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大家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搞清楚，“五四运动”到底是一场什么运动？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讲“五四”，讲的是非常宽泛的一个事情，什么“德先生”“赛先生”等等。但是严格上讲“五四”其实就是一个5月4号发生的一件事，所以这里面起码有个宽义跟窄义两部分的定义。

那么关于“五四运动”，它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它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有一本书是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就是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作者就是前年5月7号的时候去世的，了不起的学者周策纵先生。

那么周先生也算是当年“五四”时代的晚期，参与过的一个边缘人物。到后来他的经历也很奇特。他在成为正式的学者之前，曾经做过蒋介石的机要秘书，起草过很重要的文件。当时是可以说已经在国民党的核心，但是问题是他对政治非常厌恶。后来他觉得这里面所有人他都不喜欢，包括蒋介石在内，哪怕蒋介石那么器重他，于是他就“弃政从学”，到了美国去。

在美国他写成一个很重要的博士论文，当年他的导师是反对的，但是结果他就不管，就写成了就是这本《五四运动史》的雏形，他博士论文。那么后来他一辈子都在美国教书，成为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和国学家。除此之外这本书的遭遇也很有意思。这本书是1960年的5月4号，由美国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一出版就已经被认为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经典著作，引起的反响非常大。

但是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两岸都不大欢迎这本书。因为觉得这本书对“五四”的诠释，跟两岸官方的诠释都有所不同，有所出入。可是问题是你只要看了这本书，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并没有一个很强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驱动，说要赞成哪一边。他只是尽量想理出当时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他们得以出现的背景，还有他们的影响如此而已。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目前为止，比较全面也比较系统的一本“五四”著作，哪怕已经出版了40多年了。

好，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周先生，他怎么来讲“五四运动”运动的定义。他说可以对“五四运动”做如下的定义，它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还有“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这一切都是为下面两个因素触发的。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二十一条》和《巴黎和约》，第二个就是有一种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角度重鼓中国传统，以建设新中国的期望，这就是他对于“五四运动”一个最简单不过的说明了。

可是到底“五四运动”这个名字是怎么来，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当年最早使用“五四运动”的名字是谁呢？然后他就研究出来，应该就是当时1919年5月18号，北京有一个这么一个会，叫做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他们第一次使用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是给全部的学校一个总罢课宣言上面用到了，就是“五四”之后，那么他们要搞全国的大罢课上面，全市北京市的大罢课上面用到的。

那么到底这样一个运动它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它的背景怎么样？它必须要有哪些条件才能促使它发生？这个运动的过程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们需要研究一下，它可能出现的条件。那就是这本书的一个贡献之一，它可以说不是一本单纯的历史著作，而是详尽了、查考了各种社会科学的方法跟资料，然后想做一个比较宽泛的背景，更宽广的一个理解。

比如说他说“五四”当时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中国公众舆论第一次在政治混乱、落后、军阀统治的条件下面，有了发言的机会，知识分子传达公众的民族屈辱感的心声，全国上下处处可闻。也就是说当时已经有遍布全中国的大众媒体，最简单的就是报纸。没有报纸的话就很难形成这样一个运动的出现。

除此之外他又考虑到，就是当年有很多的不同的团体。比如说，当年列强在巴黎开和会的时候，谁去负责把那些会议的内容报回中国来，又有谁想老把一些大家的请愿信递到那边去呢？答案就是当时有很多的民间外交组织。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好像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确就有。

就当时国内国外的中国人，集结在许多私人的团体里面，讨论外交问题，这些团体包括在国内组成了“国际联盟同志会”，还有这个“国民外交协会”。那么此外还有一个叫“外交调查协会”，也就是当时中国的民间组织非常多，这些民间组织甚至是打正旗号说“我就是来搞外交的”。那么可以想见，这也是当时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他说到中国学生自从20世纪开始以来，比西方民主国家的学生具有更为活跃的政治和社会意识，他们更乐于参加公共事物，更乐于尝试政治改革。但是为什么，就是同样大家都是学生，大学生、中学生，中国的学生原来比起外国学生，是更愿意去参与公共改革、政治活动的？

他就说到，第一是当时这个中国的情况。我们知道，在清末民初之后，中国的老师们，习惯于教导学生说，将来有一天你们要成为国家的救星和希望。所以中国学生从小就有这样的一种抱负，他觉得他对国家和时事，是特别特别敏感。然后中国学生在心理上都做好了参加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准备。1905年科举废除了，那么知识分子以前很简单嘛，念书就是当官，现在不当官了那么干嘛呢？于是呢，当时周策纵认为，有一种角色可以替补当官。那是什么呢？就是强有力的群众运动的领导人。

而且你要注意，当时“五四运动”那帮人，年轻到一个什么程度。你想想看当时的那些孩子们，他说当时比如说，当时的很多学生代表，顶多就20多岁，而这些学生们的老师也只不过是二三十岁。相反地作为他们的对手，比如说那些军阀政府、北洋政府，又或者是一些老旧的学者，都已经年过六十了。那么到了最后有一点非常妙，他说有一个有利于中国学生参加这种运动的因素，是跟西方不同的，就是他们习惯住在拥挤的宿舍里面。

大家天天混一块，就讨论新知。可是他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当时真正沉迷于新知的同学们其实只占了20%，有很多人是过去的有钱贵公子，也有很多人就什么事儿都不管。但就这20%，最活跃的年轻人，就缔造了“五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