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回归，已经成为了一个潮流。在潮流中保持清醒是一件很难得的事，因为那需要质疑和思考。儒家文化是否需要回归？

当然，很多时候文化回归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那是我们民族的记忆。失去生命中的一段记忆无论对于一个个人还是对于一个民族，都是一件残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去追寻，去通过似乎已经模糊的记忆来确认自己今天的位置；但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我们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一种挖掘还是为了达到一种“温故而知新”的效果，让儒家文化在新的形势下带动整个社会更好地运转。

儒家文化是完全有这样一种厚重和底蕴的。儒家文化是否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宗教，这是一个学术争论。

首先，儒家文化可以有效地使人们摆脱对于死亡的恐惧。死亡，也就是生命的一次性，是哲学中的，也是宗教中的一个基本的、永恒的问题。在有人类的任何的一个角落里，这个问题的困惑都会存在，而且这个困惑如果得不到好的解决，人们的生活很难有真正的平静。人来到这个世界，从他开始有思考能力开始，他就开始疑惑，为什么天地可以永恒，而人类却要不情愿地离开，那么地短暂，于是开始痛苦。如曹操在《短歌行》中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阮籍《咏怀》：“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还有就是那首极其有名的诗：《春江花月夜》，作者张若虚一生只留下两首诗，但这首诗却让他流芳千古。他在诗中这样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何等的清美，何等的凄凉……宇宙永恒，人生短暂。金圣叹也曾经感叹生死之无奈。

很多年以前，孔子的学生就曾经向孔子讨教关于死的问题，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孔子重生，但孔子的生不是一个人的生，而是整个群体的生存。所以孔子重伦理，重礼仪。儒家文化以仁为体，以礼为相，以和为用，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整体的和谐，而个人的意义就体现在其为整体和谐的付出上。其实，一旦生存的含义成为了整体的生存时，我们便开始明白原来这就是对抗死亡的最好的方式。我们释然了，虽然我们作为个体无法摆脱死亡的恐惧，但是我们人类整体却可以对抗死亡。这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中用个体灵魂的不灭来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这是一种鲜活而又务实的解脱方式，这是一种充满着温暖的智慧。我们可以在我们民族的文化里清晰地看到受这样一种智慧所影响的印记：

在《愚公移山》中，愚公面对智叟的质疑却坚定不移地回答：“……子子孙孙无穷匮矣……”在《春江花月夜》中，张若虚别开生面，他的思想没有陷入前人窠臼，而是翻出了新意：“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个人的生命是短暂即逝的，而人类的存在则是绵延久长的，因此“代代无穷已”的人生就和“年年只相似”的明月得以共存。这是诗人从大自然的美景中感受到的一种欣慰。诗人虽有对人生短暂的感伤，但并不是颓废与绝望，而是给出了一个让人振奋的答案。我们似乎聆听到初唐盛世之音的回响。而闻一多先生也给了这首诗非常高的评价。

“存在”这两个字从造字法上讲是会意字，一横一撇一竖是“有”的简写，有子为存，有土为在，存在其实就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揭示了一个人的真正意义上的存在状态：有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生命在时间上得到了延续；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生命在空间上得到了依托。所以说中国人重视血脉的延续，又有一种故土情结。

所以说，儒家文化对于生命和死亡的理解曾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同样，在这个新的时代，其一样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其次儒家文化对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会产生影响。这样一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个方面，儒家文化给社会增加了一种外在的价值判断。作为一种重整体的文化传统，儒家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儒家认为，人生价值不在于你能获得什么功名利禄，而是要看你的思想是否符合仁，你的行为是否符合礼；要看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种传统有一种特点，就是要引入一种评价机制，也就是说你在其他人甚至后世对你的评价中来体现人生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留名千古。就如同孔子评价别人时所用的标准一样，这种评价机制的存在无疑是合理的，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是对社会整体有监督作用和净化功能的。比如说一个人如果不孝，就不会被社会认可，就会很失败。那么，长此以往，自然而然的一种真正意义的道德规范就会在全社会形成。

很幸运的是，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保留着我们传统的评价机制；很不幸的是，在保留这种评价机制的同时，我们失去我们的真正的评价标准，或许这才是我们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多少人运用着自己独特的评价标准，不顾别人的感受，肆意评价着别人。别人正常不过的选择和做法成为了他们茶余饭后富足的谈资，在张牙舞爪，指点江山后，留给了别人是隐隐的痛。所以在市场经济发展地如此迅速的时代，我们需要传统，我们需要儒家文化中优秀的价值判断。

另一个方面，儒家文化所强调的自修和“慎独”的学说又让人们开始直视自己的心灵，学会了敬畏和自省。《大学》中关于“诚意”的论述着实精彩：“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着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所谓“诚”就是内外一致，人在做事情时，最重要的约束应该是自己内心的价值判断。既然自己的内心已经拥有了价值判断，那么在生活中就要知行合一。如果知行不一，那么肯定就会有被人发现的时候，因为“诚于中，形于外”。《菜根谭》中有这样一句话：“肝受病则目不能视，肾受病则耳不能听；受病于人所不见，必发于人所共见。故君子欲无得罪于昭昭，必先无得罪于冥冥。”何其精辟！如若这一道理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那么在生活中没有良知的奸商就会少一些。在儒家文化里，真正的神就在每个人的心里，忏悔的原动力是内心的价值判断带给自己的压力。

儒家文化还可以给每个人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即使现实的世界充满着喧嚣和浮躁。如果你能静下心来，去阅读那样一些文字，你的心会慢慢地充斥着一份纯净和温暖。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称赞自己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身居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原来人可以如此活着，如此清高而又纯粹。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子贡曰：“贫而无谗，富而无骄，何如？”

子曰：“可也，但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也？”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告诉子贡人在生活中要能够安贫乐道，富而好礼，这才是比较完美的一种人生境界。看过之后，颇有感慨，觉得总有一种淡淡的失落。想起了一句话，谁说的记不清了，但道理却深刻而又残酷：“在这个社会中最可怕的就是富人的冷漠和穷人的仇恨。”

难道孔子真的能有未卜先知之术，否则他怎么能够在两千多年前就说出这样经典而恰切的话呢？切·格瓦拉的传记里有一件事：格瓦拉年轻的时候，经过一个贫民窟，看见一些孩子在向一个绰号叫做“狗人”的人投掷石块，“狗人”在默默地承受。“狗人”下肢瘫痪，只能坐在一个由狗来拉着的小轮车上出入，所以他的绰号叫“狗人”。格瓦拉很生气，于是他就去斥责那些欺负“狗人”的孩子，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狗人”用他所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语言来咒骂格瓦拉，这时，格瓦拉才意识到，“狗人”的敌人根本就不是那些欺负他的和他同样贫穷的小孩，而是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白人贵族青年——格瓦拉。

现在想想，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似乎是注定的，但是这样的矛盾就真的那么难以调和吗？我想不应该是那样。当然解决这种矛盾的最主要的方式还应该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然而这些措施之外，平和民众的心态也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办法。如果每个人，每个家庭都能够做到安贫乐道，富而有礼，纵使我们的经济发展一时很难有的大的突破，但我想，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却不会降低。或许人生就是一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