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钊，35岁，山东男人，谦逊温和的君子。曾是北京上地科技园某IT项目经理。去年5月份在成都结束一个项目后，地震后第一时间报名志愿者，被派到绵竹市让他“生死铭心”的汉旺镇，主要工作是给尸体消毒。

因为“见到的全是死人”，工作结束后他自己陷入了泥淖：每晚噩梦不断，不想吃，不想睡，甚至不想活，万念俱灰。寻求心理咨询后，才慢慢缓过来。

9月，他辞去工作，重回灾区，以“关爱社工发展联盟”志愿者的名义，留在了汉旺板房，“起码三年” 。

关爱社工发展联盟领队 罗钊

眼镜叔叔的沙盘游戏

新开村集贤社区55幢1单元的四间板房，是罗钊“关爱社工发展联盟”团队在绵竹市汉旺镇板房区的工作站。整齐划一的板房区，很容易就迷路了。问路的一个小技巧是，找找小朋友，请他们带你去玩沙盘游戏的地方。一段穿梭之后，就能再见到罗钊的笑脸——孩子们的眼镜叔叔，再一转身，已经找不到带路的娃了，早进去耍了。

四间板房，一间是沙盘游戏室，一间是女生寝室兼阅读室，一间是男生寝室兼厨房，最大的那间是图书室和活动教室。每天中午12点到2点，下午4点半以后，这里满眼孩子，大呼小叫，东奔西突，调皮闹腾得很。

最受欢迎的是沙盘游戏室，每次只能容纳3个孩子玩，窗台上总是趴着巴巴望着的孩子，排队等候。沙盘室一般由张必荣负责，这个26岁的重庆小伙，心理学系毕业，今年2月加入罗钊团队。

沙盘游戏治疗是目前国际上很流行的儿童心理治疗方法，一盘沙，N个各式各样的物件造型，游戏者自由选取物件，在沙盘里做造型。简易的设置投射出内心的潜意识，成为治疗的有效方法。

通过看沙盘造型，罗钊洞悉分析孩子们的心理状态。举些简单的例子，沙盘里摆布着诸如蛇、蝎、恐龙等意象，映射出游戏者内心的恐惧；桥梁意味着渴望沟通；整体布局绵密紧凑是内心紧张的表现，当整个沙盘物件有序、布局合理，则意味着游戏者的内心状态相对平稳安宁。

置办一套正规的沙盘物件需要上万块，罗钊们资金有限，都是想办法东拼西凑，三四千块搞定一套。还让罗钊觉得有点囧的是，“汉旺镇的孩子们太野，太喜欢那些小玩意了，做完游戏常常就带回家了。”孩子们玩得开心是最重要的，缺些物件也就不那么苛求了。颇具特色的沙盘游戏，为工作站迅速笼聚了人气。

阅读室主要是方江琴老师带孩子，看看书，下下棋，聊聊天。方之前是教师进修学校的老师，算是团队里的元老了。汉旺镇工作站主要由她负责。

罗钊更多的工作是统筹协调团队下辖的10个工作站，常常绵竹、德阳几个地方跑。最近还忙着洽谈一些可能的项目。“本来没想过，但我们快弹尽粮绝了。”去年法鼓山基金会给他们投入了一笔经费，罗钊自己大概也花了两三万。

“用我的杯子承接你倒出来的泪水”

最让罗钊自豪的是团队的工作模式：计划扎根板房区3年，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共同体会板房生活，以社工身份帮助灾区恢复生产生活。“说心理援助会产生距离感，他们会觉得是不是我们有问题，要你们来援助我们。就会有抵触情绪。”社工身份做家访，就很容易被接纳了。

这是悟出来的。

7、8月份给北川中学截肢的孩子们做心理辅导，触动很大。近一个月的心理辅导，专家们“差不多招儿都使遍了”，作用很微弱。孩子们甚至激烈地抵触：“你们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也截肢试试？就知道什么滋味了。”

有心的罗钊观察发现，去德阳装义肢时，一路上谁也不搭理的孩子们见了医院的残疾人，立即活跃了起来。之后他便联系德阳残疾人工厂的工人们做联欢。当拄着拐杖的工人们来到学校，“真的像炸开了锅，欢声笑语啊，从没见过孩子们那么兴奋的表情！”

这便是罗钊反复强调的同理心，连同情心都不能有。同情心就说明了我是强者你是弱者，存在一种不平等的对立面。 “因为心理疏导说到底是一个沟通问题。当双方处于一个高度，沟通和疏导才有可能。甚至你要比他更低，情感宣泄才有可能。通俗点说，就是用我的杯子承接你倒出来的泪水。”

“就是你们不当我是正常人，我不当你们是残疾人。但要做到平等非常难。因为他们很爱强装成正常人，越不表现出有问题，其实问题可能越大。就像一直在吹气球，一旦吹破就是爆炸。”

“一年了，大家的心理创伤不是很尖锐，而是会变成一种无形的恐惧弥漫在空气中。不表现不代表不存在。就好像我们刚走进厕所，闻到很刺鼻的臭味，呆一段时间就没感觉了，但实际上仍然被臭味侵袭着。现在孩子们的学习压力，成年人们的生活压力，像一块块大石头压着，下面的草虽然暂时不会长出来，但它的根在往土里深深的扎根，以后一定会疯狂地长出地面的。”

