚生老人才会悟出“自由才是佛”这样的结论，那是“书上读不到的深刻”。

　　王庚生老人原是银行职员，１９６１年时因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辞职回乡种地。他说，那年和他一样走掉的人很多，不过，回去种地还是饿得不成样子。

　　老人来登封最初是在中岳庙前卖钧瓷，后来听说少林寺门前生意好做，就到了少林寺。钧瓷的生意虽没做好，但老人贪恋这里的清静，不走了。

　　老人那天的干粮是两个红薯，自己种的。除了种地，他每月卖食品饮料能收入一二百块钱。“生活没深没浅。没肉没菜都无所谓，有细米白面足够了，穿的有几件能御寒的衣服就成。有万贯家财不如身体好，身体好不如心情好。人呀，信什么不信什么都无所谓，一辈子不做亏心事，就是活菩萨。” 老人像在说法传道。是不是在达摩洞前待得久了就能悟出些东西？

　　菩提达摩虽然成了正果，却还避不开世俗的丑恶。小人六次对他下毒，最终把他毒死了。达摩死后被弟子葬于熊耳山空相寺。传说达摩去世三年后，到西方求法的宋云在葱岭撞见达摩，赤着脚，提着一只鞋，正闷闷不乐地往西方走。宋云问：“大师哪里去？”达摩道：“回西天去！”说完匆匆而去。宋云回来后把见到达摩的事讲了，大家半信半疑。众人打开达摩的棺材，发现棺内仅余一只鞋……

　　听完这则故事，我不禁又想起卖食品饮料的王庚生老人。从王庚生老人我又想到少林寺现任方丈释永信的一句话：“只要我们突然来个急转身，说不定就能和佛撞个满怀。悟到成佛，随时随地都是可能的。”

　　这般说，我未进达摩洞，已经跟佛撞了两次满怀了？

　　第三次撞佛，是在达摩洞碰到尼姑释延笑、释延才。当时她俩搅拌了水泥和沙，正在做一项艺术修补“工程”，因为达摩洞前的几尊当代佛像已经残缺破损。

　　我努力地讨好，尽可能地和延笑唠嗑。但唠了半个时辰，她一直回避我的问题，最后倒来一个反问：“你知道因果吗？”紧接着她又说：“当我知道佛的时候，就知道因果。”好一个晦涩难懂的自问自答。

　　我一路上山，三次撞佛，也许是因为达摩的空灵仙气一直在五乳峰上聚而不散吧。

　　问延笑、延才俗家姓名，延才道：“算啦，出家人四大皆空，俗名免了。”

　　站在达摩洞前，可以望见五乳峰下始建于北宋宣和七年（公元１１２５年）的初祖庵。它规模不大，可庵中大殿却是河南境内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达摩在嵩山修行时，当然享受不到这遮风避雨的小庵，他只住山洞。

　　嵩山７２峰，五乳峰占了５个。当地人说，五座山头形似奶头，故而叫五乳峰；出家人说，这五个“奶头”，象征着达摩养育了五代时期的禅宗五派：沩仰宗、法眼宗、云门宗、曹洞宗和临济宗。少林寺传承的是曹洞宗这一派。

　　慧可:立雪断臂传佛法

　　雪下了一宿。厚厚的雪压在树枝上，高大的松树显得很吃力，但还在使劲地挺着腰杆。站在青石台阶下，透过松枝构成的疏密有致的前景，恰好可以把屋檐下悬挂的“立雪亭”横匾看完全。

　　●舍身求法 慧可断臂

　　这场雪当然没有公元５２７年１２月９日那场雪下得大。一千多年前的那场雪也是从夜里开始下的，到天亮时已经积雪过膝。那一夜，慧可久久地立于风雪中。达摩晨起推门，看见了雪中的慧可，怜悯地问：“你久立雪中，所求何事？”慧可说：“拜师。”达摩叹道：“修行太苦，请回吧！”

　　慧可思忖：“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济饥，布发掩泥，投崖饲虎。古尚如此，我又何人？”于是，他猛然拔出利刃，自断左臂。如此刚毅的人，达摩哪有不收为徒的道理？这便是《传灯录》中记载的“立雪断臂”的佳话。今日少林寺的“立雪亭”原名“初祖殿”，民国时人们借“立雪断臂”的故事改名为“立雪亭”，它大约始建于金元时期。

　　慧可被达摩收为弟子后，禅宗之脉在东土延续，后世尊慧可为禅宗二祖。

　　据说慧可断臂后，心中不安，求达摩为其安心。

　　慧可说：“心不安，请师父为我安心。”

　　达摩说：“把心拿来，我帮你安。”

　　慧可觅心未得，说：“找不到心。”

　　达摩说：“如能找到，岂是你心？”

　　慧可无言。稍后，达摩说：“我已经为你安好心了，你现在看到了吗？”

　　这便是禅宗的语境，相当微妙，或许只有山居穴处、远离凡尘的人才有这样的语言吧。

　　传说，慧可断臂后疗伤的地方在少室山上的钵盂峰。钵盂峰之顶，有一座三间房的小庵，曰“二祖庵”。因“二祖庵”在初祖庵南面，故又称“南庵”，属少林寺的下院。

　　我决定去二祖庵“朝拜”，想去体悟那里的“禅境”，找一份远古僧人修禅的气氛。那究竟是怎样的气氛，我说不清。

　　早几年前，少林景区便架了缆车可直抵钵盂峰。每天少林寺都会派遣僧人上二祖庵值班。冬季天寒缆车停开，我只得和向导刘凡徒步登山。沿着七扭八拐的石阶山路，不歇脚地上到峰顶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

　　钵盂峰比五乳峰多了树木，这种树似乎长不大，一律碗口粗。在河南的山区，这类树比较常见，当地人叫山杂木。满山的树木为这钵盂峰添了一份神秘。山上空无游人，只有我和向导，即使相隔数丈远彼此也能听到对方的喘气声和踏雪的吱吱声。少了人迹的山，真静。慧可时代的钵盂峰，无非也就空寂到这份儿上。

　　登上峰顶时已是傍晚，二祖庵的头门落了锁。从门缝里望去，只能看到殿堂的局部。二祖庵这个小小的院落坐北朝南，松柏环护。二祖庵始建于北宋后期，屡毁屡建，如今的构件多为１９８８年那次重修时所添加。刘凡说，庵中有七通明清碑刻，记录着历次重建的经历，是二祖庵历史的物证。更久远的物证是庵内的四眼古井，还有庵后坡上那竖立千余年摇摇欲坠的唐朝古塔。

　　我被老态龙钟的唐塔拽住了脚步。这座砖塔单层方形，塔尖已毁。塔被杂树簇拥着、掩映着。塔北面镶嵌的石板已残缺，石板上的正文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大周万岁登封元年丙申”等字。刘凡说：“这铭残了，没法拓片，前年只好笔录了下来。”

　　在二祖庵，我没有找到禅境，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心境，若你不去除红尘俗念，就没法体会到。

　　当年，一个印度僧人和一个中国僧人，分别居于嵩山幽谷中的两座山峰，相距数公里，并不彼此多相往来。他们固执地与世隔绝着，寻找着那神秘而脱俗的禅境。'

　　想了解佛教，必须了解释迦牟尼；想了解禅宗，必须了解达摩和他的弟子。

　　关于慧可，《续高僧传》中也有记载。不过《续高僧传》中的记载与《传灯录》的说法差距很大。根据《续高僧传》，慧可断臂不是为了求达摩收自己为徒，而是传法时被仇家所害。

　　慧可求师达摩那年已是４０岁的人了。他俗姓姬，虎牢（今河南省荥阳）人，原是一介书生。慧可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期，人们需要精神上的抚慰。慧可不为时事所扰，决意出家求道。

　　达摩隐居嵩山时除慧可外还收过几个弟子，如僧副（今陕西祁县人）、道育等。后来僧副去了南方，道育也自行修行去了，只有慧可留在师父身边侍奉。达摩最终死于今宜阳县的韩城、三乡一带。

