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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画旧事:与时代共同前行的民间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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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画的内容,早期多是山水花鸟,到了清代中叶大量出现了戏曲和小说题材。这类灯画属于连环画的早期形式,常引人看完第一盏,定要看第二盏,直到看完故事终了而止。”

  第一次看见灯画,它们是被一片片镶在玻璃镜框里的,大概10多厘米宽,30多厘米高,挂在宣武区文化馆《元宵灯画展》一间不大的展厅里。画片都以绢纱作底,上面是彩绘的人物图案,因为隔着年代,原本素白的绢纱已经发黄残旧,周边也丝丝缕缕的。


清人所绘《封神榜》

  到今天,灯画可能不是一个熟悉的称谓。关于“灯画”的定义,已故民间美术学家王树村在他的《民间美术》中有上元节的章节,提到各种各样的灯彩——走马灯、夹纱灯、画舫灯等等,“其中有一种绢纱灯画,是画在灯屏上的绢画,故又称作‘灯画’。灯画一般4盏为一堂,每盏4面,共16幅,也有24盏或更多为一堂的”。除了手绘之外,也有木版刻印的灯画,现在,河北武强、山西南部、山东等都还有清代木版戏曲灯画保存。

  《元宵灯画展》展品的收集者是从事民间美术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张琴,她说一开始,她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她在别人家里看到,黑糊糊地卷在一起,看起来很脏。“我的工作是针对实物和田野调查,中心点是戏曲,最初是那些戏曲图案吸引了我。”她告诉我,“去年下半年,有天我为一个戏曲刺绣寻找几片搭配的辅助画面,把这些东西打开慢慢整理,看到有些上面有清楚的年月落款,我去查资料,才基本确定是灯画。”


清人所绘《红楼梦》灯画

  过去灯彩的制作成本不菲,通常由豪门富户出资、民间艺人完成后,每年元宵挂在府门、商市或寺庙,挂在寺庙的花灯常会落款“某年正月十五”、“某信士敬奉”字样。展品中有一屏《大战长坂坡》,右上角用墨笔注明“大清光绪甲子年”,还有一屏“三国戏”的左下角写着“弟子宁白蛋男银旺孙春荣敬叩”,看来,这位宁白蛋是一家之主了。

  王树村把灯画定义为我国连环画的早期形式,他说:“灯画的内容,早期多是山水花鸟,到了清代中叶,因为戏曲和小说盛行,灯画中大量出现了如《贩马记》、《一捧雪》、《水浒》、《聊斋》、《红楼梦》一类的戏曲小说题材。这类灯画常是画故事的全部情节,引人看完第一盏,定要看第二盏,直到看完故事终了而止。”

清人所绘《赵子龙大战长坂坡》

  这里的150片灯画绘制年代以晚清、民国为主,收集地区是包括北京在内的整个华北地区,其中三国戏占了一半左右,还有部分封神戏、西游戏等。张琴说:“我大概总共看过400多片灯画,从清代、民国一直到解放初期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国戏从来就没断过。基本上是连续几十片,甚至有一组50多片,肯定是花灯一溜儿挂过去。”

  有一组总共10多幅的清代三国戏,都是16厘米×38厘米的尺寸,顶端用朱笔题上5个字的抬头,如“雪天请孔明”、“千里送皇嫂”、“八里桥挑袍”、“赵云长坂坡”、“古城斩蔡阳”、“老张三动鼓”等等。基本上每张出现一两个人物,画法用色也大同小异。“赵云长坂坡”画幅中央是手持银枪、骑马激战的主人公,一脸紧张万分的表情,他的身后还有一个高举旌旗的战士,红色的旗帜飘荡在画幅的上端。正在奔跑的战马用墨笔勾勒,赵云的战袍用红紫绿蓝等上色,银枪、马辔等是鲜艳的靛蓝色。虽然尺寸有限,却传递出激烈厮杀的氛围。
  连环画一般的戏剧故事灯画之外,还有一些也许可以称为“戏出灯画”。另一组三国戏中的《徐母骂曹》,身穿红色官服、戴官帽的曹操坐在一张条案前的椅子上,处于画幅右侧正中央的位置。左下角穿暗黄色袍子的李徐母右手拄一根红色拐杖,左手向前伸出,手指正指着曹操脸部的方向。左上侧的背景是一架屏风,从形状看应该是戏台上的布景,曹操的凳子是摆在条案前面的,想来也是对戏台场景的描画。

  戏曲的一个独立剧目叫“齣”,后来简化为“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性理精义》、《戏出画册》、《戏出册》等3种绘画册页,都是绢本、工笔设色之作,把戏台人物的脸谱扮相、服装以及场上道具等细细描绘下来。画的戏出有《群英会》、《打金枝》、《骂曹》、《庆顶珠》、《铡美案》、《断桥》、《空城计》、《取荥阳》等,但是都没有作者名款和作画年月。

  这些戏曲画被认为出自内务府如意馆御用画师之手,因为如意馆档案中曾有“著沈振麟画戏出人物册页十八开”的记录。沈振麟是同治年间擅画人物、山水的宫廷画家,据说如意馆画士对两类作品照例不署名:一类是帝王后妃像,不敢也不准署名,另一类就是小说插图、戏出人物,他们认为属于“小道”,不屑于署款。