“领导人总是鼓励说要坚强，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实际上把大家推到一个不能表达和发泄的极端，反而容易造成一种心理障碍。所我常说，看到别人掉进坑里，通常人们会丢根绳子下去，让他们顺着爬出来。但我们的团队要做的是，跳进坑里去和他们并肩战斗，甚至让他们踩着我们的肩膀，先上去。”

这些理念贯彻在社区工作的微小细节里。相比孩子们，成年人的心理援助工作要难一些。“成年人都有一副铠甲，自我保护意识非常强。”罗钊想出来的办法是，像村民一样在板房后院种菜，无形之中消除了距离感，村民们开始不拿他们当外人，还很亲切地传授种菜经验。

渗透在琐碎生活里的沟通、陪伴、鼓励，需要时间、爱心、同理心。

“我的心，被埋在了东汽中学废墟下面” 从IT项目经理、“机械的理科生”，到日臻成熟的社会工作者，罗钊颠覆了自己的人生。拐点便是2008年5月14日，绵竹市汉旺镇。

5月13日，罗钊在成都红十字会报名，得知都江堰的救援部队和志愿者已经很多。绵竹汉旺镇受灾严重，亟需人手。5月14日，罗钊到了汉旺。

被分配到的主要工作是给遇难者遗体以及给救援人员消毒。战士们一旦挖出遗体，他就背着喷雾器，在废墟上给遗体喷洒环境消毒液，然后再挖出来，避免遗体上的病菌传染。还要给遗体洒石灰，再把遗体放到装尸袋里运送，以避免传染病。战士们作业完，还要用生物试剂对他们做全面的消毒，保证战士们的安全。一切都是为了防止灾后瘟疫发生。

罗钊记得特别清楚的是，5月16日早上，海军陆战队探测到东汽中学一幢楼里有生命信号，在预制板和墙体的斜角处。战士们从早上9点开始挖，一直挖到晚上8点半。几乎所有人都在期待生命奇迹。着急没有用，“坍塌的预制板就像要剥洋葱一样，小心地一层层取开，吊车吊起的预制板上也沾满血迹，触目惊心。那种情境之下，大家特别需要挖出活人来振奋精神，鼓舞士气。”

但结果最后挖出来2个男孩已经死了，没有坚持住。这件事情对罗钊的打击特别大，一下子觉得心如死灰。“就好像我自己的心，被埋在来东汽中学的废墟下面。”

工作的最后一个遇难者遗体，也不时煎熬着他的心。战士用床单包好遇难者头颅，在墙的另一面，找到遗体躯干，才看清楚是个小女孩。罗钊背着喷雾器跟上去，看到小女孩的整个躯干和头已经被蛆吃得只剩下一张皮。法医根本不用手术刀划开胸膛，很容易就剪下她胸腔里的一段软组织做DNA鉴定。小女孩叫张月，10岁。

再后来，汉旺封城。“死人太多太多，估计也救不出活的了。”罗钊回成都休整，却再也无法安宁。

“为死者活着的亲属做点什么”

每晚做噩梦，半夜两点时惊醒，再也睡不着。经常梦到面目狰狞的遇难者跟他说话，拉住他不让回成都，求他帮忙。什么也不想吃，哪儿也不想去，谁也不想见，每天就看电视上网，看新闻哪里又死了多少人，然后不停地哭。“差不多是万念俱灰，好像自己从空中坠下，看不到救命稻草，也不想伸手去抓什么。”

“最深的是愧疚感，觉得对不起他们，活着没什么意义。”

不只罗钊一个人，队里好几个志愿者都有奇怪的梦境，幻听屋子里总有人哭，幻觉看到沙发上很多人要跟自己说话。有来自成都的两个女心理咨询师回去后就自杀了，还有的就去成都四院（精神病院）了。“有一线工作经历的人，最容易产生心理问题。”

罗钊后来反思，挖尸体时团队作业，给遗体消毒却是单兵作战。而且基本上一个活人没见到，全是死人，士气很容易低落。志愿者本来就是散沙，互相之间没有情感支持，不像部队战士们内在的情感归属和慰藉。还因为介入时间早，头三天每天都要处理二十多具尸体，一时间承受了太多。

复旦大学的一支心理援助团队帮助了他，由给911、印尼海啸做过心理援助的美国著名心理咨询师杰夫做团体辅导。每次团体课后，罗钊都会单独找杰夫聊上一两个小时。杰夫的劝导是种转移，把罗钊对死者的愧疚感转移到“为死者活着的亲属做点什么”。

这样的经历似乎唤醒了罗钊心里的某种情结。他渐渐和四川大学、复旦大学赴灾区做心理援助的教授们多学习，多交流。经过学习和心理援助工作的实践，罗钊觉得西方心理学就像西医一样，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很难根治。而心理问题是复杂的社会、家庭、工作、学习乃至生命意义等等问题交织而成，盘根错节，地震的创伤是引发心灵地震的诱因。所以罗钊后来在灾区努力推动社工工作，希望能从生活的方方面面给人以关爱，就象中医治病一样，给人以全面的调理。

关爱社工发展联盟的工作站，便是这样一个一个“潜伏”到灾区各板房。因为他们不想声势浩大地成为板房区的外来人，而是要自然地融入到板房群众的生活中去。

现在的罗钊已经把四川当成了家，这次颠覆人生的起点。3年项目做完后会在哪里？罗钊也不知道，网名是“行者”，就和随身带着的背包一起，随时随地随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