　　公元５３５年，慧可北上邺城，过着颠沛流离的传法生活。当时慧可的禅法虽然“幽而且玄”，但仍然有不少僧俗纷纷来听。慧可所讲的禅法在当时的邺城比较另类，于是遭到“滞文之徒”即佛教保守派的攻击。保守派中，最心术不正的是道恒禅师。此人在当地势力颇大，他听过一次慧可讲禅后不以为然，斥之为“魔语”。道恒数次派他的弟子暗害慧可，但这些杀手听了慧可的说法后，反倒一一皈依慧可门下。最后道恒勾结官府，砍掉了慧可一条胳膊。看来，佛门也躲不过世俗的险恶。

　　不管是为求师而断臂，还是在邺城传法被断臂，慧可的那条手臂都是为佛法而断的。

　　●以心拴心 相续传法

　　禅法初期在北方的传播，和慧可那次北上邺城有关。而僧副的南下，则把达摩的禅法带到了江南的南朝地区。

　　僧副以苦行僧的执著，先至建康（今南京），栖于钟山定林下寺。梁武帝萧衍为僧副建了一座开善寺，但僧副不恋安乐，四处传法。他上岷岭，赴峨眉，禅法自此在四川传播。

　　达摩两位弟子一南一北苦行传法，对于禅宗的传播意义重大。在南北朝对峙的当时，仿佛只有宗教可以自由行走。

　　慧可在今南阳一带传法时，收下一弟子，该弟子被称为“那禅师”。那禅师原本是讲习《礼》、《易》的儒士，遇到慧可后便与其他学士一起出家为僧。宗教以心拴心，相续传法。那禅师的弟子慧满，是河南荥阳人。慧满住无常所，一边乞食，一边传法。一日，大雪纷飞，慧满在嵩山会善寺旁的墓冢间夜宿。第二天，他才入会善寺拜访他的法友昙旷法师。如此以苦为乐，可见当时僧侣之境界。

　　慧可北上之时，少林寺的许多僧人或去了邺城，或隐居太行山间，那时的少林寺非常荒凉冷落。

　　公元５７４年，北周灭北齐。周武帝以佛、道二教“不净”为由，下诏取缔佛道两家。５７７年，少林寺被废。

　　周武帝“灭法”之时，佛家人纷纷造塔、刻像、藏经，以便存留佛经佛迹于后人。现存于少林寺碑廊的北齐“一佛二菩萨造像碑”和“十八盘”路边发现的北齐时代的小石窟，被佛学考古专家温玉成认为“不是偶然之事”。温玉成说，泰山、北京房山的刻石经，应该都是那个时期僧人们惶恐之下的产物。

　　为时局所迫，慧可、昙林等隐于山林，共同守护经书佛像。此时，慧可已是耄耋之年，不久就辞世了。弟子们把慧可葬于河北邯郸市东南的一个小村落边。今天，这个村子名叫二祖村。

　　这次短暂的周武帝“灭法”，是少林寺历史上第一次遭难。３年以后，北周静帝宇文阐又恢复二教，少林寺改名陟岵寺。一年后，陟岵寺又恢复为少林寺。

　　在少林寺遭难之时，虽然有一些少林僧人散落他乡，但应该也有一些僧人抱着希望固守原地吧。这只是我的猜测。不过，当现已耄耋之年的素喜法师记忆犹新地追述“文化大革命”中少林寺的境遇时，我坚信了自己的猜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素喜法师说：“那时寺里只剩十来个和尚，我还算年轻些，其他的都六七十岁了。那时的感觉真是死一个少一个，没有香客，也没有人敢出家当和尚。没有早晚的佛课，我们也不敢念经，就守着几间破矮房。好在那时还有２８亩旱地可种，我们像社员一样还养了牛和羊，换些油盐，那时连煤油灯都点不起。”（图１２）

　　行政、德禅、素喜等僧人是“文化大革命”时代少林寺的守望者。１９６６年，当郭店学生准备炸毁西塔林时，和尚们及时通报上级，护住了塔林；１９７４年４月，考古专家温玉成带着两名助手到少林寺进行考古调查时，德禅大师隆重地披上袈裟，肃立于山门迎候。这些从民国到新中国一直留守少林寺的元老们，维系了千年古刹的“香火”。

　　素喜说：“那时种地是最大的幸福，种地也是修禅呀！”这让我想起在温玉成家的客厅里，我虔诚地向他问禅，温先生随口就说：“担水劈柴也是禅，连狗也有禅性，关键是看心。”禅宗一派，最重心境。

　　慧可的禅法，历僧粲、道信、弘忍、神秀、法如、慧能等，延续至今。

　　慧能:别开生面传禅灯

　　清晨５点一刻，板子声惊醒了少林寺一夜的寂静。寺里的僧侣习惯了这木板子单调悠扬的声调，他们也习惯了闻声起床，然后去大雄宝殿集体上早课。

　　我站在寺院的古老碑刻之间，目的单纯地隐身旁观。夜色朦胧里，僧侣们匆匆飘然而过，碎步掠地时飒飒作响。当僧人们在大雄宝殿大门前迈过门槛时，我注意到，先迈左脚的僧人走东边，先抬右脚的僧人立于西侧。他们站在各自的位置上，无声地等候那鼓声、磬声的引领……

　　眼前的情景让我想起司马光的那句感叹。千年前的一天，司马光游览洛阳寺院。正在寺院中散步，忽闻寺院中撞钟击鼓声。钟鼓声中，就见和尚陆续进入斋堂。司马光来到斋堂一看，和尚们一排排默然而坐开始进餐，很有次序很有规矩。这位北宋一代大儒感慨不已，对左右语：“三代礼乐之制竟在当今佛门中盛行呀！”

　　少林寺大雄宝殿中的红蜡烛一一燃起，微弱的烛光映着“三世佛”（中为释迦牟尼，东为药师佛，西是阿弥陀佛），诵经声随着磬声而起，那声调与其说是诵念，倒不如说是哼唱。坐在僧人之中微闭双眼，两手合十，须臾，你会感觉一切都在上升……

　　出了大雄宝殿，那吟诵之声便显得悠远了。伫立在大雄宝殿的月台上，借着路灯的微亮，我看到西侧的六祖殿大门紧闭着。寂寂的晨色中，六祖殿中的六祖能听到今日后辈虔诚的颂唱吗？

　　●去繁就简 东土高僧消化佛教

　　说到禅，写少林，绕不开和六祖的渊源。今天的六祖殿中，六祖塑像分北南两侧而立，北为初祖达摩、三祖僧粲、五祖弘忍，南为二祖慧可、四祖道信、六祖慧能。

　　六祖的功绩是什么？后人何以专设殿堂敬奉他们？谈到六祖的功绩，还要从古印度人的啰唆说起。古印度人似乎不怕麻烦，他们在创立佛教的同时，也把繁琐的习惯带入宗教的教义。一个简单的意思，他们喜欢反复说。

　　佛教教义是进口货，若想让中国人了解，还必须翻译。翻译繁琐的佛教经典是一项苦差事。１５００年前建立少林寺，正是为了安顿印度僧人跋陀，方便他译经。跋陀当年译经的场所叫甘露台，其遗址尚存，就在少林寺西围墙外二三十米的地方。玄奘从印度回国后，曾两次上书唐高宗，请求到少林寺修习禅观和翻译佛经。高宗以玄奘已是佛学大家，无须入少室修炼为由，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从某种意义上讲，禅宗六祖抛弃了印度传统佛教啰里啰唆的缺点。

　　三祖僧粲是一位很神秘的人物，他的历史至今不详。《续高僧传》没有介绍僧粲的文字。从《法冲传》中可知，他是慧可的弟子。

　　四祖道信俗姓司马，７岁出家。１２岁那年，道信到今安徽省潜山县的天柱山修禅。僧粲当时正在那里隐居，遂收道信为徒。两人相处１０年后，僧粲决意到广东一带去，并且不让道信跟随。道信得了僧粲的衣钵，是为禅宗四祖。

　　道信原计划去南岳衡山，但因战乱没有成行。后来他应邀到了江州（今九江市）庐山大林寺，一住便是１０年。此后道信又到了与江州一江之隔的黄梅县众造寺。他很少入住寺院，大部分时间都在风景如画的双峰山修禅。道信住在山上时，不少弟子跟着他。在远离尘嚣的山区，道信和弟子们开荒种地，开创了“农禅合一”的寺院经济制度。这意味着僧人开始摈弃乞食的传统，有了属于自己的经济基础。

