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前，民间的慈善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所有的福利和救助体系都由国家承担，个人的捐助被认为是对国家能力的质疑甚至是否定，无论来自国内还是海外。甚至到上世纪90年代，“慈善”一词还被刻意回避，或被称作“公益”。

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国人的爱心终于被“慈善”所唤起。2008年经历的种种事情，更是将这股爱心推向了一个高点。

希望工程受益者

1995年的初夏，11岁的余言明扛着和他一般高的锄头，在自家玉米地里锄草。这天，他远远地就看见了班主任高老师朝家走来，赶紧躲到了远离路口的玉米地深处。

余言明的父亲在这年的春节后突发急病去世，家里断了经济来源，原本紧巴巴的日子更加窘迫，他和大他4岁的姐姐不得不同时辍学。姐姐去了南方打工，他因为年纪太小，只能守着位于陕西榆林黄土高坡深处的两亩玉米地，还有体弱多病的母亲。

辍学时，余言明正在念小学四年级，学习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并且担任班长。为此，班主任高老师隔三差五就会走上十几里山路，来到余言明家，劝说余母让孩子重新上学。余言明初见老师还非常高兴，还会就书本上看不明白的地方向老师请教，可是每每看到老师和母亲在简陋的窑洞里无语相对、唉声叹气，他开始害怕见到老师了。

但这次，高老师和母亲的谈话不再轻声细语，高老师在窑洞外大声招呼着余言明，用陕北味极重的普通话喊着：“余言明，你又可以读书啦。”当余言明跳跃着飞奔过来时，看到母亲在一旁抹着眼泪，却笑得很开心。

辍学3个月之后，余言明重新回到了课堂，他第一次听说了“希望工程”。很久之后，余言明才知道，高老师几次去镇上和县里反映他家的情况，为他争取到了这个受资助的机会。

此后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能收到一张从北京寄来的150元汇款单，署名是张力顺。有时候他还会收到张爷爷的信，信是用毛笔写的，鼓励他好好学习。余言明也将自己的成绩单和奖状作为回信。

2003年，余言明考上了中国农业大学，成了村里头一个大学生。前往学校报到当天，余言明就按照汇款单上的地址，倒了几趟公交车，找到了张力顺的家，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张力顺已经在一年前病逝。这位普通的离休干部，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陆续资助了5名贫困学生。

余言明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到的学校，此后一段时间里，他总感觉天塌了下来。大学四年里，除了学习和勤工俭学，余言明把很多时间都花在了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上，他觉得有义务去回报社会。

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发起倡导并组织实施“希望工程”以来，近300万像余言明一样的贫困学生受到资助，全国各地援建“希望小学”1.3万多所。

1990年5月初，共青团中央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他为刚刚实施不到一年的希望工程题名。几天以后，邓小平就托人转交了自己的题词“希望工程”。

此后，邓小平分别两次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身份向希望工程捐款5000元。消息不胫而走，全国掀起了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

这或许是国人记忆中比较深刻的一次全民慈善。但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称为“献爱心”，“慈善”一词还在等待着被“平反”。

一度消逝的民间慈善

1978年，民政部恢复设立，50岁的崔乃夫回到了家乡北京。

即使如今进入耄耋之年，崔乃夫还记得五六岁时，老家昌平正闹灾荒，他看见有人搭席棚，办粥厂，用大锅熬粥施舍给穷人。1937年七八月间，老百姓因躲避战火，大量进入北平城，没有饭吃，没有房住。他看见有些人组织了难民救济所，帮助逃难的百姓解决食宿问题。这些解放前比较普遍的慈善举动，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包揽了全体社会成员最大限度的就业、基本福利、全国的灾害救助等，使得国家力量全面取代慈善组织。原有的慈善组织、机构或自行停顿、停办，或被政府接管、改组，变成附属于政府部门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而包括外国教会慈善机构在内，甚至是接受过美国救济的慈善团体财产都一律充公，因为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

在湖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慈善研究国家重点课题承担者周秋光的《中国慈善简史》一书里，记载了当时的流行看法：“人们深信，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能够让广大人民群众解除一切苦难，彻底摆脱贫穷，过上富裕的幸福生活。既然如此，就无需也无必要发展慈善事业。”

