圜悟克勤禅师生平事迹与《碧岩录》及与张商英等士大夫的往来

　　(一)生平事迹与《碧岩录》

　　圜悟克勤禅师的传记，今可从大正藏的史传部所收录的众多史料中得以查考。如《释氏稽古略卷》第四、《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等均记其事迹。

　　圜悟克勤，生于北宋仁宗嘉祐8年(1063)，圆寂于南宋高宗绍兴5年(1135)，西蜀彭州崇宁人，世操儒业，俗姓骆氏，名克勤，字无著。幼时随妙寂院自省和尚出家，稍长从文照、敏行两法师研习经论，后随成都昭觉寺惟胜禅师参禅，惟胜为临济宗黄龙派开祖慧南的法嗣。后往玉泉承皓、大伪慕品、黄龙祖心东林常聪、白云守端等当时最著名的尊宿处参学问道，最后在杨岐派白云守端的法嗣五祖法演禅师会下大悟，得传心印。其法脉为(上略)临济义玄——兴化存奖——南院慧顺——风穴延昭——首山省念——汾阳善昭——石霜楚圆——扬些力遥七——白云守端——五祖法演——圜悟克勤。五祖门下还有佛鉴慧勤和佛眼清远两哲，与圜悟克勤并称为“三佛”(因克勤有佛果禅师之号)。圜悟克勤得法后，先后在曹溪六祖寺和成都昭觉寺开堂出世。其后，深得徽宗、高宗及宰相张商英、李伯纪(李纲)等的尊崇。在潭州道林寺、洋州灵泉院开法。又奉诏住都下太平兴国寺、天宁寺、润州金山寺、金陵蒋山道场寺等。建炎二年(1128)奉诏往江西云居山真如院住持，翌年因老迈而隐退。因太师王伯绍之邀，归隐故乡成都昭觉寺。绍兴5年(1135)8月5日，示寂于昭觉寺，享年73岁。绍兴6年(1136)效盖真觉禅师，入塔昭觉寺。门下俊彦云集，得其法者75人，高足有虎丘绍隆、大慧宗杲、佛海慧远、护国景元等逸才。尤其是虎丘绍隆、大慧宗杲二哲被誉为圜悟门下两大甘露门，以虎丘绍隆为开祖的虎丘派和以大慧宗杲为开祖的大慧派，其后人材济济，宗风炽烈，流芳海内外，于今灯灯相续不绝。

　　圜悟克勤幼年祝发，遍参当时第一流的高僧名宿，加上天赋和学识，以华严玄旨和禅宗心要，圆融说法，闻名于朝野内外。政和四年(1114)徽宗封赐“佛果禅师”号，建炎二年(1128)高宗效封“圜悟禅师”号。由此，“天下川勤”(克勤出生西川故)之名声，播及五湖四海，天下云钠闻其名而雷奔云集。

　　政和元年(1111)，圜悟克勤南游湖湘，与四川同乡当时位居宰相的张商英(无尽居士)相见，高谈华严玄旨，说得天花乱坠，使张商英心服口服，涌跃欢喜，信敬倍加。遂将圜悟迎入洋州夹山灵泉院。在张商英的激励下，从政和(1111一17)和宣和(1119一25)年间，在灵泉院和潭州(长沙府)道林寺住持期间，对云门宗高僧雪窦重显(980一1052)禅师的《雪窦颂古》中的百则颂古，加以垂示、著语、评唱，著成了被后世誉为禅门第一书的《碧岩录》十卷，据说“碧岩”二字，乃是取自于灵泉院内一殿阁的匾额名。

　　《碧岩录》全称《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或《圜悟老人碧岩录》，共十卷。目悟将雪窦重显的百则颂古，以自己渊博的学识、真实的体悟、豁达的胸襟，运用独特的表达方式来加以垂示、著语、评唱。垂示即对古则的宗旨和着眼点等以序文形式来展开，著语即对本则、颂古的语句进行部分的短评和注解，评唱即将本则和颂古予以全体性的评述和发挥。《碧岩录》的著成，使参禅办道者有了一本最完善的指南书，它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它不仅对中国禅宗诸宗派有着指导性的教示作用，而且对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等国的佛教也起到了巨大影响。可以说它是禅门第一的必读书。《碧岩录》的问世，开辟了后代公案(看话)禅的先河。