　　唐武德七年（公元６２４年），道信在双峰山建成了一座禅院。到贞观末年，这座禅院中的僧人已达５００多人，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五祖的弘忍。６５１年，道信去世，弘忍在禅院西北的山冈之上为师父造了“真身塔”。今天，这座禅院已改名为四祖寺，塔也成了毗卢塔。不过据佛教考古学家温玉成说，１９９８年５月２２日，他冒雨登临双峰山时，再也领略不到古人描述的“明月如水山头寺，仰面看天石也行”的景致了。

　　弘忍（公元６０１～６７４年）是黄梅县人，俗姓周。他也是７岁出家，最早在庐山大林寺，后跟随道信到了双峰山。道信去世之后，弘忍在双峰山之东又建了一座寺，称为东山寺。在弘忍时代，黄梅县成了“楞伽”禅法的中心，人谓之“东山法门”。弘忍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收了许多高徒，其中最著名的有五大弟子，即神秀、道安、智诜、慧能和法如。当时弘忍最器重的是神秀，可最终是在寺院做杂活的慧能成了弘忍的接班人。

　　六祖慧能原名卢能，祖籍范阳，生于广东新会。唐咸亨二年（公元６７１年），他投往弘忍门下，终日在寺院里干活，是一个不显山露水的普通小和尚。８世纪以前的史料并没有记录神秀与慧能作偈（偈就是佛经中的唱词）明心的说法。可关于弘忍传法慧能的故事太著名了，以至于是真实还是相传都无所谓了，没人去较真儿。

　　我们不妨重述这个故事，从中当可理解禅宗修行重在心悟的要义。

　　一日，弘忍召集众徒，坐定后令徒弟们作偈，以择选接班人。这颇似灵鹫山佛祖传法大会，不同的是释迦牟尼似乎玩的是哑剧，弘忍导演的是一场更具中国文人色彩的赛诗会。神秀作为上座弟子，自然先题一偈：“身为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见了此偈，连连称好，不承想慧能在一旁很不以为然：“欠佳欠佳！我也来一偈。”因慧能不识字，他口述，请人代笔：“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弘忍闻罢，吃了一惊，摆摆手散了场。

　　是夜，弘忍召慧能入禅室，将衣钵法器传于他。慧能遂包裹着衣钵往老家广东去了。其后弘忍一连三日不出禅室，众问其故，始知杂役小和尚慧能竟得了师父的衣钵。

　　慧能果然不凡。他在家乡住了３０年，把慧可、僧粲、道信、弘忍的学说融会贯通，创立了“顿悟”学说。他的弟子像孔子的弟子一样，把慧能的语录整理成了一部《六祖坛经》。有学者以为，从创新的意义上讲，慧能才是真正的禅宗初祖。

　　●两宗相争 “南能北秀”各展身手

　　最初，神秀和慧能并没有“北宗”和“南宗”之争。慧能走后，神秀仍然奉行达摩的禅旨，即保持《楞伽经》的渐修禅法。

　　北方的神秀，后来成了“两京（长安、洛阳）法主”、“三帝（武则天、中宗、睿宗）国师”，是能够出入皇宫的大和尚。武则天心仪“东山法门”，是在弘忍去世后的２０年，即公元７００年。据史料载，武则天对神秀给予了超乎寻常的礼遇：与之并肩上殿，甚至还向神秀行跪拜之礼。

　　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在少林寺为其亡母杨氏建了功德塔，建塔花费的银两来自武则天的爱侄武三思。据推测，杨氏的功德塔就是西塔院内的“十级方塔”，这座塔的形状很像西安的小雁塔。那个时期高宗李治、武则天常到少林寺看看，少林寺沾了不少皇家之气。

　　岭南的慧能，显然没有像神秀这样享受到“皇恩浩荡”。不过，神秀似乎永远是慧能的陪衬。公元７３４年，在滑台（今河南省滑县）大云寺的辩论会上，慧能的弟子湖北襄阳人神会击败了北宗。十年后，神会被邀至洛阳，大讲慧能的“顿悟”学说。此时，北宗神秀的两大弟子普寂和义福已先后过世，几乎无人能出面与神会抗衡。此时的北宗已成了保守派，依然坚守其“渐悟”禅法，到唐末就逐渐衰落了。（图１３）

　　神会死后，唐宗室李巨派人把神会遗体迎回洛阳下葬。１９８３年，在洛阳龙门西山唐代宝应寺遗址，专家找到了被称为七祖的神会大师的墓地。

　　早在公元７１２年，《大通禅师的碑》撰写者张说就呼吁立神秀为六祖。可最后在唐德宗时，南宗被定为达摩正传，禅宗成为东土佛教最大的宗派。

　　其实南宗、北宗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北宗是依佛理渐进修炼，好比是坐火车，一站一站地到达目的地；南宗的顿悟是坐飞机，一闪念间就到了，中间少了许多麻烦。或许是中国人讲究简单吧，最终是南宗赢了。南宗的顿悟，也传奇得很，据说听到隔壁的驴叫，也能让人大悟。

　　中国人的南宗、北宗之争主要是文斗，不武斗，还不是很极端。在唐代佛教史上，与玄奘齐名的义净西行印度时，曾目睹印度僧人为学术之争做出种种极端行为。那些印度僧人一气之下，有投恒河溺水的，有上伽耶山跳悬崖的，还有自己饿死自己的，这些都被义净视为“外道”。

　　除了神秀和慧能，弘忍的另一高徒法如也曾经名声显赫。

　　法如塔在从少林景区大门往东去的路上，那是一座立于台上的方形砖塔，碑文是《唐中岳沙门释法如行状》。

　　法如一直是个相当低调的僧人，他追随弘忍长达１６年时间，而慧能只是一位在东山寺待了３年还没剃度的“行者”。直到师父去世后，法如才离开东山寺，在淮南游历了９年。法如是唯一可能得到弘忍“临终遗嘱”的人。

　　法如于公元６８３年北上嵩山，居于少林寺。因为不事声张，众僧都不知法如的来历。

　　直到３年后，有人才惊讶地发现法如乃一代大师弘忍的五大高徒之一。于是洛阳的高僧大德蜂拥而至，请法如开讲禅法。法如推辞再三，他说，言语不讲，则真谛不会消亡。

　　法如最后还是讲了，但他没有收徒。在络绎不绝的求法者当中，只有李元珪（公元６４４～６８９年）自称是法如弟子。元珪于公元６７５年剃度，他在洛阳敬爱寺遇见法如，法如没有向他传法。随后在聆听了法如的一次讲法后，元珪慨叹：“尝闻千载一遇，今谓万劫难逢！”

　　元珪后来师从神秀，却老是念叨法如。神秀的得意弟子义福最早也是要投奔法如的，而法如已去世，只得改投神秀门下。

　　法如说：“佛法如空中之月，它只能出现在观看者之心。你们勤恳地努力吧，道就在你的努力中寻觅！”法如也一如空中之月，你只能观望，却无法拉近与他的距离。这位当年赫赫有名的北方禅宗“定门之首”，却很有些“不幸”——撰写《续高僧传》的道宣因为死得太早，无缘记录法如这位大师，而后来的僧人传也漏掉了法如。不过，法如的肉身最后归葬于嵩岳，算是替少林寺禅宗祖庭的地位又砌入了一块奠基石。

　　传承：古寺禅风延千年

　　●“微妙心传” 东土扎根

　　佛祖的“微妙心传”，即禅（禅是梵文译音，本意是静虑）一直没能在印度本土形成独立的法门，却在中国找到了扎根的土壤。

　　慧能没有像同一朝代的玄奘、义净那样去过西土圣地，他从岭南到黄梅，再从黄梅回岭南，两地之间不过千余公里。慧能的师兄神秀曾经向唐高宗和武则天推举过慧能，皇家也曾降旨宣召慧能进京，但慧能回书称身有疾病无法前往。这使得他一直处于“在野”的身份，能够专心传教。这一点倒颇似法相宗的祖师玄奘。唐高宗曾劝说玄奘返俗，并许以宰相的高位，但玄奘不为所动。当然，慧能和玄奘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玄奘学问渊博，而慧能连字都不认得。不过，满腹经纶的玄奘却只带了一茬徒弟，就再也无人跟上趟了。而慧能呢？徒弟众多，而且高徒众多。