  19世纪,北京民间职业灯画师也少有记载,画师徐白斋(徐五)的名字第一次是出现在蔡绳格(1856~1933)的《北京岁时记》中:“绢画颇有高手,道咸间徐五、鲍九两家绢灯最著名,徐笔超逸,鲍绘精工,徐惟鲍助,他人不敢接也。时人评北新桥西聚生斋徐画《醉菩提》绢画四十支,传神处为都门第一。”据说徐白斋的传世作品有《醉菩提》、《西游记》、《风月禅》、《霸王别姬》扇面等,现藏国家博物馆。

  已经退休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宋兆麟记得博物馆里有灯画藏品,因为没有亲眼见到,他也不能断定是否就是徐白斋的作品。博物馆收到这一类捐赠之后,通常就收起来堆库房了。他评价《元宵灯画展》说:“我感觉这些灯画基本上是晋南的东西,比如运城、临汾、襄汾一带。因为晋商的缘故,晋南的住宅很豪华,都是二层楼房。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家家要挂灯,院里院外都挂,大门口挂几十盏灯,而且互相攀比,比其他地方更热闹。讲究策略智谋的“三国戏”在山西比较流行,另外还有《杨家将》。到了江南,《梁祝》、《牛郎织女》之类就多了。”

  宋兆麟先生向我描述他在山西见过的灯彩实物,多半是四屏和六屏的,都是长方形、直上直下的造型,木头就是一般的硬杂木,讲究一点用红木、乌木。“山西人很注重老物件的保存,他们有这个习惯,房子也比较大。北京的灯市曾经很繁盛,现在很难找到了。北京人不爱留这些东西,觉得是破烂看不上。”

  明代以前,有关北京灯节的记载不多,元末熊梦祥的《析津志辑佚》中有“正月皇宫元夕节,瑶灯炯炯珠垂结”。明朝时,北京灯市在东华门之东,也就是今天的灯市口一带。《日下旧闻考》中有记述,“正月起于初八,至十八再过晚始散,灯贾大小以几千计,灯本多寡以几万计”。从东华门外到崇文门街西,“街三行,市四列,市楼南北相向,朱扉绣栋,素壁绿绮疏,其设氍毹帘幕者,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属也”。

  清代宫廷内务府造办处下设灯库,专司宫灯、花灯的制造修理,皇宫外也出现了文盛斋、华美斋、美珍隆、秀珍隆等灯铺。清代《帝京岁时纪胜》、《宛平县志》等对灯节的记述都大同小异,富察敦崇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燕京岁时记》中说道:“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处皆不及也。若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各色灯彩多以纱绢玻璃及明角等为之,并绘画古今故事,以资玩赏。”

  1943年2月21日的《晨报》上,关于灯市的报道变成了“鼎革以远,百事维新,前门一带商店,虽仍例行不废,而大率乞灵电机,非不眩奇斗巧,终嫌味同嚼蜡。今惟大栅栏、瑞蚨祥、廊房头条之谦祥益等,尚有绢灯数百盏,应时而悬,人人品评。止制作绝精,彩画又多出名人手笔,西厢、三国、水浒、红楼之类,摹绘会书事实,栩栩如生,是真无愧为美术者欤”。

  这次展览中也有几幅建国初期的灯画,到了那时候,颜料已经用得比较粗糙,材质也变成棉布了。有一屏棉布质地的三国戏正中央清楚地写着“公元一九六零年吉元月望日立”,左下角是“信女张母刘氏男国盛孙淑嶺敬施”。还有一屏“三国戏”右上角上书“公元一九五四年新春正月十五吉日”,“五”字的后面还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四”字,显然是10年前的旧物又被挂出来


  在历史大戏之外,也有一些家庭伦理戏和情感戏。一个《卖水》的场景是站在花园外的李彦贵肩挑一担水,穿着已经落魄,但还是带着点书生儒雅的气质。还有4幅出现了花园里手持折扇的小姐、拿着团扇的丫鬟和拄着拐杖的老母亲等人物,让人怀疑是《西厢记》。不过收集到藏品中没有张生的出现,总还是让张琴难以断定。

  张琴对藏品的研究方法是先根据戏曲题材分类,之后再细分材质,没有具体落款的灯画,通过绢纱质地、用色和人物风格做判断。绢纱质地经过多年的岁月损伤,自然会有所不同,人物的风格画法每经过二三十年,就有很大变化。从晚清开始,很多灯画已经是用化学颜料,跟矿物、植物提炼出来的天然颜料相比,鲜亮程度的区别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

  因为是灯光映照下的画面效果,一般说,灯画讲究人物传神的神态和鲜艳的色彩对比,对人体比例、五官细节方面没有那么细致,通常都画得比较随意。在当年,这些灯画也许是很普通的民间画作,因为年代久了,今天看起来亲切而素朴,尤其人物的神态表情,几乎让人过目难忘。张琴说,“其实民间的形象就是很亲切的,但从来不是轻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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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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