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每逢发生大的自然灾害，中央都要责成各级地方政府负起高度责任，甚至提出不许饿死一个人。政府动员了一切政治或行政的力量进行救济，也由此形成了一切由政府包揽的救助格局。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美国、英国、日本以及联合国当时的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等，都明确表示要向中国提供援助，尤其是最有抗震和救援经验的日本，在内阁会议中提出紧急援助中国方案通过后，立即准备了药物、衣物、帐篷等，但都遭到了我国政府的拒绝。

1982年起，崔乃夫开始了11年的民政部长生涯。3年后，一些农村发生自然灾害，需要棉被衣物等救灾物资，当时城市很多家庭里有多余的棉被和旧衣服，放着没什么用，扔了又可惜，卖又卖不了几个钱。于是崔乃夫就提出能不能动员城市居民将不用的物资捐献给灾区。但有人极力反对，认为这样做有损政府形象，显得政府无能，无论多么困难，都应当通过国家和政府的渠道来筹集救灾物资。

崔乃夫说，当时就觉得特别的困惑和无奈。

“慈善”的正名

从1978年开始，在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过程中，社会开始出现自由支配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慈善事业的空间也逐渐明朗，慈善组织在政府有意识的培育下实现了历史性回归。

从1980年开始，陆续出现了一系列慈善组织。1981年7月，中国首个现代意义的公益慈善团体——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成立，但当时“慈善”一词更多地让人们想到的是旧社会地主乡绅的“伪善”。之后，爱德基金会于1985年成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于1988年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成立……但“慈善”都被刻意回避着。直到1994年为止，全国的大小媒体上几乎没有使用过“慈善”这个词，在不得已的时候，往往使用“公益事业”来代替。

1991年，华东大水灾，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发动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面向民间的大规模的慈善捐助活动，动员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人支援灾区的百姓。此次慈善募捐在海内外影响很大，炎黄子孙纷纷慷慨解囊。国内群众捐款10亿元，港澳台慈善组织和个人及海外华人捐款10亿元。
多次扶贫救灾的工作经历，让崔乃夫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政府不可能承担一切工作，慈善事业对于社会的发展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退休后，他和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的阎明复商定，要在中国成立第一个综合性的慈善机构，两人一拍即合。

最终，中华慈善总会于1994年成立了。从一开始，关于慈善总会的发展方向就非常清楚：要办的是一个有别于政府、立足于民间的独立的慈善机构，并建立了一套不同于政府的运作机制，在财政、人事上保持独立。

崔乃夫开始挖掘推广慈善的意义。一开始是研讨会，通过研讨慈善的话题，逐渐为慈善正名，然后便是在大众传媒宣传。慈善的概念开始日益为大众接受并开始影响到高层。

1998年，多个流域发生百年一遇的洪灾。刚刚接任中华慈善总会第二任会长的阎明复，随即发出致全国团体会员“关于积极支援当前抗洪赈灾”的建议函，并打算和中央电视台一起办一场赈灾晚会。

一个副会长前去和当时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商谈。杨伟光提出能否预计募捐到2000万元，由于期望值很低，副会长很没底气地说，1000万元都无法保证。杨伟光一下子就急了，“我们合作，连这点钱都募捐不到，那还怎么办啊？做一台晚会，如果真的达不到目标的话，怎么下台呀？”

阎明复于是赶紧去找了中国红十字会，三家联合，目标是2000万元善款。

事实证明，这个期望值低估了慈善的力量和当时中国老百姓的爱心。

1998年8月16日，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了中国第一个电视募捐专场晚会。一下子就筹集了3亿多元的善款和物资。

中华慈善总会和其代表的慈善事业，被推向了一个高峰。

志愿者队伍的形成

改革开放初期，港澳台商在热心公益的活动中树立了榜样。李嘉诚、霍英东、王永庆等富商在投资的同时，也把自己对于慈善的理解体现在一笔笔捐赠当中。

受到港澳的影响，在企业家纷纷效仿慷慨解囊之外，广东以一种非捐赠的新颖方式，再次站在了慈善前沿。

这种方式叫“志愿者”，在香港则称为“义工”。1987年，广州市开通全国第一条志愿者服务热线电话——“中学生心声热线”，拉开了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序幕。

“我还记得那个号码，3330564，用粤语说就是‘心中的情你尽诉’。”第一批志愿者潘佩玲回忆说，20年前的工作室就只有一部电话，两台分机，几个人轮流“上班”，第一批上任的8名咨询员成了全国首批志愿者。

