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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天释道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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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依据比较保守的看法,有将近二千年的历史。尽管两汉之际,佛教渐行中土,但到了魏晋以后,佛教才真正对中国社会生活,人们的信仰方式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为其它宗教所不及。这其中,不乏许多高僧古德的伟绩传奇,而能以其卓越精神,高蹈的德行和渊深的学识独步一世,为中国佛教发展开辟一代风气者,实是东晋伟大的学僧“弥天释道安”。

  道安大师生活的七十多年中,行化于河北、山西、河南一带,也曾南下湖北荆州襄阳客居十五载,最后弘化于长安。他经历的时代,正是西晋末年的混乱和此后相继兴替的“五胡乱华”时期。

  西晋末年,王朝日益腐败,司马氏宗室内部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相互混战,这种国家之祸,至亲之乱,使西晋陷入“政乱朝危”,风雨飘摇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各地流民的揭竿起义,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纷纷反晋,使西晋在建兴四年(公元316年)覆灭于匈奴族的刘聪。第二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南渡士族、官僚的拥戴下,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称晋王,翌年称帝,改元“太兴”,东晋由此建立。

  与偏安于南方,无风尘之警而和平安定的东晋相比,北方和巴蜀广大区域,正经历着由内迁的匈奴、羯、鲜卑、氐、羌和巴賨(cóng)等少数民族的连年混战和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安大师一生颠沛流离,避难各地,仍讲经不辍,弘法殷勤,其人格上的风骨坚挺,非他人所可比拟,堪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楷模。

  北方祸乱,民生凋敝,心理上反倒使老百姓们希望通过企求某种神灵的助佑,来获得福田和平安。加之这个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之部落首领们,在屡年的东征西战过程中,常有旦不保夕,命如悬丝的惶恐感,所以他们也大都扶植佛教。其中尤以羯人建立的后赵、氐人建立的前秦、羌人建立的后秦、匈奴人建立的北凉崇佛比较突出,从而使得佛教不论是从民间信仰的普及,还是佛典的翻译、教义的研究、僧团的建设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道安一生天涯行脚,坚毅弘法,之所以能使佛法灿烂于当时,使佛教泽被于来世,也实赖于民间的信仰和王官贵戚们的扶持。这也印证了大师自己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道安是一个学僧,他从不以道术神通来吸引信众,而是通过自己实地的修证、不尚玄谈的人格,及对佛教义理的深入研究来形成强烈的感召力。

  可以说,道安的出现,开辟了中国佛教的新风尚,他把中国佛教从民间流行的方术提升为一种文化精神和理想,使佛教变成一种精致的义学,从而引起了当时士大夫文人阶层人士的注意和参与。

  佛教自汉入华,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是道术的、祠祀的。汉以来许多佛教僧人,把佛教弘传依附于传统的黄老道术,甚至对道士们编造的“老子西去化为佛陀”的说法予以默认。当时的外来僧大都掌握某些方术。如东汉安息僧人安世高,就颇精通五行观象、医术、乃至鸟兽呜呼,他都能闻声知心。又如三国时吴国僧人康僧会于天文图纬风云星宿莫不贯涉。即使是道安的老师佛图澄,亦时常藉道术来吸引信众,传播佛教。据载,佛图澄曾以道术来取得后赵王石勒的崇信。

  一次,石勒召佛图澄问“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深知象石勒这样的一介武夫不可能深达妙理,决定用神通取其信,便答“佛道虽幽远高妙,但也可通过眼前事来印证佛道灵验”随即取钵盛水,燃香一炷,供在钵前。合掌念咒,大喝一声,顿见钵中生出青莲一株,须臾长大开花,光色耀目。一向信神灵奇迹的石勒一看此境,心生欢喜,极为叹服佛图澄。

  借助于阴阳星算、神咒方术等方法来吸引信徒,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乃权宜之法。在战乱方兴,生灵涂炭之际,可使掌权者信服,稍敛残暴,从而使百姓蒙益。

  但这方术的最大弱点,是不能取信于士大夫文人阶层,因而也限制了佛教的发展。再加上佛教的本来精义不在神通变化之术,而在于证得佛性,解脱成佛。实际上,汉魏晋时信佛的知识份子极其少。时士大夫、知识份子大都醉心于很有思辨学理意味的老庄玄学。道安大师顺应了社会上盛行的玄学风气,大力研究和宣传大乘佛教的般若学说,著述不少。据统计,大师所著各种佛教著述四十八种,其中关于大乘般若学说的就有十四种。

  这些著述里,道安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的语言、概念,来解释、发挥佛教教义,特别在般若学方面,运用玄学贵无派学说方式,建立了“本无宗”的理论,成为东晋时期中国佛教义学中影响最大的一派。把佛教与玄学相互比观,深得当时文人学士的激赏,使得佛教能在当时知识份子阶层广泛流通,此道安之功不可没也。

  佛教在知识份子中的流传,离不开佛经的翻译、整理。过去翻译佛经,大都由民间分散进行,道安大师在长安主持翻佛经,由于他在佛教界所处的领袖地位和人格、学识的影响力,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和资助,因此在选择译经人才,主持译经事业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进展。且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观师一生为法忘躯,译经二十五部,二十九卷之多。主持译出的佛典约有十部一百八十七卷,共百余万言。其中的小乘佛教典籍占绝大部分。这些小乘佛典主要是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传承的《阿含经》和论释《阿含经》教义的论书《阿毗昙》。这是在东汉安世高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地把一切有部的经典译为汉文。

  中国后世虽盛行大乘佛教,但因为小乘经典,特别是《阿毗昙》,对佛教的基本教义作了分门别类的诠解,所以流传也很广。大师还博览群经,辨其真伪,亲自编撰了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成为中国佛教目录学的圭臬之作。

  东晋佛教的广泛普及,实赖于道安大师分派徒众,广令布教。师德高望重,慕名而归者有几百人,其中学有所成的著名弟子就有法和、竺法汰(二人皆与道安少为同学)、慧远、昙翼、昙徽、法遇、道立及僧肇、僧叡等,可调名贤备出。大师从河北到襄阳,最后西入长安,其间两次“分张徒众”,令其弟子各行一方,化导群迷。其弟子们或率徒入蜀(今四川省),或弘教东南,或栖隐匡庐,或立寺荆州……分布于大江南北,传法于山乡城镇。僧肇、僧叡曾助道安译经,后又投鸠摩罗什译场,成为罗什的得力助手。

  佛教在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起初是朝廷不准汉人出家为僧。从魏晋时期,开始有汉僧,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自此方有沙门姓释之始。道安大师为了净化僧团,曾多次肃整戒规,“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这成为此后中国佛教僧团的定规。

  道安不仅精通佛法,经典娴熟,亦为一位知识渊博,造诣高深的文学家。为当时长安一般衣冠子弟所请教之导师。世传“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之说。

  姚秦三藏鸠摩罗什曾赞师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隋天台智者大师,赞师曰“佛图澄、道安、慧远三叶相承,若日月星之丽天也”可见师一生,功在万古,炳煜永世。

  穷大师一世,修学并重,解行相扶,其道行风骨足垂千史,古人即有赞曰:

  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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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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