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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神相即，养神为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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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孙思邈被尊称为“药王”，为唐以前方药集大成者。其恢弘的医学巨著《千金方》(《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的合称)即是孙思邈在继承、整理前代医学成就的基础上，总结自己毕生的临床经验所写成的一部综合性的临床百科全书，对后世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中医学界一直注重于孙思邈在方药领域的突出成就，却忽视了他高瞻远瞩，运用中华民族的思维方法，系统全面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医学理论紧密相结合的真知灼见。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孙思邈汲取了儒、释、道各家关于“心身”论述及修身养性的精华，在《黄帝内经》的基础上，对中医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在中国传统医学史上，他是第一位系统应用心理疗法的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孙思邈沿用了道家符咒治病的特殊形式，借助于其中所包含的心理学内涵发挥其心理疗法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医的治疗手段。 在中医心理学理论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孙思邈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值得深入地探讨与研究。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简略论述孙思邈中医心理学理论的基本特点。 形神相即的统一观 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将人的心理活动称之为“心”或“神”。《素问·六节脏象论》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这是将人体解剖学上的心脏，用来表示人的精神心理活动。《黄帝内经》认为，“神”的活动是通过“五神”和“五志”来表现的。所谓“五神”即神、魄、魂、意、志，分属于五脏；五脏又产生五志，即喜、怒、悲、忧、恐。具体而言，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这些论述就将人的各种情绪与各个内脏的功能一一对应起来，系统阐述了人的心理活动与形体的生理活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孙思邈将《黄帝内经》中“形神相即”的观点进一步具体化了，他的《千金方》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医学心理学思想。《千金要方》卷十三开篇云：“心主神。神者，五脏专精之本也”。同一篇中，他又引用《灵枢·本神》的原文具体阐明了形与神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影响：“心藏脉，脉舍神，怵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破胭脱肉，毛悴色夭，至冬乃死。”孙思邈认为，人的心与身互为表里，相互统一，过度的情志活动必然会导致脏腑的损伤。比如“五劳五脏病”， “五劳”谓“志劳、思劳、忧劳、心劳、疲劳”，他指出“凡远思强虑伤人，忧恚哀伤伤人，忿怒不解伤人，汲汲所愿伤人，戚戚所患伤人”(《千金要方·卷十九肾脏篇》)，反复论证了各种精神刺激对人体的不良影响，详尽说明了人的精神与形体、心理状态与疾病的互相影响的对应关系。 养神为先的重点观 就心理与生理二者的关系而言，《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认为：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把“心”形象地比拟为至高无上、统领一国的君主。因而，在疾病的预防及治疗过程中，《黄帝内经》特别强调精神活动的重要作用。《素问·上古天真论》云：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移精变气》篇则进一步指出，在人们身染疾患时，“神”之有无是机体能否痊愈的重要参数，即“得神者昌，失神者亡”。《灵枢·官能》则提出：“用针之要，无忘其神。”这也就是说，在临床过程中，病人的心理状态对针刺效果有着明显的影响，行针时“新怒勿刺，已怒勿刺……大惊大恐，必定其气，乃刺之。”这些论述表明，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了情志可以导致疾病，调畅情志可以预防疾病的发生，这就标志着中医心理学已经初步形成了。 孙思邈继承并发展了《黄帝内经》中医学心理的基本理论，进一步强调欲防治疾病，延年益寿，必须首先注重“神”。这里的“神”，主要是指情志因素。他在《千金要方》卷二十七中提出了“养性十要”，其中的第一条就是“啬神”。“啬神”一词源自《老子》“治人事天，莫若啬。”此处的“啬”指的是收敛神气，俭约情欲。《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篇》指出：“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昏乱，多愁则百脉不定。” 