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赴京觐见乾隆皇帝，于是，当时世界上的两大帝国有了一次错位的遭遇。从英国使团来到大清帝国的第一天起，两种文化、两种制度就处于不断的对话、交锋之中。可惜的是，由于历史、文化、心态、意识的差异，在不断沟通、斡旋的过程中，双方并未真正交手。

当时的大清帝国，虽已开始由盛转衰，但在“十全老人”乾隆的心目中，大清即为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当两广总督郭世勋向乾隆上奏英使远道而来为其祝寿一事时，乾隆龙心大悦，将之视为天恩浩荡，福泽万邦，化外之民，远来恭贺。于是下旨相关州府，为英使北上提供方便，并悉心关照英使在华的生活事宜，以示其“怀柔远人”的体恤之情。

但是，在祝寿这一冠冕堂皇的理由之后，乾隆及大清官员们无法预见的，却是英国使团访华的真正目的—打破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拓展英国的对华贸易。或许，应当说，大清帝国上上下下从不觉得能从与英吉利的贸易中获益。大清地大物博，天朝光宅四海，历来都是薄来厚往，无须费心与外国通商贸易。事实亦是如此，英使随后所获赏赐，其经济价值远远高于其所供之物。

在两国使臣交往中，争议最大的，便是英使觐见乾隆的礼仪。清廷坚持英使应对乾隆行三跪九叩之礼，而马戛尔尼则强调，大清与不列颠王国乃地位平等之国家，若大清同级官员亦能向英王行同等礼仪，则英使亦乐意为之。这当然不是乾隆及大清官员们想要的答案，双方一直为此争执不休。最后，清廷以“化外之人，有绑腿之俗，不便叩头”的托辞让步，同意英使在觐见时以单膝下跪行礼。

随后，马戛尔尼向乾隆提出开放通商口岸、设立英使馆及减免课税等请求。乾隆认为大清乃天朝上国，物产丰厚，因此双方不存在平等贸易的条件，最终以“与天朝体制不合”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马戛尔尼没有完成英王的使命，但却不是无功而返，在华期间，使团成员留心观察、记录大清帝国的山水风物，民俗人情，回国之后即编辑出版，成为当时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与此同时，大清官员则忙于翻译、修改英王给乾隆的书信，以悦龙心，粉饰太平。

之所以说“错位”，在于两大帝国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于大清帝国而言，中国乃泱泱大国，泽及天下，虽有华夷之辨，却无疆域之别。所以，英使远道而来，是番邦朝贡，而非两国交往。而当时的大英帝国，方兴未艾，意图藉访华开拓大不列颠的海外市场。与中国之交往，自是两国之间的往来，理应建立“平等”的国际关系。因此，双方之争便成了错位的“名实”之辨，大清帝国力图保全的，是天朝上国的威仪；而大英帝国所觊觎的，则是两国交往中的潜在利益。

马戛尔尼风光而来，郁郁而去，他的外交失败同时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个屈辱与灾难的时代。二十三年后，英国第二次派遣访华使团，英使拒绝向嘉庆帝行三跪九叩礼而遭驱逐，又二十四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大英帝国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大清的“天下”随之被列强瓜分，中国已不再是中央之国，中心与边缘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大英成了“日不落”帝国，站在了时代的风头浪尖。可历史从来都是峰回路转，变幻万千，一百年后，美国后来居上，取而代之，那时的大英帝国，已是日暮黄昏。

古来写史，总期望以资借镜，为今人所用。当今中国发展迅速，崛起于东方之林，又成为区域格局的中心。时过境迁，以天下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早已被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体系所代替，国与国之间的往来遵循着复杂、微妙的游戏规则。如今回顾马戛尔尼访华时的礼仪之争，所暴露的，无疑是大清统治者的自欺与荒谬，但是，天下作为世界观，已然嵌入了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成为华夏民族性格与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因此，历史的背后，需要反思的，是天下这样的世界观究竟为崛起的中国带来什么？是历史的包袱，还是民族的动力？

言其沉重，在于我们背负这样的包袱已经太久，言必称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这使我们在失意时变得阿Q——念念不忘祖先的四大发明，而在得意时多少有点目空一切，中国又成了“天下”，这并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民族主义的过度彰显反而会造成区域国际关系的紧张。言其为民族复兴的动力，则在于天下之中蕴含的人文关怀，所谓“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倘若抛却帝国，摒弃霸权，天下作为世界观，当下仍可开出新意，天下可视为一种德性，一种宽容，在和而不同的境界之下，人们可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二百多年过去了，饱经沧桑之后崛起的中国，需要保持怎样一种心态，的确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