　　有一次，在南岳衡山，慧能的弟子怀让拿着一块砖老是在庵前磨来磨去。其弟子道一刚开始只顾自己坐禅，并不留意。时间久了，道一觉得很纳闷，问道：“师傅磨砖做什么？”答曰：“磨镜子。”道一不解地追问：“砖哪里能磨成镜子啊？”怀让于是说：“磨砖既然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道一醒悟，放弃了以前苦苦坐禅的修炼方法。

　　慧能的徒孙希迁的弟子天然更是洒脱无比。一次在洛阳慧林寺遇上严寒天气，天然拿来寺里的木佛劈了当柴烧，用来取暖。有僧人责备他竟敢烧佛，天然随口就说：“我是在烧舍利呀？”僧人反问：“木头里哪有舍利呢？”天然答：“如此说来，木头佛就不是佛，你还责备我干什么？”

　　慧能的徒子徒孙们玄妙奇异的故事，给中国的佛教界留下了不少趣谈。唐代是中国文化最昌盛的时期，佛教在当时尤其昌盛。慧能是禅宗的变革者，就他本人而言，他不识字而闻经开悟，正中“不立文字”的真言。所以，他的徒子徒孙们，多是些把旧法当障碍、思想很开通的人。慧能未剃度而先做祖，从不在乎形式主义的东西，他的观念是“以心为佛，心外无佛”。慧能还舍弃了衣钵，在他的心目中衣钵只是信物，不要也罢，要了易起争端。

　　这种不为戒律所困的禅风，一直从唐代刮到宋代，刮到清朝雍正年间的皇宫内。清朝初期，朝廷是偏向佛教的密宗的。到了雍正这位皇帝，却喜欢在深宫内院与和尚一起参禅，自称“圆明居士”。雍正自感已经大彻大悟，他诏告天下禅师，可以随时找他谈禅论道，他决不以帝王的身份自傲。他同时下诏训诫天下和尚不可学作文章诗句，要以专心修道为务。据传，中国佛教徒出家在头顶上烙烧戒疤，便是雍正的杰作。

　　●“革律为禅” 成就禅宗

　　少林寺的沉寂和洛阳的衰落息息相关。欧阳修曾说：自大宋以汴梁为京师，建庙社，洛阳空而不都。达官贵人及富商大贾纷纷离去。寺院岁毁月坏，与游台、钓池并皆荒芜者，十有八九。

　　在公元９３６年至１０５６年的１２０年间，少林寺的历史留下了一段空白。专家们至今也没有找到关于这个时期的少林寺的任何文献或文物资料。就连在洛阳做过僧官的赞宁，在他于公元９８８年完成的《宋高僧传》中，也没有收入少林寺的僧人。

　　五代时后周世宗柴荣厌恶佛教，公元９５５年，他断然下令实行废佛政策，当时所毁寺院３万多座。这是佛教遭受的一次沉重打击，这场灾是否殃及到少林寺，情况不明。

　　所幸５年后，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夺得皇位。北宋初期皇帝太祖、太宗都好佛法，于是佛教又开始兴盛起来。不过，到北宋末年，朝廷从崇佛转向崇道。公元１１１９年，画家皇帝宋徽宗突然发起狠来，决意改革佛教。他觉得佛教是有害礼仪的胡教，非改革不可。宋徽宗对佛教的改革完全是形而上的：“其以佛为大觉金仙，服天尊服；菩萨为大士，僧为德士，尼为女德士，服巾冠，执木笏（一种狭长的木板子）……”

　　对宋徽宗的改革，百官反应冷淡。当时只有开封府尹盛章执行得比较卖力气。大臣蔡京听说后对盛章说：“佛教内多英雄儒士，一旦毁其居而夺其衣食，他们将何处安身立命？一旦聚而为变，场面不好收拾呀！”徽宗听到蔡京的说法后大怒：“此辈想恐吓我吗？”一些僧人想与朝廷理论，盛章把为首的日华严、明觉等７人杖杀。

　　不过没等徽宗腾出更多的精力去铲平佛教，金人便把他和他的北宋王朝给铲平了。赵宋王朝南渡之后，又对佛家客气起来。

　　徽宗对佛教的抑制不是赵宋王朝的主流，宋代多数皇帝包括太祖赵匡胤都是尊崇佛的，并且他们都很偏爱禅宗。北宋一朝，对佛教影响最大的政策是“革律为禅”。所谓“革律为禅”，就是把“律寺”改造为“禅寺”。“律寺”就是严守佛教经典理论的传统寺院，“禅寺”当然就是信奉禅宗的寺院了。公元１１０２年，朝廷命令每郡选一寺为禅寺。

　　禅宗在宋代的得势有其社会背景。北宋是一个多次力图变法而又最终无所成就的朝代。每次变法的半途而废，都使得一些儒士产生“归隐”之心。在这些想要归隐的儒士们看来，儒是治皮肤病的，道是治血脉病的，只有佛是治骨髓病的。他们忧国忧民的心病已入骨髓，故纷纷入禅，以求暂且忘记忧国忧民之苦。

　　在洛阳居住时，司马光仿效唐朝的白居易和如满和尚的“香山九老会”，纠集了一批儒士如富弼、文彦博等结成“耆英会”。富弼中年之后真的迷上了禅宗，时常从洛阳跑到少林寺去听法。欧阳修、苏东坡、文彦博等都对禅宗很感兴趣，与禅师过从甚密。

　　据说王安石曾对好友张方平说：“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此后儒家绝承无人，即使有，也非纯粹的儒。”方平说：“怎么无人呢！还有超过孟子的，如马祖和尚、汾阳和尚、雪峰和尚、云门和尚……”王安石不解其意，方平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儒生们都去皈依释氏啦！”由此可见当时儒士崇佛风气之盛。

　　从仁宗到神宗的６０余年间，由于帝王及朝中大臣的政策扶持，禅宗获得空前的发展。

　　其实，自宋神宗起，“革律为禅”已经开始。这一“革律为禅”运动不紧不慢地持续了很长时间。

　　大约在公元１０８９年，当时的河南府尹韩缜，把曹洞宗义青大师的大弟子报恩禅师请到少林寺传法，并将少林寺“革律为禅”，这是禅宗“曹洞宗”首次传入少林寺。

　　宋代之后，少林寺一路走来，虽然历尽坎坷，但始终禅风不断。

　　２５３年前的一天下午，细雨之中，乾隆皇帝驾临少林寺。据说，当时护驾的车队在少室溪旁排成了长龙。那天乾隆皇恩浩荡，凡是迎驾的僧俗各赐白银一锭。

　　当天晚上，乾隆夜宿少林寺方丈室。那天一高兴，乾隆就为立雪亭题了“雪印心珠”四字。立雪亭正在乾隆就寝的方丈室之后，细雨绵绵的那个晚上，这潇洒一世统驭中国６０年之久的乾隆皇帝，当该琢磨过“立雪断臂”的故事吧？

　　●千古禅灯 传至今天

　　少室溪的流水在冬季总是悠着性子缓慢地东去，只有在雨水充足的季节，它的步伐才会显得匆忙一些。少室溪流过少林寺门前，流出嵩山，此后便再也不肯回头，一路滋润着中原沃土，直到安徽颍上县的八里河镇注入淮河。

　　公元１９８１年，安徽颍上县一位１９岁的青年肩背一床旧被褥，怀揣３０块钱、２０斤粮票，告别父母从颍水之尾启程西来。在颍水之源的少室溪畔，他停下脚步，伫立良久，然后走进了千年古刹少林寺。对于颍上人刘应成来说，那一步决定了自己的一生……

　　当年的少林寺一派荒凉，但禅宗之脉还在这里延续。在立雪亭前剃度那天，时任少林寺方丈的行正大师正欲为刘应成剃度，恰巧白马寺海法方丈由洛阳赶来。两位大师为这个年轻人举行了皈依仪式，赐法名释永信。若干年以后，释永信接了师父行正的衣钵，成了少林寺第３０代方丈。