除了道家之外，孙思邈还深受佛教、儒家思想的影响。佛家养性讲求外息诸缘，即尽量排除外来的干扰。孙思邈则提出：“既屏外缘，会须守五神、从四正。”五神为五脏之神，四正为言行立正。儒家提倡道德养生，孔子有“思无邪也”之说。孙思邈则认为“最不得浮思妄念，心想欲事，恶邪大起”。可以说，孙思邈的啬神养性以养生的观点，融合了当时儒、释、道相关论述的精华。 继承并丰富了以“祝由”为主的心理疗法基本形式 在中医学史上，《黄帝内经》最早提出了“祝由”心理疗法(或简称“祝”)。《素问·移精变气论》言：“黄帝问曰：余闻古之治病，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灵枢·贼风》：“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可祝由而已也。”《说文解字》解释“祝，祭主赞辞者”，本意是指主管祭祀的巫人；“由”字在先秦两汉主要指“原因”、“缘由”。唐代王冰据此解释“祝由”：“祝说病由，不劳针石而已”，笼统地解释为通过祭祀祷告消除病患的一种治病方法，后世医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孙思邈在临床实践中，特别重视“意”对“医”的重要影响，首次明确提出了“医者，意也。善于用意，即为良医”(《千金要方·卷二十七养性篇》)，也就是说，良医要善于借助良性的精神刺激，发挥病人的心理作用促使疾病痊愈。基于这一观点，孙思邈沿用了传统的“祝由”，将道家符咒信号治病的方法作为心理疗法的主要形式，在《千金方》中专作《禁经论》。篇首云：“医方千卷，未尽其性，故有汤药焉，有针灸焉，有禁咒焉，有符引焉，有导引焉，斯之五法，皆急救之术。”这当中的“禁咒”、“符引”本为道家治病的两种手段，被孙思邈借用作“祝由”的主要方式。“符”是形象的文字，“咒”是神秘的语言，都是第二信号在人体大脑中的条件反射。现代医学证明，外界刺激(包括精神刺激)通过改变神经系统的功能，能强烈地影响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也就是说，人的情志、情绪对防治疾病的影响不可忽视。例如孙思邈在《千金翼方·禁经论》篇中引用了“禁时气瘟疫病法”：“天封吾以德，地封吾以道，吾奉天威与地威，吾遇石石烂，按症症散，左达右贯，贯骨达体，追病所在，何邪敢进，进者斩死，北斗七星饮汝血，叱叱灭手下，急急如律令。”同篇“禁时气法”：“沐浴身体令净，去瘟疫恶鬼。九真行道，邪气敢当。元气洞达，百邪消亡。伏羲女娲，五疽地主，流人四肢，主作千病万病，上气虚寒，皆以风邪鬼所为。急按急按，灭绝手下。急急如律令。” 从表面看来，以禁咒之法驱除瘟疫时气，难免被当作是迷信愚妄。但是，在迷信愚妄的种种行为之中，亦时有符合科学道理的某种成分存在。它对消除病人郁积不畅的情绪、增强病人与疾病斗争的信心亦时有作用，这就是在临床中精神疗法自觉或不自觉的功效。 明代的吴鞠通认为：“吾谓凡治内伤者，必先祝由，详告以病之由来，使病人知之，而不敢再犯，又必细体变风变雅，曲察劳人思妇之隐情，婉言以开导之，庄言以振惊之，威严以悚惧之，必使之心悦诚服，而后可以奏效如神。”这段话表明，到了明代人们对传统的“祝由”法的认识与理解就更加明确具体了。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的最新调查显示：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是精神疾病。目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竞争相当激烈，学习压力、工作压力、生活压力日益凸现，这从不同侧面给人们造成了相当大的精神压力。近年来，由于心理因素而导致犯罪的各类报道屡见不鲜。可以说，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心理健康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医学界所运用的心理疗法基本上源于西方，其创立者为西方的心理学家。东西方之间在历史、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众所周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表达方式、接受方式与西方人有诸多的不同之处。以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来诠释中国人的心理问题，用西方的心理疗法来治疗中国人的心理疾病，都难免有御风以络的不足之处。 构建适合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心理学理论，在临床实践中运用适合于中华民族的心理疗法，使心理学的研究与应用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本土化，已经成为我国医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19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了中医心理学的概念，近年来又有人提出要构建东方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实际上，这两种提法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都是将传统文化与传统医学的相关理论作为使心理学本土化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以中医学而论，古代医家有关人精神情志的生理、病理以及治则方面的论述，应该成为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医心理学理论体系的源泉，值得深入挖掘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