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生态哲学家已经开始借鉴儒家等东方生态思想来弥补生态整体主义的不足了。

科里考特(BairdCallicott)借鉴了儒家的天人合一的体系，也主张以“同心圆模式”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里，人的关爱首先针对自我，而后是家庭，再后是更广大的群落，直至整个宇宙。

深层生态学代表人物德沃尔(BillDevall)和塞欣斯(GeorgeSessions)对人本主义自我观提出了批判，并在借鉴了儒家的大我观或天人一体观之基础上，指出了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理论：“自我实现的深层生态学准则远远超越了现代西方思想中的自我的含义。现代西方的‘自我'主要是力争享乐满足的自我，是社会意义上的自我，或者说是狭义的、社会性的自我，远离了原本意义上的自我，并激励着人们去追逐时尚。只有当我们不再把自我理解为孤立的、狭义的、相互竞争的个体自我，进而开始把自我融入家人、朋友、其他人直至整个人类时，精神的升华及其显现才会开始。但这还不够，自我实现的深层生态学认为，自我还需要进一步升华和发展，要认识到除了人类之外还有非人类的世界。”只有自我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那才是真正的自我实现。很明显，深层生态学的自我实现观已经超越了马斯洛等人自我实现理论，后者将自我实现主要局限在社会领域，尽管也主张忘我地体验自然。同样明显的是，这种生态的自我实现理论，几乎就是儒家思想的翻版。

罗尔斯顿对儒家生态思想进行了研究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比起他较早的著作，他近期的著述更多地注意到人类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生态系统的平衡重建的密切关系。例如，有人提出质问：当今世界还有许多贫困人口连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在此情况下，何谈关照生态整体？罗尔斯顿的回答是：“解决温饱问题的一个方法是重新分配”，而不是继续蹂躏奄奄一息的大地。“社会的其他方面如果不发生相应的变化，那么，要确保那些靠牺牲荒野地而获得的利益能够转移到穷人手中，也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已被人类征服的土地与现存原始自然的比例（98%比2%）是如此悬殊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还试图靠牺牲非人类存在物（生态系统、物种）的方法来解决人际内部的分配问题（源于不公正、特权、政府机制的无能、社会的麻木不仁），”那不仅是“徒劳无益的”，而且很可能成为“权势集团保护既得利益的一种烟幕；那种做法几乎牺牲了处于不同层面的所有类型的价值，其结果只能是延误必要的社会改革，使社会的不公正（一种社会性的负价值）延续下去”21。生态系统在总量上早已给人类提供了足够维持生存的资源，是无止境的贪欲和对奢侈生活方式的无止境的追求，使人类的需要远远超出了自然的承载能力。为了满足无穷的贪欲和物质需要，人类打破了生态平衡还不够，还在人类内部剥夺许多人的基本生存权利和生存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要以满足穷困民众的生存权利为理由或借口，继续榨取即将耗尽的自然资源、继续污染早已超出自然吸收和净化能力的生存环境，那假如不是愚蠢就一定是蓄意掩饰。

儒家生态思想为生态整体主义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同样，生态整体主义对当代生态儒学的发展也有借鉴意义。在生态危机的语境里，人与自然之关系是否还能放在次于人与人之关系的地位？日益趋近的生态系统总崩溃——也是人类的末日，是否促使我们把生态系统整体利益置于当今人类的眼前利益之上？儒家思想有没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如果过分地强调人在自然中的重要性、过分强调万物特别是人与万物尊卑有别，是否很容易走向视人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甚至认为“人定胜天”的极端（如荀子和董仲舒）？新儒家人文主义的生态转向已经隐约可见，期盼着这种转向能够推动生态儒学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