　　永信方丈更像六祖慧能，但他比慧能走得更远，去过的地方更多，见识也更广。１９９５年９月，在举行了隆重的少林寺建寺１５００年纪念典礼后，永信方丈发愿去尼泊尔、印度朝圣。在灵鹫山说法台，即佛祖释迦牟尼“拈花微笑”的那个圣台，永信方丈脱鞋整衣，面朝灵鹫山那酷似鹫头的山峰倒地三拜，随后退到附近无人的岩石上独自打坐。

　　灵鹫山不大，它的山顶显得很荒凉，而它的山腰却多洞穴，多林木，那里有释迦牟尼的坐禅石窟，以及石榴佛窟、阿难石窟。灵鹫山的山貌与少林寺北的五乳峰神似，永信方丈事后追忆说：那一刻我想到了达摩洞，想到了灵鹫山和嵩山的神投意合。

　　在潜意识里，永信更仰慕被精通佛学的大儒南怀瑾称为“目不识丁的大匠”的六祖慧能，他向记者讲起慧能的这样一个故事：

　　五祖弘忍见了慧能便问：你来做什么？

　　慧能说：求做佛。

　　弘忍说：你这南蛮子，也能做佛？

　　慧能说：人分南北，佛性却无南北。

　　据说，永信方丈最初到少林寺来的动机是习武。这一点不是他自己透露的，只是他人的说词。不过，有一点是确切的，凡是认识永信方丈的僧俗，都对他大发感叹：天生的大智慧。

　　一次，有人问永信方丈什么是佛，永信回答说：“别胡思乱想。”仅仅五字，就把多达千卷的三藏（经、律、论）佛书概括得清楚明了。

　　武术：僧兵打出少林名

　　少林寺一禅一武，闻名世界。

　　关于少林武术的产生，已没人说得清楚。因少林寺是禅宗祖庭，佛门人多认为少林功夫是禅与武的相融。我曾在少林寺武僧禅房里频繁地走动、访谈、记录，试图为禅武找到一种定义式答案。后来，我发现过多的解释搅乱了我的判断力。少林寺现任方丈永信说：“什么是禅武，最好自己去体验，就像你给一个没吃过馒头的人说馒头的味道，不如让人家尝一口，问题就解决了。”

　　放弃对名词的纠缠后，我努力地从现存资料中追溯少林武术的历史。追溯中，我惊奇地发现，少林武术和少林的禅一样，有着生命力顽强的传承脉络。

　　少林寺最显赫的武功，是一棍一拳。一根少林棍挥舞起来，能把少林武僧“护邦靖世”的壮举件件相连。（图４）

　　少林武僧善使棍棒，也崇尚棍棒。现存最早的少林武术著作正是关于棍法的，少林寺护法神紧那罗（也称那罗延）也是手持棍棒的形象。小说《西游记》中那个大名鼎鼎的孙悟空打尽天下老妖小鬼时用的就是棒，棍棒属钝器，与刀枪剑相比有个分寸感，不至于一招致人死命，这是佛家的一种自律。知道少林武术的人都清楚，无论拳棍，少林僧人的前三招，都取守势。少林僧人尽可能不出手，即使出手也有“八打八不打”要诀，八不打的地方皆是易置人于死地的要害部位，八打的地方皆为一招能控制对方，又不至于危及性命的部位。从武术招数和要诀上，就可看出少林武术内藏的禅意和佛性。

　　只有在极度愤怒时，少林武僧才会“超度对手”。在最狠的一次战斗中，他们使用了铁棍，对手是由日本武士组合起来的倭寇。

　　●势如摧枯拉朽 僧兵痛歼倭寇

　　公元１５５３年７月２１日，８０多名少林僧兵在今属嘉兴县的海岸线上与１００多名倭寇遭遇。这几乎是一对一的厮杀。格斗的一方是日本海盗，他们的装备是精良的双刀，长度５尺。海盗们个个能够极其熟练地使用双刀，而且有一套互为呼应、协同作战的指挥系统。他们的指挥信号是海螺或折扇。当双方开始接触，折扇往上一挥，海盗们所有的刀锋向上。当对方注意力为这种动作所吸引时，他们会突然倒转刀锋迎头砍下。海盗们双刀挥舞，“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此种武技和团队协作，常常使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明朝正规军招架不住。

　　一股５０至７０人的日本海盗曾创造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中国腹地，越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进入安徽歙县，逼近芜湖，在南京城外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过宜兴退至武进。这股海盗虽最终被歼灭，但是被他们杀伤者据称有４０００人之众。这股数量极少的倭寇路经明朝陪都南京时，南京城内有驻军１２万人。或许明军当时并没有和他们相遇，不过，让一小股倭寇过关杀人，如入无人之境，无论怎么说都是明军的耻辱。

　　少林武僧月空初时所带僧兵其实只有３０多人，到了杭州后又有当地僧人入队，这些僧人都接受了月空的武术训练。史料记载?熏少林武僧出发时“朱发靛面，手持铁棒”，推测少林武僧是在模仿那罗延神的形象。而那罗延神起源于少林寺僧人自己的一个传说：元朝末年，少林寺遭到颍州红巾军侵扰。这时，一个终日老实巴交的厨房杂役僧人手持一烧火棒，身体像孙悟空那样突然变大，独镇少室山，吓跑了红巾军。后来此人隐身不见。少林寺一通立于公元１５１７年的石碑上记录了“那罗延神护法示迹”的传说。

　　少林武僧使用的铁棍长约７尺，重七八公斤。僧兵自成一体，往往独立作战，这一点与日本海盗单股作战情景相同。公元１５５３年那场僧兵与倭寇的搏杀持续了１０天，结果１００多名倭寇被全部歼灭，而僧兵只有４人阵亡。关于当时的战斗细节，《云间杂志》记载说：“一贼舞双刀而来，月空坐不动，将至，身忽跃起，从贼顶过，以铁棍击碎贼首。”月空以“一虚一实”的动作干净利索地终结了一次“一对一”的生死较量，禅武味道相当浓烈。少林武僧此战，在冷兵器时代的国际战争史上同样创造了奇迹。４位阵亡的僧人被安葬在今天上海西南大约２０公里的佘山上，后人在此建了“四义僧塔”。

　　●参与南征北讨 武僧屡立奇功

　　少林僧兵的武技，引起了明代和戚继光齐名的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的高度注意。这位相当有战略头脑的将军于公元１５６１年专程来到少林寺，观看了上千名武僧的表演。经当时的少林寺方丈小山宗书许可，俞大猷挑选了两位年少有勇力的僧人宗擎、普从到军中学习。俞大猷也是一位武术专家，他认为军营中的武技应该也有少林武僧可借鉴的地方。三年后，宗擎、普从学成后北归少林。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少林武功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融合了很多其他门派的武功精华。

　　俞大猷的少林寺之行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他亲眼目睹了明军面对倭寇时的无能，于是他决心推动军队的现代化，主张是兵精械利。俞大猷建议把原来两个士兵的军饷供给一个士兵，以部队的质量代替数量。他的这一观点是不是从少林僧兵参战事例中得到的启示很难判断，不过俞去少林一定和他立志推进明朝军队现代化的情结有关。

　　尽管俞大猷的声望和战绩卓著，但他那些有远见的建议却始终没有被采纳，因而他壮志未酬，忧愤而殁。

　　日本海盗多由武士组成，他们既无作战目的，也没有统一的领导。起初，他们和中国海盗的联合行动只是试图迫使明朝政府开放对外贸易，并就势掠夺财物。１６世纪中叶的日本不仅地窄人稀，而且内战不止，国家四分五裂。而来自这样一个国家的匪帮却能长期以武力蹂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这种现象很难让今天的中国人理解。

　　明朝军队的士兵只有个人的武技，他们缺乏协同作战的技术训练。士兵们密集地进攻，一旦遇到战术奇特的日本武士反击，很快就崩溃了。明朝正规军不是日本武士的对手，后来，戚继光用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把倭寇问题给彻底解决了。这与清朝后期曾国藩用湘军打败太平军有类似的地方。

　　少林僧兵也是在政府无能的非常时期被檄文征召成为志愿兵的。月空所带的少林武僧至少在松江一带参加了４次军事行动。由于僧兵的人数极少，他们不可能对整个战局起关键作用，可他们神奇的战绩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在此之前，少林武僧还参与了征讨北方蒙古人的战争，也曾协助明军镇压刘六、刘七及刘惠的农民起义。从少林寺石碑、塔铭等资料看，僧兵“三奇”周友战功最为显赫，他当时所率僧俗兵有千人之多。所谓“三奇”，就是立过三次奇功。明朝永乐以后，军功分三等，即奇功、首功、次功。周友获三次奇功，可见其人相当英勇善战。公元１５４７年，“三奇”周友死后，河南府仪卫司千长李臣及其弟子洪仲、洪良等为其立塔，少林寺塔林中现存“三奇友公和尚塔”。

