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依据比较保守的看法，有将近二千年的历史。尽管两汉之际，佛教渐行中土，但到了魏晋以后，佛教才真正对中国社会生活，人们的信仰方式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产生重大影响，为其它宗教所不及。这其中，不乏许多高僧古德的伟绩传奇，而能以其卓越精神，高蹈的德行和渊深的学识独步一世，为中国佛教发展开辟一代风气者，实是东晋伟大的学僧“弥天释道安”。

　　道安大师生活的七十多年中，行化于河北、山西、河南一带，也曾南下湖北荆州襄阳客居十五载，最后弘化于长安。他经历的时代，正是西晋末年的混乱和此后相继兴替的“五胡乱华”时期。

　　西晋末年，王朝日益腐败，司马氏宗室内部的争权斗争，愈演愈烈，终于酿成长达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相互混战，这种国家之祸，至亲之乱，使西晋陷入“政乱朝危”，风雨飘摇的危机。随之而来的各地流民的揭竿起义，北方各少数民族的纷纷反晋，使西晋在建兴四年（公元316年）覆灭于匈奴族的刘聪。第二年，琅邪王司马睿在南渡士族、官僚的拥戴下，于建康（今江苏南京）称晋王，翌年称帝，改元“太兴”，东晋由此建立。

　　与偏安于南方，无风尘之警而和平安定的东晋相比，北方和巴蜀广大区域，正经历着由内迁的匈奴、羯、鲜卑、氐、羌和巴賨(cóng)等少数民族的连年混战和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道安大师一生颠沛流离，避难各地，仍讲经不辍，弘法殷勤，其人格上的风骨坚挺，非他人所可比拟，堪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楷模。

　　北方祸乱，民生凋敝，心理上反倒使老百姓们希望通过企求某种神灵的助佑，来获得福田和平安。加之这个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之部落首领们，在屡年的东征西战过程中，常有旦不保夕，命如悬丝的惶恐感，所以他们也大都扶植佛教。其中尤以羯人建立的后赵、氐人建立的前秦、羌人建立的后秦、匈奴人建立的北凉崇佛比较突出，从而使得佛教不论是从民间信仰的普及，还是佛典的翻译、教义的研究、僧团的建设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道安一生天涯行脚，坚毅弘法，之所以能使佛法灿烂于当时，使佛教泽被于来世，也实赖于民间的信仰和王官贵戚们的扶持。这也印证了大师自己说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道安是一个学僧，他从不以道术神通来吸引信众，而是通过自己实地的修证、不尚玄谈的人格，及对佛教义理的深入研究来形成强烈的感召力。

　　可以说，道安的出现，开辟了中国佛教的新风尚，他把中国佛教从民间流行的方术提升为一种文化精神和理想，使佛教变成一种精致的义学，从而引起了当时士大夫文人阶层人士的注意和参与。

　　佛教自汉入华，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是道术的、祠祀的。汉以来许多佛教僧人，把佛教弘传依附于传统的黄老道术，甚至对道士们编造的“老子西去化为佛陀”的说法予以默认。当时的外来僧大都掌握某些方术。如东汉安息僧人安世高，就颇精通五行观象、医术、乃至鸟兽呜呼，他都能闻声知心。又如三国时吴国僧人康僧会于天文图纬风云星宿莫不贯涉。即使是道安的老师佛图澄，亦时常藉道术来吸引信众，传播佛教。据载，佛图澄曾以道术来取得后赵王石勒的崇信。

　　一次，石勒召佛图澄问“佛道有何灵验”佛图澄深知象石勒这样的一介武夫不可能深达妙理，决定用神通取其信，便答“佛道虽幽远高妙，但也可通过眼前事来印证佛道灵验”随即取钵盛水，燃香一炷，供在钵前。合掌念咒，大喝一声，顿见钵中生出青莲一株，须臾长大开花，光色耀目。一向信神灵奇迹的石勒一看此境，心生欢喜，极为叹服佛图澄。

　　借助于阴阳星算、神咒方术等方法来吸引信徒，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乃权宜之法。在战乱方兴，生灵涂炭之际，可使掌权者信服，稍敛残暴，从而使百姓蒙益。

　　但这方术的最大弱点，是不能取信于士大夫文人阶层，因而也限制了佛教的发展。再加上佛教的本来精义不在神通变化之术，而在于证得佛性，解脱成佛。实际上，汉魏晋时信佛的知识份子极其少。时士大夫、知识份子大都醉心于很有思辨学理意味的老庄玄学。道安大师顺应了社会上盛行的玄学风气，大力研究和宣传大乘佛教的般若学说，著述不少。据统计，大师所著各种佛教著述四十八种，其中关于大乘般若学说的就有十四种。

　　这些著述里，道安借助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的语言、概念，来解释、发挥佛教教义，特别在般若学方面，运用玄学贵无派学说方式，建立了“本无宗”的理论，成为东晋时期中国佛教义学中影响最大的一派。把佛教与玄学相互比观，深得当时文人学士的激赏，使得佛教能在当时知识份子阶层广泛流通，此道安之功不可没也。

　　佛教在知识份子中的流传，离不开佛经的翻译、整理。过去翻译佛经，大都由民间分散进行，道安大师在长安主持翻佛经，由于他在佛教界所处的领袖地位和人格、学识的影响力，得到了国家的保护和资助，因此在选择译经人才，主持译经事业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进展。且提出“五失本、三不易”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观师一生为法忘躯，译经二十五部，二十九卷之多。主持译出的佛典约有十部一百八十七卷，共百余万言。其中的小乘佛教典籍占绝大部分。这些小乘佛典主要是上座部系统说一切有部传承的《阿含经》和论释《阿含经》教义的论书《阿毗昙》。这是在东汉安世高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地把一切有部的经典译为汉文。

　　中国后世虽盛行大乘佛教，但因为小乘经典，特别是《阿毗昙》，对佛教的基本教义作了分门别类的诠解，所以流传也很广。大师还博览群经，辨其真伪，亲自编撰了我国佛教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佛教经录──《综理众经目录》，成为中国佛教目录学的圭臬之作。

　　东晋佛教的广泛普及，实赖于道安大师分派徒众，广令布教。师德高望重，慕名而归者有几百人，其中学有所成的著名弟子就有法和、竺法汰(二人皆与道安少为同学)、慧远、昙翼、昙徽、法遇、道立及僧肇、僧叡等，可调名贤备出。大师从河北到襄阳，最后西入长安，其间两次“分张徒众”，令其弟子各行一方，化导群迷。其弟子们或率徒入蜀（今四川省），或弘教东南，或栖隐匡庐，或立寺荆州……分布于大江南北，传法于山乡城镇。僧肇、僧叡曾助道安译经，后又投鸠摩罗什译场，成为罗什的得力助手。

　　佛教在汉代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后，起初是朝廷不准汉人出家为僧。从魏晋时期，开始有汉僧，沙门依师为姓，姓各不同。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后获《增一阿含》，果称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既悬与经符，遂为永式”。自此方有沙门姓释之始。道安大师为了净化僧团，曾多次肃整戒规，“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这成为此后中国佛教僧团的定规。

　　道安不仅精通佛法，经典娴熟，亦为一位知识渊博，造诣高深的文学家。为当时长安一般衣冠子弟所请教之导师。世传“学不师安，义不中难”之说。

　　姚秦三藏鸠摩罗什曾赞师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隋天台智者大师，赞师曰“佛图澄、道安、慧远三叶相承，若日月星之丽天也”可见师一生，功在万古，炳煜永世。

　　穷大师一世，修学并重，解行相扶，其道行风骨足垂千史，古人即有赞曰：

　　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