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很熟悉“大禹治水”的故事。唐尧委派大禹的父亲鲧负责治水，鲧采取了修堰筑坝的办法，对激流大川进行围堵，这不仅没有治住水患，反而使堤溃坝毁，造成了更大的灾难。此后，大禹接替父亲治水。他注意汲取前人特别是鲧治水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以疏通河道为主、再辅之以堆堰修坝的措施，对洪水进行综合治理，洪水泛滥局面得到了有效控制。后人把鲧治水的失败与大禹治水的成功归结为：堵与疏。

大禹治水是讲如何应对自然灾害，其道理与人类社会的治理是相通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深刻变化的时期，也必定是社会矛盾多发期。在改革开放之前，虽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但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在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一潭死水。改革开放把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经济取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快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但与此同时，城乡、贫富、东西的差距在拉大。所以，社会矛盾多发期就到来了。我们如何来应对这些矛盾？鲧的失败和大禹的成功可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17%，垃圾处理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今天则不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了近30个百分点。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得垃圾的数量快速增加。如何处理城市的垃圾已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在中国，垃圾围城已经成了一个到处可见的现象。所以，许多城市都纷纷考虑建立垃圾焚烧厂。然而，北京准备在阿苏卫、六里屯、高安屯，广东准备在番禺等地建立垃圾焚烧厂，都引起了选址地区周围居民的反对。他们认为，焚烧垃圾固然好，但是垃圾焚烧厂的建立，使厂址周围的环境受到污染。他们的反对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城市垃圾不处理好，其结果是大家遭殃。

最近，北京市的做法博得了不少好评。2月22日，北京组织了由官员、专家学者和公众代表组成的代表团赴日考察日本的垃圾焚烧厂。日本在垃圾处理方面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当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北京在组织考察团时，吸收了公众代表参加，其中包括“驴屎蛋”。“驴屎蛋”是一个网民的名字，他一直反对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还进行了调查研究，向市政府递交了一份40页的垃圾处理方案。市政府对他的建议非常重视。记者还对他进行了专门采访，他说：“百姓反对的是污染，如果中国焚烧的水平和技术、监督机制和管理有欧美的水平，配套的法律和赔偿机制跟欧美接轨，那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他这番话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北京赴日考察代表团的考察结果如何，垃圾焚烧厂的事今后会如何处理，尚待进一步观察。但北京市这个做法，方向是对的。他们采用的是疏导的办法，而不是围堵的办法。对于大量出现的社会矛盾，堵不是办法，堵会使矛盾激化，会使小事演变为大事，而疏导的办法是可取的。构建和谐社会不是回避矛盾，而是化解矛盾，疏导可能是化解社会矛盾特别是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