　　１６世纪的明朝文人对少林武僧的搏击能力印象太深了，他们经常规劝朝廷要多利用僧兵。有人声言：“夫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焉。” 当时参与国家军事行动的僧兵不单单来自少林，伏牛山、五台山、杭州寺院的僧人也有参与。不过，在这些僧兵中，至少伏牛山、杭州的僧兵是由少林武僧训练的。

　　据史料记载，１８名来自杭州的僧兵要与少林武僧竞技以推荐僧兵统领，杭州僧兵自荐８人，少林僧人天员愿一对八。天员立于台上，八人齐登台阶而上，天员挥拳抵挡，无一人能近前。八人绕到殿后取刀进攻，天员也取来殿门长闩，将众僧一一击倒。１８名杭州僧人遂伏地称服。

　　●少林十三和尚 曾经协助唐王

　　明朝官员对少林僧人习武的态度也不尽相同。一些官员想借助少林僧兵作战，另一些官员则怀疑武僧有反叛倾向。因为一些官员注意到，伏牛山的僧人为了不受当地矿霸的侵扰，前往少林寺接受武术训练。他们似乎还注意到了河南的无政府状态使得该省僧众习武之风颇盛。从晚明直到清代，河南都是武术的发源地，太极拳发源地陈家沟距离少林寺就不太远，同样八卦拳也起源于河南。

　　或许是因为明代人很清楚少林寺武僧参与军事行动的传统，所以他们感到了某种紧张。传说在隋朝末年，１３位少林僧人参与了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和农民起义军领袖王世充的争斗。当时的少林寺住持志操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和尚，他预感到盘踞在东都洛阳城自立为帝的王世充不是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敌手，遂决定拿下王世充侄儿王仁则把守的轘州城。昙宗等１３位和尚在战斗中活捉了王仁则。僧人们只是协助了李世民，而不是救了他的命。李家父子和王世充军事较量的结果，决不是僧人们一次里应外合的袭击能决定的。不过，在僧人们那次军事行动之后不久，李世民慷慨地嘉奖了少林寺１３位参与军事行动的和尚，其中昙宗还得到了一个“大将军”的虚衔。同时，李世民赐给少林寺田地４０顷，水碾一具。

　　据说少林寺僧人那次动武除了协助李世民之外还另有原因。隋文帝杨坚曾赐给少林寺１００顷土地，王仁则所驻守的轘州城就在少林寺的这１００顷土地一带。王仁则霸占了少林寺的这些地产，断绝了少林寺的斋粮来源。少林寺僧侣因为度日艰难，一直想找时机夺回自己的寺产。对于少林寺僧人来说，那次军事行动更多的是被逼出手。据唐代的碑文中记载，当时的僧人至少参加了两次战斗。此前，还有碑文表明，少林寺僧人还抗击了山贼对寺院的侵扰。（图１５）

　　碑文没有涉及少林寺武僧们的功夫，也没提到他们的习武。或许，和尚们当时并不会武功，只是勇敢地参与了战斗。唐代的著名文人在游玩少林寺之后，也没有关于和尚习武的只言片语。直到晚明，有关寺院和尚习武的史料才潮水般涌来。

　　少林寺的僧兵还让人联想到明王朝的奠基者朱元璋。朱元璋最初也在安徽凤阳县皇觉寺中当过和尚，他做和尚时是否练过武，不知道。但他２３岁离开寺院后组织了一支军队，把曾经不可一世的元军打得滚瓜乱叫。最后，他建立了朱明王朝。

　　少林：匡扶正义一符号

　　１６世纪和１７世纪的文献提到了少林的棍术和徒手拳法。这些文献告诉我们?熏少林武僧最擅长的兵器是棍，也正是棍使少林寺声名远扬。明代政府对少林武僧总体的态度是利用，而清代政府对少林武僧的态度则是仰慕后的抑制。

　　在清代，虽然官方对少林武功不感兴趣，但愿意和少林拉上关系的人越来越多，少林武功成了匡扶正义的一个文化符号。

　　当民国初年少林僧兵再次参战时，他们的兵器已不再是铁棍，而是能射出子弹的长短枪了。１９２７年３月，少林僧兵在河南省舞阳的一次战役中遭挫。这次挫败终结了少林僧兵也是中国僧兵参与作战的历史。

　　●清廷禁止习武 少林遭遇遏制

　　公元１７０４年，康熙皇帝为少林寺御书了“少林寺”匾额。３１年后，雍正皇帝下诏全面整修少林寺。在给当时具体负责少林寺工程的河东总督王士俊手谕中，号称“圆明居士”的雍正皇帝没有使用“文武并用”、“护国克敌”等这些前朝嘉奖少林寺时惯用的字眼。乾隆四十年，刚刚调任河南巡抚的徐绩曾邀请几位少林僧人前往兵营教习武术。乾隆皇帝知晓此事后十分生气，狠狠批了徐绩一顿。

　　乾隆皇帝希望出家人只知念佛，容不得和尚们“击刺好勇”，他甚至容不得民间汉人习武。在汗牛充栋的清代史料中，找不到一条少林僧人被官府征召参战的记录。

　　在潜意识里，努尔哈赤的后代们还是惧怕臣民们造反。明代皇家同样也有此担心，不过他们对于僧人习武还没敏感到非加以遏制的地步。

　　清朝尤其是康熙执政后期对少林僧人习武的抑制，是有其社会背景的。汉人自古就有正统情结。在当时的一些汉人看来，清朝皇室是“蛮夷”，无权做中华之主，天下理所当然应该是汉人的。在这种正统情结下秘密成立的“反清复明”组织，都似乎从明代少林武僧英武善战的故事中找到了某种精神符号，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天地会和白莲教。天地会的成员无论武技是否出自少林，都自称“武从少林寺学”。天地会对外称“洪门”，所谓“洪门”，实则取自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天地会人用诗歌的形式与少林寺“拉近乎”，其中有首诗在南方相当流行：“凶猛洪拳四海闻，出在少林寺内僧；普天之下归洪姓，相扶明主定乾坤。”

　　天地会人还煞有介事地编造了一个“火烧少林寺”的故事，故事大意是说：康熙时西鲁造反，清兵去了没打过人家。于是，皇帝下榜说，能征服西鲁者，封万户侯，赏万两金。少林寺武僧撕了榜，出征西鲁，大胜而归。后有人诬告少林武僧谋反，康熙皇帝不分青红皂白派大军夜袭少林寺。乘僧侣熟睡之机，清军一把火烧了少林寺。

　　其实，历史上清军烧毁的是福建省的南少林，天地会人在故事中却说被烧毁的就是嵩山少林寺。他们的杜撰，也可以理解，毕竟天地会太弱小了。面对清帝国庞大的军事力量，天地会希望武艺高强的少林武僧被自己的故事感动，然后出手协助自己“反清复明”，他们幻想少林僧兵能像１５５３年抗击倭寇那样，一棍子闷死一个王朝。除了天地会，白莲教也同样利用“少林武功”为自己壮胆鼓劲。

　　到了清代，少林武功已经成为匡扶正义的文化符号了。作为文化符号的少林武功不仅深刻影响着具有政治倾向性的民间教门，还影响了当时及后代的文学作品。武僧的形象生动地出现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清凉道人的《听雨轩笔记》、刘鹗的《老残游记》等小说中，到了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少林武僧的形象就随处可见了。

　　●清代虽未参战 习武从未间断

　　道光八年（公元１８２８年）三月，满族镶黄旗大员麟庆（时任河南按察使）因久闻少林武功威名，来到少林寺后欲亲见武僧演武。因惧怕官方禁令，当时的少林寺住持矢口否认寺僧习武。麟庆也知道本朝有禁止民间习武的规定，就先对少林寺僧人习武的行为给了一个肯定：“谕以少林拳勇，自昔有闻，只在谨守清规，保护名山，正不必打诳语。”（图１４）

