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的《礼运》篇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二者都成书于早期社会大动荡的时代，在中西思想文化史上都较早地描绘了理想社会的和谐状态，也都对中西和谐文化的后来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比较两者的异同，可以为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某种有益的启示。

一

《礼记·礼运》用精炼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这就是：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里，天下为人们所共有，有贤德、有才能的人被选举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所有的人都能得到供养，人们各安其位、共同劳动、共享财富、各得其乐，整个社会稳定有序、平安祥和、夜不闭户，这便是和谐的“大同社会”。

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男女平等，国民中出类拔萃者被选出来，接受哲学训练，优秀者执政，也即哲学王。只有哲学王成为统治者，“并使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此外，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三部分组成：理性、激情和欲望，三者对应的德性分别是智慧、勇敢和节制。如果三者和谐，就实现了正义。据此，柏拉图将理想国中的全体公民分为三部分：哲学王、军人和生产者，他们的德性分别是智慧、勇敢和节制。这三部分人正如一个人身上的三部分，如果各安其位、各任其事，就会协调一致，实现了正义，也即国家的和谐。

《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都崇尚一种和谐的社会状态。二者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二者都认为统治者应通过选举产生，都强调统治者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决定性力量

《礼记·礼运》中关于“大同社会”的论述上来就提出“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就是说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统治者必须是由大家选举产生的贤能之士，其继任者也同样要通过大家的选举，决不能世袭传子，唯此，才能保证大家选出的统治者“利天下而弗利”，才能实现上下和睦相处，天下真正成为天下人之天下。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关系和睦、诚信博爱，无论男女老幼，还是残疾孤寡之人，都能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禅让传贤的大同之世，也即理想的和谐社会。

而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也明确主张：“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柏拉图指出：“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当他是统治者的时候，他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其治国为民的思想在此明确地表露出来。而且柏拉图所设计的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哲学王，既不是终身制，更不是世袭制，而是实行轮换制。那些通过层层选拔的佼佼者，在轮到他们执政时就成为哲学王治理城邦，带领理想国走上和谐社会的道路。

由此可见，二者都把统治者视作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主张统治者都应经过选举产生而决不能是世袭，并认为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

2、二者所主张的维持社会普遍和谐的社会组织方式具有一致性

《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与柏拉图的“理想国”都为了追求社会的整体和谐而强调社会内部的秩序，主张人人安于自己的定位，各奉其职、各尽所能、协调一致，形成一个和谐完整的有机整体。

《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大同社会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的社会。在这里，人人各得其所、各安其乐，整个社会协调和睦、井然有序。这种既呈现出一定的层次结构，同时又使各个层次有机统一起来的社会，其赖以维系的纽带就是礼。因为礼所表明的人的身份等差是社会的结构与层次的要求，是人际关系和谐有序的法度，所以我们的先人强调指出：“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因了这种礼的规范和约束，整个社会就秩序井然，呈现出一种“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样一种天下太平的和谐气象，人与人之间没有提防戒备，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前已述及，“理想国”中的全体公民被柏拉图分为三个部分，即哲学王、军人和生产者。柏拉图认为：“现有的这三种人互相干涉互相代替，对于国家是有最大害处的。因此可以正确地把这称为最坏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都应在最适合他的位置上发挥其专长，以满足国家整体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劝导护卫者及其辅助者，竭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也劝导其他的人，大家和他们一样。这样一来，整个国家将得到非常和谐的发展”。只有社会各阶层都在自己的界限范围内活动，社会才能稳定，才能维持一种普遍和谐的状态。

可见，二者有关社会和谐的构想，都坚持社会成员的等级划分，强调内部的有序与统一，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一致的国家。

二

《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作为不同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彼此之间当然也存在显著的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礼记》重德治而柏拉图重智治

