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忘却”是更好的纪念。至少不必让布满心灵创伤的人，去一次又一次回忆那不堪回首的瞬间，去开启正渐渐闭合的心灵伤口，以他们不得不坚强的外表来激励我们脆弱的内心，满足我们的价值诉求。对于那些从废墟中爬出来的百姓而言，忘却就是最好的疗救，日见起色的寻常生活，就是最好的心灵抚慰。

汶川大地震周年祭近了，凝重和悲怆渐渐在空气中凝聚。曾经面对残垣断壁、生命凋零的锥心之痛，恍如昨日。然而，逝者已矣，生者戚戚，生活还要继续。祭奠祈愿逝者安息，更为了祈祷生者安康，重建信心和希望的精神家园。祭奠并不是重复的悲泣，我们也应该学会“忘却”，为直面现实和憧憬未来扫清心理阴霾；我们也应该学会不能忘却，以砥砺精神，推动社会文明多元累进。

回首这一年，从物质层面见证了灾后重生的坚强篇章。四川灾区离“家家有住房、户户有就业、人人有保障、设施有提高、经济有发展、生态有改善”的目标，走了 1/3的路程。从法规制度层面看，《防震减灾法》因汶川地震而修订，灾后重建对建筑质量实行了“零容忍”……但是，还不可能是抚慰创伤的全部，更为艰巨而重要的是震区和全社会精神家园的重建。我们不能忘却的，是谭千秋、张米亚、苟晓超……这些用血肉之躯为孩子们铸就生命之舟的老师。

“地震一代”、“慈善元年”、“公民社会元年”……这些震后由整个社会行为锻造出的词汇，现在是否依然熠熠生辉？突如其来的巨大悲情渐渐平稳，如潮的志愿者又如潮地退去，甚至还上演了“诺而不捐”的丑闻。一个依然坚守在灾区的心理援助志愿者说：“志愿行动不是做好人好事而是把事情做好”，中国不缺少志愿者，缺乏的是志愿精神和志愿者制度———所谓志愿精神，就是要按照志愿行动领域的规定性去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好恶率性而为。那么地震周年祭，我们是否需要翻检那些曾经的冲动，来进一步培育我们的公民精神？不忘却那些曾经被激活的道德和伦理光芒，社会文明才能从物质累进上升到精神累进，完成一次升华与涅槃，告慰罹难同胞。

然而，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的自杀，再一次警示我们：应该学会“忘却”———至少不必让一个布满心灵创伤的人，去一次又一次回忆那不堪回首的瞬间，在地震周年祭中不再以自我阐释的善意揭开“敬礼娃娃”、“可乐男孩”渐渐闭合的心灵伤口，以他们不得不坚强的外表来激励我们脆弱的内心，满足我们的价值诉求。

有的时候，“忘却”是一种更好的纪念。有刚刚从北川回来的记者写道：或许，对于那些从废墟中爬出来的百姓而言，忘却就是最好的疗救，让日复一日且日见起色的寻常生活，慢慢浸润被灾难折磨得麻痹和粗砺的神经，就是最好的心灵抚慰。心理学家建议“给汶川一个安静的周年祭”，而“是灾区需要我们，还是我们需要灾区”的质问也直击我们内心深处。汶川需要安静，但不意味着要与世隔绝；社会当然应该关注汶川，但并不意味着允许粗鄙地为了情结、荣誉、扬名立万、一试身手、商业利益而喧嚣。

学者梁永安说：我希望不要以一种怜悯的心态，一直把当事人当作灾民，把汶川当作灾区，视他们为新家园的建设者可能会更好。这只是地震周年祭的一个微观视角，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应该学会忘却一些东西、坚守住不能忘却的东西——为了逝者安息，也为了生者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