　　在麟庆的坚持下，少林武僧在紧罗那殿前表演了武功。麟庆观看后赞道：“熊经鸟伸，果然矫捷。”这是清代少林寺见诸文字的唯一一次演武。在这次演武的７４年前，乾隆游览少林寺时没有提出观看演武的要求，想必一向内敛的少林僧人也不大会主动逞勇。

　　麟庆既然能提出观看演武的要求，估计他预先知道少林僧人“夜演武略”的秘密。就麟庆本人而言，他只是出于好奇，并无找茬儿的恶意。当时的少林寺住持当然察觉到了这一点，故而认真地对待了那次演武。隐居在石沟寺练武的湛举也被召至寺中，指挥那场演武。数十年后，少林僧人还把这次演武的情形绘到了白衣殿的北墙上。清朝官员在寺中观武并给予赞许，这对压抑很久的少林寺僧人来说，可能也算是一种鼓励。麟庆高高兴兴看了僧人们演武，然后拍屁股就走人了，事后此事并没有人追究。当然这也和晚清以后对民间习武的管制逐渐松动的背景有关。

　　这种松动，和道光年间国内的战乱有关，先是天山南路的回乱与湖广的瑶民起义，最致命的是太平天国运动。在官军一触即溃的情况下，朝廷不得不借助民间乡勇的力量，来抵挡战斗力极强的太平军。曾国藩的湘勇和李鸿章的淮勇，都成了清廷倚重的军事力量。或许麟庆到少林寺观武之时另外尚有使命，他也许是试图效仿明代官员再次利用僧兵？不过道光至清末的９０年间，少林寺是日渐衰败的，当时的少林寺可能已组织不起像样的僧兵队伍了。

　　有清一代，少林僧人没有参与军事行动。不过，僧人没有间断习武。今天少林寺西方圣人殿内的４８个坑凹，正是清代少林僧人夜间偷偷习武时踩出来的。

　　●僧兵历史终结 大火烧毁少林

　　到了民国初年，军队再次利用了少林武僧。像明代的“三奇”周友一样，武僧恒林和他的弟子妙兴同样显示了少林僧兵英武善战的传统。

　　不过，关于恒林和妙兴参战的故事，现在少林寺的武僧已不大愿意多说。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少林寺和我们的国家一样，遭遇了太多的磨难，其中包括１９２８年那场被军阀石友三点燃的大火。直到５０年后，被那场大火烧毁的建筑才陆续复建。

　　少林武僧参战，总是在世局混乱时期。恒林和妙兴先后被推为少林寺保卫团团总，也是为乱世所逼。

　　上世纪初那段时间是典型的乱世，直系、奉系、皖系军阀打来打去，地方土匪也乘势拉杆子，抢地盘。当时少林寺地区是匪患重灾区，少林寺僧人也时常被土匪绑票。１９１９年，少林寺住持恒林的朋友来游少林寺。恒林见面便问：“带枪了吗？有了最好带在身上，以防备土匪。”

　　１９２０年秋，几股土匪联合起来夜袭巩县鲁庄。在巩县九区民团的追击下，这些土匪退至偃师府店。偃师两支民团随即也加入追击土匪的队伍。当恒林听说土匪正向少林寺方向逃来时，立即率领僧兵出击，并很快歼灭了土匪。

　　１９２３年秋，恒林圆寂，妙兴继任少林寺住持，统领少林僧兵。妙兴是近代最著名的武僧，他８岁出家少林寺，拜恒林为师，在点穴、擒拿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被称为武学奇才。此人重义气，讲报德，人品没问题，但有学者认为他是没有政治远见的武僧。据说妙兴曾为豫军首领樊钟秀所用。有人说樊钟秀曾出资４００大洋帮助少林寺维修破败的寺院，故妙兴感恩图报，带了僧兵跟随樊钟秀征战疆场。事实上，妙兴带僧兵参战可能与那４００大洋并无多大关系。民国年间少林寺武僧判断是非的标准很简单，即和政府保持一致。对妙兴来说，当时统驭河南的吴佩孚便是“正统”，樊又是吴的部下，所以他觉得应该帮助樊钟秀。时隔一个世纪，民国初年的是非功过今天的人已经看得相当清楚了。但让一个置身其中的武僧去梳理乱局中的“是非”，实在有点难为他。

　　假若少林寺僧兵参与了剿匪后就罢手，便会落得一世英名，可惜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随后，军阀们在嵩洛一带多次形成拉锯战，少林僧兵也不断地被卷进去。１９２７年春，妙兴率众在少林寺山门外发愿出兵。他所带领的僧俗部队约１０００人被调往郑州，后又奉命调往舞阳。３月７日，在与任应岐部交战时，妙兴阵亡，年仅３７岁。徒弟们将妙兴的遗体送回少林，葬于寺北恒林墓的旁边。

　　据说民国时期的少林僧兵依然英勇无比，但时代变了，在长枪大炮成为主角的热兵器战争中，武功已不是决定性的制胜法宝了。７０年前的那场舞阳之战，终结了僧兵参与中国军事斗争的历史。

　　１９２８年，樊钟秀部在少林寺以西的山上阻击军阀石友三的部队，结果被击溃。樊的指挥部就设在少林寺内，石友三率部追至少林寺后，出于报复，先纵火烧了法堂。次日，石友三部下旅长苏明启命士兵把煤油抬到寺中，实施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焚烧。从３月１５日开始，大火连烧４０天，少林寺的天王殿、大雄殿、紧罗那殿、六祖殿、钟鼓楼、东西禅房等全被烧毁。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蒋介石从洛阳来到一派荒凉的少林寺游览。当得知１９２８年的那场浩劫时，蒋介石大怒：“石友三够坏的！”后来，石友三的部下挖了一个大坑，把石友三给活埋了。据说这是老蒋的指示。

　　近代：神奇功夫代代传

　　１９３６年蒋介石造访少林寺时，住持德禅大师负责接待。３０年前，德禅大师曾跟考古专家温玉成提及此事。德禅大师说，蒋介石在少林寺待了很久，到了中午还没顾上吃饭，侍卫给他倒“沫沫”喝。温玉成给记者讲起这些时摇头直笑：“什么沫沫，牛奶吧？德禅没见过，形容不好罢了。” 据温玉成讲：“蒋介石到少林时寺内一派荒凉，和尚们连一套体面的袈裟都没有。”

　　关于老蒋那次造访少林寺，至今寻找不到文字记录。温玉成提到了蒋介石造访少林寺那年的背景：当年１０月３１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了５０岁生日。蒋介石去少林，大概就在他的生日前后。此前宋美龄发起了一场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活动，募集资金购买了６８架美式飞机，以抗衡日军。（图７）

　　据说，当年蒋介石在少林寺饶有兴趣地观看了一场小型武功演练，演练者只有６个和尚。

　　蒋介石走后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变”，很快抗日战争就打响了。冒着冲天的硝烟，少林寺的永贵、素祥、志元、行香等数名武僧奔赴抗日战场。他们不再是独立的僧兵队伍，也不再手持铁棍，而是扛着钢枪英勇冲锋。

　　●习武成为刁家习惯 父子两代传承武功

　　在他的禅房里，少林武术教练刁山多说：“在那次给蒋介石演练武功时，我父亲参与了。老蒋看罢直叫好，还动了带走几个人的念头。至于为什么最后没有带走人，我父亲也说不清。”

　　刁山多是登封郭店村人，郭店村离少林寺二三公里远。山多的功夫是他父亲刁俊卿手把手教出来的，据说他的功夫十分了得，曾多次带队去国外演武，还时常到登封几所武校授课。刁俊卿的功夫是少林僧人贞俊教的，贞俊的师父可能是湛谟，而湛谟的师父是谁，就说不清了。少林功夫便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这种代代相传的作品，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一年前，“少林功夫”作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中国申报项目已开始启动筹备程序。