《礼记·礼运》主张“选贤与能”，强调“贤”在先、“能”在后，并且特别指出“讲信修睦”，认为统治者的个人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和基本资格，这一思想与《礼记》中的另一篇——《大学》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见解相一致。由此可见，在《礼运》篇作者的观念世界里，统治者应当是通过道德感化来对政治产生直接的影响，以德服人。

在中国儒家那里，政治是道德的延伸，用道德规范的内化力去处理不同阶级、不同集团的利益关系，必然会导致政治伦理化，走德治之路。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从自然社会背景来看，中国是大陆型地理环境下的农业文明，精耕细作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不但决定了中国人在价值取向上讲求人性的克己复礼和人际关系上的团结友爱，且单一型的生产力所导致的民族凝聚力也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自然因素，世俗化了其中的血缘因素，进而导致了儒家式的伦理文化。

《礼记》是西汉早期以前的儒家著作的汇编，儒家最核心的范畴—— “仁”，包含着个人伦理与国家政治双重原则。“仁”的含义是修己和爱人，其中修身是根本。《礼记·大学》明确指出：“为人君，止于仁”，即做国君的要克己修身而达至“仁”的境界，正所谓“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与此同时，儒家还认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统治者自身的模范行为，可以把一定的价值观念灌输到大众的头脑中，从而使大众自觉地接受统治者提倡的道德，进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孔子的名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等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所以儒家提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种将修身和推行教化提升到治国平天下之本的高度，是儒家主张德治的柔性管理的体现。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提出的哲学王，是通过知识来统治城邦的。柏拉图指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哲学王通过长期的教育和专业训练，完成哲学研究，具备了最高的知识——善的理念，“眼睛已经看到了真理”，也就获得了统治国家的资格。因为柏拉图所在的古希腊，属于外向的半岛型地理环境下的海洋文明。土地稀少的自然环境，使古希腊人在经济上不得不重视航海和向外扩张。航海业的发展，既需要有征服海洋的冒险精神，更需要了解航运、气候等相关知识。这就培养了古希腊人追求理性、探求科学的民族精神，无形中也排挤了伦理道德在其民族精神中原本应占的份额。

西方文化历来重视知识，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在“知识即美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知识治国论”。在他看来，只有具有智慧的人才能够有智慧地治理国家。国外有学者指出：“苏格拉底曾坚持认为，知识是行为的必要基础；苏格拉底对统治的定义——作为一门涉及特殊知识的艺术——特别地影响到了柏拉图。”柏拉图的时代，是希腊城邦危机重重的时代。在柏拉图看来，当时的国家“到处存在着伪装成知识的无知”，天下大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并不能真正了解知识的内涵，而“哲学王通过学习，尤其是通过那些高级科目如数学、哲学的学习，将获得智慧”，从而成为智慧的化身。所以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提出，一个理想的国家必须有专业的统治者，而充任统治者的应当是最有智慧的哲学家，因为哲学王具有广博的知识，能把握永恒的理念，清晰地了解任何事物的本来面貌，不被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现象所迷惑。“研究政治艺术的事情天然地属于爱智的哲学家兼政治家”，哲学家的统治就是知识或智慧的统治，这是一种理想的治国方式。

总之，《礼记·礼运》注重统治者的个人品质，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统治者的道德修养、道德垂范和道德教化，本质是一种德治主义；而柏拉图的哲学王偏重智慧，认为只有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掌握了知识的哲学王才能成为最高统治者，本质上是一种智治主义。

2.《礼记》讲人本而柏拉图讲神本

《礼记》明确地提出了“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泛爱众”观点，主张每个人都应推己及人，把奉养父母、抚育儿女的仁爱之心扩大到其他人身上。这种人和人的相互关爱，超越了血缘亲情，可以使全社会亲如一家。而且《礼记》把这样一个社会定名为“大同”，也是有深意的。郑玄注云：“同，犹和也，平也。”既“和”且“平”，就是没有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此外，《礼记》还指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种提倡人人为善、同心同德的主张，本质上是注重个人道德和社会风尚的伦理文化。所以，《礼记·礼运》中的“大同”，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和谐思想。