　　(二)与张商英等士大夫的往来

　　圜悟克勤为北宋晚期最伟大的禅师，他和当时士大夫们有着广泛的交游。尤其与宰相张商英之间的交往十分深厚。

　　张商英(1042仁宗庆历2年一1122徽宗宣和4年)，字天觉，号无量居士，西蜀新津人。《宋史》上说张商英，“长身伟然，姿采如峙玉，负气椒倪，豪视一世”。初为章悼所赏识，举荐给王安石，得受重用。官历神宗(1067一84在位)、哲宗(1085一1100在位)、徽宗(1100一1124在位)三朝，于大观4年(1110)入相，时久早无雨，是夕大雨，徽宗喜而书大字“商霖”赐之。张商英为政持平，史书上说“商英作相，适承蔡京之后，小变其政，譬饥者易为食，故蒙忠直之名”。正史上有关张商英参禅、崇佛的记述甚少，只记载了他早年在南川县渴见章悼时，有“悼询人才，使者以商英告。即呼入同食，商英著道士服，长揖就坐……云云，另有在哲宗初年时给苏轼书信中有“老僧欲往乌寺，呵佛骂祖”之词，及在徽宗时“商英因僧德洪，客彭几与于语言往来，事觉，鞠于开封府……等三处而己。倒是佛教史籍中对张商英的记述甚为详尽。蜀地成都有青城名山，道教极为兴盛，又有峨眉圣地，崇佛也蔚然成风，名僧辈出。蜀僧好以儒、道之理辩析佛教与禅宗，故深受文人、士大夫的归崇。西蜀出身的苏东坡、张商英等的敬佛崇道，跟蜀地的人文、风土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宋代赫赫有名的雪窦重显、东林常聪、玉泉承皓、五祖法演和本章节中所论及的圜悟克勤俱为蜀僧，他们在宋代思想史上皆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加之出川入仕的官僚、文人士大夫的崇佛尊道，更使他们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可以这么说，宋代蜀地的文化是相当地发达，尤其是禅宗文化，若不言及蜀僧，简直无从谈起。

　　成立于中国的禅宗，在理论和实践上可以说是道教化了的、改良过的佛教。按现在的说法，是“中国式”的佛教，尤其是宋代禅宗，与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更加明显化。从张商英的史传中，可以看出他初出川时，深信道教，善结羽客。而以后才由道转向佛，并日益倾心禅宗的。《释氏稽古略卷》第四中记述:元丰4年(1081)辛酉秋，西蜀羽士赛拱辰，字翔之，欲决心中之疑，于是张商英推荐他去参问其方外之侣庐山东林寺的常聪禅师。另外，张商英早年向兜率从悦禅师问道，从悦为之抽钉拔楔，冰释疑惑，提撕向上。张商英转益多师，曾参学过黄龙派下的灵源惟清、玉泉承皓、真净克文等禅门高僧。但与圜悟克勤之间的交往尤为密切。虽然，张商英比圜悟克勤年长二十岁，与圜悟的师长们应酬往来，而且在大观、宣和年间，位居百僚之首，但圜悟却以超群拔众的气度，纵横无尽的辩才，深深地博得同乡前辈张商英的激赏和推崇。有关圜悟与张商英的道交，今可从禅宗史籍中得以窥见一二。

　　《释氏稽古略卷》第四中有“无尽居士寓荆南日，道学自居，少见推许，圜悟般舟偈之，剧谈华严要旨……。.(中略)无尽公曰‘美哉之论，岂易得闻乎?’……，无尽公信敬礼之。留住碧岩(灵泉院)，复徙道林。”圜悟以华严妙旨融通禅意，说得张商英心悦诚服，心解意开。他钦佩圜悟的才量，于是请圜悟将其平生参学所悟之境界，缀成文字，以贻后昆。圜悟蒙其激励，留在湖湘著述了这本名震四海的禅门第一书——《碧岩录》十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