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对北大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

中国现代教育肇始于清末新政，成型于五四运动。所谓“肇始”，标志有二：一是创办新式学堂，二是废除科举制度；所谓“成型”，标志有三：一是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二是贯彻“以研究学问为天责、而不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蔡元培语）的教育宗旨；三是建立学生自治、教授治校等独立自主的教育体制。在这些问题上，曾经担任过教育总长和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起了重要作用。

蔡元培身后，还有一大批致力于中国现代教育者。比如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时就指出：中国是一种牧民政治。在这种制度下，老百姓就像一群羊。“羊肥了，牧民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

与牧民政治相反的是平民政治，即民主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日本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就是因为他们在明治维新时把牧民政治变成了平民政治。这说明社会的进步除了要改善物质条件外，更需要精神改良。正因为如此，蒋梦麟才一再强调学术是国家精神的寄托，是文明进步的动力。也就是说，如果受教育者不能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而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那么国家精神就会失去依托，社会进步就会失去希望。

与国立大学的校长相比，私立大学的校长也不逊色。比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麟最反对把学校办成单纯灌输书本知识的场所。他说：“只知道压迫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在他的倡导下，南开的学生会也非常活跃。所谓学生会是学生自治会的简称。它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而不是校方的御用机构；它的目的是要为现代社会培养公民，而不是为专制社会培养顺民。

1929年，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曾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就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问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自己。”换言之，胡适认为要想让国家富强，首先要每一个人自立。要自立，就不要放弃研究学问。中国公学也是私立大学，著名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和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都毕业于这个学校。

另外，1936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曾在就职典礼上批评只重知识灌输、忽视人格培养的教育倾向。他指出：“大学的目的，不在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他还说：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材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大家有饭吃。此外，竺可桢还多次强调研究学问要“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上述观点，与蔡元培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在云南组成西南联大，浙大也在竺可桢带领下去了贵州，这些学校在大后方弦歌不绝，保存了学术文化和种子，保留了民族复兴的希望。除此之外，当年的中小学教育和幼儿教育，也很好地继承了五四精神。为此，我在《八位大学校长》和《六位教育家》（智效民所著）两本小册子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20世纪50年代伊始，我们曾经全面照搬苏联重理轻文的教育模式。轻视人文教育，对学生人格的形成危害极大。中苏关系恶化后，毛泽东在60年代前中期曾经就“学生负担太重”等问题严厉地批评过当时的教育。

但是“文革”开始后，这些批评成了最高指示和废除高考制度的主要理由。“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制度，使无数有志青年改变了命运。

与此同时，人们对知识的迷信也与日俱增，从而使当代高考成为科举制度的再现。这样一来，所谓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就很难在教育中体现。再加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不健康因素，致使中国教育不仅不能独立，而且奉行“一考定终生”的考试制度和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统一考试等“大一统”的管理模式。这不仅与五四精神相去甚远，而且也背离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另外，如今上学读书，完全是为了找工作，为了谋生。这就使教育变成一种“抢饭碗”（蔡元培语）的行当。这些问题，值得教育管理部门乃至整个社会深刻反思。

　●如果受教育者不能把研究学问作为天职，而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那么国家精神就会失去依托，社会进步就会失去希望。

●1929年，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曾对他的学生说：你们就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不要抛弃学问。”

●竺可桢认为，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材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大家有饭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