追本溯源，在春秋战国时期，复杂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表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于是，既反对君本又反对神本而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逐渐建立起来。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是讲“人”，“人者天地之心也”，这是人类对其本质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把人视作万物之灵长的价值倡导。

《礼记·中庸》有言：“仁者，人也。”“仁”是人性的具体体现，也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最高标准。“仁”的目的是要将亲亲之情扩充、发展为普遍的道德情感，它的集中表现就是重视人、爱护人、以人为贵、以人为本，即“仁者爱人”。所以儒家主张“讲信修睦”和“亲仁善邻”，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睦相处，通过实施仁政和存善养性，使百姓自觉地遵守礼所规定的社会秩序，找到自己的定位，缓和相互间的矛盾和冲突。《礼记·礼运》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建立在人本主义基础上的。

此外，儒家重人事，轻鬼神。《论语·先进》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就是说儒家创始人孔子所关心的只是现实人生，对于鬼神以及灵魂等问题，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不去考察和讨论，表现出对天命、鬼神某种程度的怀疑和慎重对待的态度。这也反映出儒家的落脚点是此岸的现实世界，最关心的是人事。

而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明确指出，众人“虽非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在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这就是说，全体公民由神创造。但这种理想国是超越于经验世界的，柏拉图后来也承认，像“理想国”这样的城邦，在地球上是找不到的，“或许天上建有它的一个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能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存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有关系”。在这里，柏拉图实际上“是先于奥古斯丁，提出了‘上帝之城’的概念”。

古希腊一直被认为是理论思维的发源地。古希腊海洋民族多样化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侵蚀和瓦解了他们的血缘氏族组织，从而让希腊人抑制了“图腾崇拜”中的血缘因素，而将其中的自然因素神秘化。柏拉图作为著名的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大师，其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念论”。他认为可感世界是由可知的理念世界派生出来的，善理念是理念世界中的最高理念，一切底层的理念都应服从于它。在《智者篇》中，柏拉图指出：“我把我们自己和其他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以及自然物的元素如水、火，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都当作原物。我们非常确信，它们是神工的产物。”在这里，柏拉图明确地指出是神创造了可感世界，这就是说，“柏拉图把善理念和创造主、神联系起来，……并强调，正因为神是至善，所以他按理念创造的这个世界，也必然是最美和最好的”。所以，柏拉图所谓的善理念实质上正是“神”的别名，以善理念为首的理念世界所构成的目的论体系，与宗教神学是一脉相通的。

理念论在柏拉图那里最直接、最出色的运用，是他以此为基点，根据他心目中的国家理念构建的“理想国”。理想国中的统治者、军人和生产者都是神制造的，掌握了最高理念的哲学王是与人对立的彼岸世界的神的力量的体现者。对神的态度，柏拉图很明确，就是主张颂神。他认为：“在一切创造出来的东西中，世界是最美的，而在一切原因中，神是最好的。”所以柏拉图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宗教神学，而“自几个世纪后开始的统治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内在本质不过是柏拉图清教理论的延伸罢了”。

所以，《礼记》的“大同社会”是建立在人本主义思想基础之上，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则是建立在神本主义基础之上，两者的理论基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三

《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分别在东西方的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二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二者可以视为中西和谐文化分流的重要标志。