　　“武术传到我们手里，最兴盛的时期已经过去。到我们这一代，武术已经衰落了。我亲眼看到过前辈大师的功夫，所以敢这样说。” 刁山多说。

　　刁山多生于上世纪６０年代，从三四岁开始习武，有一肚子先辈尤其是他父亲的故事。说起已过世多年的父亲，刁山多的语气里、眼神里都透着仰慕：“我爸的功夫练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领教过一次。我家院里有一石磨，养了一头黄牛。那天我妈套了牛拉磨，牛闹罢工，怎么劝都不听使唤。我爸从屋里出来，二话没说，只是一掌下去，打得那牛卧倒在地，站了两站，愣没站起。再说打拳的速度，三四十个动作，我４０秒打完，我爸只用１７秒，望尘莫及呀！”

　　刁山多还讲了他父亲刁俊卿打豹子的故事：“那是１９６４年的事了，我爸我妈抱着我姐从二祖庵下来，遇上了豹子。豹子卧在山道上，拦住了去路。山里人知道豹子奔跑速度惊人，这时候要逃跑是来不及了。我爸那时不知怎么身上还带着三个雷管，可三个雷管全没放响。豹子站了起来，我爸对我妈说：‘你拿个尖石头，豹子扑过来，我抱它，你用石头砸它的眼。’于是，我爸往前逼，可能是想以气势威逼豹子退却，哪料豹子一跃而起……”

　　说到节骨眼上，山多话锋一转：“你知道吗？少林拳中有大量仿生动作，光仿豹子的就有‘豹子缩身’、‘豹子出洞’、‘豹子翻身’、‘豹子擒羊’、‘金豹回头’等等。一百多年前清朝大员麟庆到少林观武，夸赞少林功夫是‘熊经鸟伸’，这说的正是少林武术‘物我合一’的仿生传统。”

　　豹子蹿将过来，结果呢？我问。

　　“豹子那速度，想象有多快就有多快。我爸矫捷一躲，闪将过去，豹子用力过猛，一头撞到树上，树叶哗啦啦抖落了一片。豹子一看没扑到，可能有点胆怯，一股风似的窜了。”

　　六七十年前，在师父贞俊引领下，刁山多的父亲刁俊卿和另外四位师兄弟在蒋介石面前演练了一番。刁俊卿４岁就入了少林寺，直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才还俗回家。“文化大革命”时不准百姓练武，每到夜深人静时，刁俊卿就领着一家老小找个僻静处偷偷练。习武对于刁家人来说，是习惯，这习惯一直传了下来。

　　民国年间，少林寺有三大武功支柱：恒林、贞俊和贞绪。寺里的五六个小和尚，是少林的苗。为了培养这些幼苗，寺里专门从外面请了师父教小和尚功夫。

　　“我爸为什么跟贞俊学武，还有段故事呢。”刁山多所有的故事，都是听来的，“那个外面请来的师父文武都教。一次他出门，就给小和尚们布置了作业：三天后等我回来，每个人都要背会《楞伽经》。别说三天，《楞伽经》半年也难背会呀！两天后，师父就回来了，正遇上小和尚们在外面玩耍，既没练功，也没念经。一怒之下，那师父在每人脑袋上用烟袋敲了一个‘电灯泡’。恰好贞俊从那儿过，看到了这一幕，便停下来看个究竟。”

　　贞俊问：“你们把《楞伽经》背会了吗？”

　　其他小和尚都低头不语，只有刁俊卿说：“我会背！”

　　贞俊让刁俊卿背，刁俊卿果然一字不漏地背了，弄得那位师父很尴尬。于是贞俊说：“这孩子跟我吧。”从此，刁山多的父亲刁俊卿就跟了贞俊，那年刁俊卿七八岁。据说贞俊不单会武，还会推拿、针灸、点穴、号脉开药方。除了武和禅，医也是少林绝活。

　　●祖辈曾经打出山门 后辈今日重入少林

　　“我老祖外爷释寂勤是清代少林寺最后一个打出山门的人（传说少林寺的僧人是不能随便离开的，要想走，必须把功夫学好了，然后凭拳脚打出山门去）。”少林武僧释延献把我引领到白衣殿北墙壁画前，指着画中的一个人物如此说。

　　白衣殿壁画绘制于清末，如今竟有人能从那画中认出自己的先辈，真是件让人喜出望外的事。壁画上，释延献的“老祖外爷”寂勤拍出一掌，把一个小和尚推出有丈把远。

　　“老祖外爷”是个什么辈分？“我奶奶的爷。”释延献说。关于寂勤的故事，延献都是听奶奶说的。

　　北墙壁画绘制的内容是１８２８年３月清廷大员麟庆观看少林武僧演武的场面。

　　我问寂勤是怎么打出山门的，释延献背着手，边模仿边说：“有人说他是背着手出去的，５００多个和尚都知道他的厉害，没人敢上前阻拦。不过我奶奶说，老祖外爷是打出去的。”

　　延献还听说，寂勤８岁进的少林寺，他学成武功、打出山门后，就回家种地去了。如果寂勤不还俗，当然也就没有了今天出家为僧的延献。释延献和刁山多一样都是武术世家，练的都是传统少林武术。释延献的老家是偃师市白玉沟，翻过少林寺后的五乳峰再走１５公里就到了。

　　延献最早是跟他爸学的武，他爸的功夫就是从寂勤那里传下来的。一晃一百多年，少林功夫传到了延献这一代。延献出生于１９７０年。练武练到一定程度，他就想试试本事，常去偃师城内揍小流氓，感觉特良好。回到白玉沟，他也常出手打人，村里人骂他为“活阎王”，家里人为此愁得不得了。

　　３年前，少林寺永信方丈看到了延献的功夫。永信方丈说：“你练的是少林传统拳，不如来少林吧。”自从入了佛门，延献自己觉得“人整个儿变了样”。

　　那天见到延献时，他正襟危坐在立雪亭内，桌案上摊着一本经书。游客来了，若问些什么，他便招呼招呼；没人来时，他便读读经书。延献说，他这是在值班，少林寺内每个殿堂都有和尚轮流值班。

　　３年前的延献蛮横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现在的延献连说话都不肯大声，让他露一手，二话不说就在立雪亭外练了一套人称“万拳之母”的“心意把”。（图６）一套“心意把”练完，延献又提到老外爷吴三林（他奶奶的爸，寂勤的儿子），说老外爷的“把”练得好，还说：“有心才有意，练拳正是领悟做人的道理。”

　　寂勤为何还俗？是背着手而去，还是打出山门的，已无文字可查。温玉成说，据少林寺德禅大师讲，白衣殿北墙壁画的创作确实是有原型的。除了延献的老祖外爷寂勤外，壁画上还有一个戴佛珠有胡须的人立于画中间，那是那次演武的总教练湛举。文字记录表明，１８３０年前后，少林武僧为规避清廷的禁令，除了在西方圣人殿秘密练武外，还在位于偃师的少林寺下院石沟寺北侧几孔窑洞内练功。当年湛举、海发、湛谟、寂勤等都曾在那里练功，据说其中寂勤的功夫已经练到了“夹石成粉”的程度。现在少林寺以及登封、巩义、偃师民间所传的少林功法，都是由当年在石沟寺习武的那些僧人传下来的。

　　释延献说，霍元甲的师父、沧州武术祖师爷孙通跟他的老外祖爷寂勤是一代人。孙通最初在沧州与人比武，败了。随后他来到少林寺，白天在寺里扫地，晚上学武。不过，他不是出家人。习武三年后，孙通回到沧州已无敌手。孙通与寂勤有多大关系已不得而知，但参照孙通至少可以想象一下寂勤等人的功夫。

　　１９２８年少林寺大火之后，刁山多父亲的师父贞俊怕少林武功失传，曾邀请寂勤的儿子、延献的老外爷吴三林到寺里来传授武功。

　　其实，考证口头传播的“史话”相当无趣。我的一些设问也属一时矫情，只有我从武僧那里记录的故事，是现炒现卖的新鲜资料，这些资料至少可以零碎地道出这个由和尚创造的天才作品———少林功夫在二百年时间内的传承脉络。

　　数年前，两个波兰人肩挎着摄影器材来到少林寺，他们从西方文化的视角表达了对少林功夫的兴趣。当时在少林寺围墙外，武僧释延用一个加速，接着点地跳起，飞快地在墙壁上连跑了十几步。波兰人的相机咔嚓一声，一张题为《少林寺和尚》的摄影作品就诞生了。不久之后，这幅作品摘走了世界顶级新闻摄影大赛——荷赛新闻摄影比赛体育类一等奖的桂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