1987年，广州市10多名“学雷锋、做好事”的积极分子，不满足于原有的服务形式，在团市委、教育局的支持下，率先开通了“中学生心声热线”。

当时传统教育和改革开放后涌进的一些思潮正处于激烈的碰撞中，不少中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都遇到很多问题，处于极度迷茫之中。热线组每个星期每个人都要接听两次电话，时间从12点到14点半，再从16点到20点。潘佩玲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最大的“报酬”就是中午的一份盒饭，有的时候忙得连吃盒饭的时间都没有。

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学习，热线组就从香港请来义工给志愿者培训。“当时，很多东西都是超前的，包括怎么接电话、怎么回答。”潘佩玲说，不少学生打来电话咨询感情的问题，我们从来不用老师的口吻教训他们，我们要做一名忠实的听众，并和他们交朋友。这种与众不同的接听方式，使得不仅仅是广州，上海、北京、湖南等地学生也打电话咨询，有的人甚至还“点名”，一定要找某位咨询员回答。

此后一段时间，共青团广州市委开展了各种类型的热线服务，如中学生心声热线、羊城青年热线、法律援助热线、扶孤助学热线等。

1990年，深圳市诞生全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志愿者社团——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1992年，在香港义工的直接指导下，广东省佛山市诞生“义工团”。

1993年底，共青团中央决定实施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两万余名铁路青年率先打出“青年志愿者”的旗帜，在京广铁路沿线开展为旅客送温暖志愿服务。之后，40余万名大中学生利用寒假在全国主要铁路沿线和车站开展志愿者新春热心行动。由此，青年志愿者行动迅速在全国展开。为推动青年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团中央于1994年底成立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社区志愿者和青年志愿者是目前中国国内最大的两支志愿者队伍。

大震下的慈善

今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时，余言明正在榆林县委院内上班。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了家乡工作。

由于距离震中不远，余言明感觉山摇地动。几个小时后，他从新闻中得知，四川发生了大地震。

余言明是最早进入灾区的一批志愿者。他当晚就向单位请假，第二天便和几个老乡买了不少饮用水和方便面，开车前往四川。虽然他家的房子也被震出裂痕，但他觉得，该是他回报的时候了。

余言明在北川、青川等重灾区呆了整整一个月，并徒步进入道路不通的乡村，送去水和食物，同时把一些受伤的灾民接出来。

没有人能够统计，当时在灾区的崇山峻岭之间，在官方救援系统之外，究竟有多少如余言明一样的志愿者，在默默地参与救援和物资分配。甚至一些官方机构派出的救灾队伍，也只把自己称作“志愿者”。

更多的爱心在井喷。在震后的极短时间里，全国各界捐助的财物已达570亿元。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地点都是人潮涌动，工作人员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这样总结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经过汶川地震之后，现在已经成为一种风尚，人们的爱心已经被全面激发出来了，全社会的慈善活动现在是此起彼伏，人们的慈善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几年前，我国拟定发展慈善目标时的口径是，争取到2010年，能够使全国的慈善捐赠达到500亿元。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大家都知道，这一次捐款捐物，整个社会已经超过了600亿元人民币，接近了700亿元，到年底全年的慈善捐赠可能要接近1000亿元。”王振耀说。

王振耀认为，全国人民的数亿爱心开启了中国慈善事业的公益元年，汶川地震中数亿人民的捐款捐物行动，是平民慈善精神的具体实践，是人人可慈善的具体写照。

慈善开始被更多的官员挂在嘴边。一度因为分歧巨大而被搁置的慈善立法工作也被重新提上日程。民政部也开始试点基金会的挂靠，以解决困扰大量民间基金会已久的身份问题。

12月3日，北京市宣布当天成为“首都公益慈善日”，并决定把今年的慈善明星集体荣誉称号授予全体“首都市民”。

余言明也在12月初，第三次来到灾区。临时安置房里的温度已经很低，余言明带着从榆林募集的一些手套、帽子和暖水袋，打算在青川待一个月，帮助当地居民过冬。他还在当地开了一个小教室，辅导孩子们的英语和数学。

余言明说，比起五六月份，现在还在灾区的志愿者已经不多了。他希望大家的关注能够一直持续到灾区真正地被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