《礼记·礼运》的大同和谐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以追求善为目的的仁义价值观，是伦理文化。一方面，《礼记》大同和谐思想中所蕴涵的德治主张，对统治者实际上是一种“内圣外王”的要求，它引导着统治阶层的成员自觉注意道德修养并以身作则，以好的品行感化和引导民众，启发民众的心理自觉和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至政治稳定、社会和谐。这种注重内在的道德修为，不仅与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有关，更与追求善、追求和谐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仁义价值观密切关联。而追求“仁”与“礼”相结合的人本和谐思想，进一步继承并强化了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世俗精神，强调人是社会和谐的主体，并以现世的人伦关系为核心，通过协调的伦理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肯定，充分表达了儒家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社会整体有序发展的价值目标和良好愿望。此外，重视人的作用也导致中国文化中的神秘性被削弱，伦理性被强化，从而具有强烈的非宗教倾向，其同化和包容外来文化的能力，预示了中国伦理文化在未来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可能。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礼记》没有提出统治者的具体选举条件和标准，而且它只依靠统治者个人的伦理修养和内在的道德自觉来保证社会和谐，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完全寄希望于统治者个人的素质和良心的觉醒，忽略了法律制度的外在监督和制约。实际上，规则和秩序在社会发展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规则和秩序在今天更多地体现为外在的规范性的法律，而不是内在的可伸缩的道德。儒家重伦理轻法制，只倡导内在的教化过程却不重视对外界的知识学习，这是其局限性。此外，中国儒家过于强调人文精神，常以非理性的伦理道德为原动力，不可避免地具有重人情而轻科学、重均同而轻个性的片面倾向。

相对于《礼记·礼运》的大同和谐观，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谐观，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西方文化以追求真为目的的功利价值观，属于宗教文化。柏拉图在其“智治”理论中，强调要加强对哲学的学习，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以弄清问题的实质。这不仅深刻地揭示了知识是人自身完善的必要条件，人的价值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显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极大地影响了西方文化。纵观西方社会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正是这种理性精神引领着人类思维及实践不断地走向理性化和科学化，促进了西方科学和民主的产生和发展。此外，柏拉图主张通过分工合作、权力制衡和权利界定，来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与稳定，这不仅容易导致精确化、科学化和规范化，也更容易走上法制化的道路。所以具有尚知和崇理特点的柏拉图“理想国”的和谐观，作为西方文化的源泉之一，支持的是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特权，向往的是知识和功利，是一种追求真的功利价值观。

柏拉图的神本思想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是欧洲漫漫千年黑暗中世纪神学思想的始作俑者。马克思指出：“本来，说基督教里有柏拉图的成分比说柏拉图那里有基督教的成分要正确得多，更何况古代的教父如奥利金和伊里奈乌斯，在历史上部分地是以柏拉图哲学为根据的。在哲学方面重要的是，在柏拉图理想国中第一学级是有知识的人或哲人。关于柏拉图的理念与基督教逻各斯的关系、柏拉图的回忆与基督教关于回到自身原始样子的人的新生的关系、柏拉图的灵魂堕落与基督教的原罪的关系，以及先有灵魂的神话，情况也是这样。”这种以彼岸性的神人关系为目的，把眼光投注到天国，通过超越性的宗教意识来实现文化和社会的自我否定，本质上是宗教文化。它间接促进了西方文艺复兴和人本主义的兴起。

换个角度来看，理性和信仰虽是近现代西方文化汲取活力的源泉，但二者也是对立的，彼此间的冲突导致了世俗的发展，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因为人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作工具和机器去追求利益，至高无上的效率原则为竞争所强化，个体的全面发展日趋萎缩，机械的、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引起了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使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冷漠疏离，缺乏真诚的精神联系。后来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兴起，以及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在道德领域对理性本身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都与理性在现实生活中对于人的非理性压抑和限制是分不开的。所以西方人在感到物质上极大丰富的同时，也感到人生意义的丧失和价值的失落。单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并不能解决精神世界的空虚，于是便出现了向东方寻求智慧的倾向。

总之，对《礼记》“大同社会”和柏拉图“理想国”的比较分析，可以引导我们追索中西文化差异的源头，进而彻悟中西文化各自的特质和精髓。东西方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趋同性和趋异性并存。认真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和成因，积极发掘深潜其中的现代意蕴，并加以批判继承和吸收，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