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特别注重每一位公民的参与，只有发挥出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发展才能充满活力”

在汶川地震的救援中，“志愿者”三字金光闪闪。

“2008年是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件在客观上对志愿者事业的发展起到渲染作用。”专注于志愿服务研究的江汛清认为，“志愿者在汶川大地震中的无私无畏和在北京奥运会中的真诚奉献，标志着中国志愿服务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江汛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志愿服务的学者之一。她主编的《与世界同行——全球化下的志愿服务》，及合著的《志愿活动研究：类型、评价与管理》等书籍在志愿服务领域广为流传。

志愿者大规模参与汶川地震救援，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力量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嘉许声中，亦有媒体反映志愿者队伍“哄地来了，倏地走了”，有经验的灾后心理干预人员普遍缺乏等问题。

江汛清说，当前中国的志愿服务虽有不足，但志愿精神是一种公民精神，也是一种社会责任，“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和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努力，都需要志愿精神和志愿服务”。

对志愿服务的省思

《瞭望》：你认为是什么因素使公民不计报酬、以志愿者身份投入抗震救灾？

江汛清：是每个人心中的爱和关怀。志愿者行动的最高理念是自觉自愿。我国助人为乐、邻里互助等传统美德都是志愿服务的文化底蕴。中国文化绝不缺乏志愿精神，因此，志愿服务一经在中国倡导和实施，就在社会各界中得到广泛赞同和积极响应。

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在社区服务方面出现自己的志愿活动和志愿者，他们虽有自己的组织体系，但一直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共青团系统形成了青年志愿者这一全国性志愿者组织，通过一些大型活动、广泛宣传等，志愿者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

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志愿精神不是停留在传统美德的层面上，而有其时代内涵。在一些国家，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和公民社会组织的精髓。

《瞭望》：你也提到我国曾经的志愿服务，你认为参与救援汶川地震的志愿者与以前派遣的志愿人员有何不同？

江汛清：参与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响应非常迅速，很多人是知道地震消息后就自发赶往灾区做志愿者，但他们的行动往往比较零散，缺乏组织性，调度难度大，其安全也很让人担心。而我们以前则比较习惯哪里出现服务需要了，会有相关机构组织联系相应部门，需要多少人、需要什么设备等，都报告得比较清楚，然后大家在集体的动员或安排下提供服务。

《瞭望》：你认为零散的志愿者在汶川地震救援中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

江汛清：应该说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早期的志愿者中。媒体曾经报道，有些地方多股志愿者先后抵达，使灾区群众甚至疲于接待，而在一些不易进入的地方，则几乎没有志愿者提供相应服务。而对志愿者个体来说，他们有的也在抱怨，认为自己满腔热情却被灾区群众误解，反复被盘问，反复作解释。

《瞭望》：你认为效率不高的原因是什么？

江汛清：经验不足。我们习惯了机构跟机构打交道，还不太适应机构跟个体打交道，这暴露出志愿者管理组织化程度不高的问题。

据我了解，发达国家的志愿者管理组织化程度非常高。比如英国的海外服务社，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在招募志愿者的时候会有非常清晰的岗位描述，包括需要你的哪些特长、需要你提供哪些方面的服务，以及会给你提供哪些方面的帮助等，都会有详尽介绍。然后，会根据报名材料组织专门的考核，通过者才会被派遣到相应岗位。我们的志愿者岗位招募可能描述得还比较模糊。

建立应急志愿体系

《瞭望》：在突发事件的状态下，发达国家的志愿者服务管理系统表现如何？

江汛清：我觉得也非常好。志愿服务最重要的就是兑现承诺。在应急状态下，他们可能也无法做到清晰的岗位描述，因为各种危险都有可能发生，形势不可能一下子就比较明朗。但他们通过日常状态下的训练，对志愿服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当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会显得比较训练有素。

比如在美国“9·11”事件后，有的美国志愿者一连几十天睡在废墟里，早上醒来就又开始挖掘，往往不会出现干一阵子突然就走了的事情。这是因为他们在日常的志愿服务中已经充分了解志愿服务的理念，既然作出志愿服务的承诺，就当竭尽全力完成。

我们在缺乏组织的状态下，灾区先是涌入大量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分配不匀，接着志愿者又相继离去，在灾区最需要志愿者的重建工作中，反而显得人手不足。当然，我相信这个问题以后会有比较好的解决。

《瞭望》：你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江汛清：我们的学习能力很强。比如最早进入灾区的NGO组织，他们很快意识到组织化程度低导致救援效率低的问题，然后他们迅速调整，自发地搞组织联盟，共享彼此信息，实现人员、资源的合理分配。我想，如果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的突发事件，一些信誉比较好的组织，如中国红十字会等，他们会牵头做这些工作。

《瞭望》：除管理外，你认为志愿服务事业在中国发展还会遇到哪些挑战？

江汛清：我们往往不是不愿意帮助别人，而是不知道该怎样帮助别人。换言之，我们缺少帮助别人的技能。

比如在汶川地震中，社会上有些人几乎把救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身上，好像只有他们能够做这件事。实际上，这是一个需要军队和社会共同去面对的问题，只要你有过相关训练，掌握了有关技能，你完全有能力进行科学的救援。

而且，任何灾难事件发生的时候，首先一定是社会成员自救、互救。在汶川地震的初期，军队还没能够开进去，大家靠的就是自救、互救。只是，在救援中，大家的救援技能掌握还不够，也缺乏相应训练，导致救援中出现二次损伤。

我认为，一定的救援知识、救援技能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学习和掌握的，绝对不可抱有等正规部队的想法。

《瞭望》：据你了解，中国此前是否有应急志愿服务相关的提议和研究？

江汛清：我在2007年底恰好参与一个国务院应急办的有关课题项目。当时我们就在论证应急志愿体系的可行性，以及怎样在中国推展等相关问题。当汶川地震发生时，我们觉得特别遗憾，觉得这个研究真是有些晚了，我想如果我们能够更早地展开研究，并建立起这个体系，我们的伤亡损失情况会有所不同。

《瞭望》：这个体系包括什么内容？

江汛清：研究建立我国应急志愿者机构和应急志愿者管理框架，包括管理体制、管理内容(如《章程》、人员和经费来源审核，志愿者招募、培训)、运作模式等。同时，研究建立有利于志愿者参与应急工作的长效机制，注意从我国国情出发，以政府投入为引导、社会投入为主体，注重发挥社会捐助方面的作用，完善社会互助机制。

“一个非常大的社会资源”

《瞭望》：你是否掌握中国志愿者的总体人数？

江汛清：这个数字目前没有精确的统计。青年志愿者和社区志愿者是中国两支最大的志愿者队伍，学界一般采用的数字是，青年志愿者约2000万人，社区志愿者约1500万人。

《瞭望》：你认为这大约3500万人中，大约有多少人如你所说的很好地理解了志愿服务理念？

江汛清：我的看法是不必对这个数目字特别纠缠。我的理解是，你不一定要对志愿服务的理念有特别准确的认知才能从事志愿服务，你只要认真去做就可以，特别是志愿服务中有些比较简单的，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服务。

《瞭望》：那么你对3500万人这个数字是否满意？

江汛清：志愿服务应该是每一个人都热心的事业。志愿者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资源，利用好了，能做很多事情。

美国历届总统都非常重视志愿服务，这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肯尼迪总统说过，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要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小布什总统则认为人一生中最少应该做4000小时的志愿服务。

从某种意义上说，志愿服务也是国家凝聚力的一种表现。如果每个人都付出一点，那么国家就会变得好一点；反之，如果每个人都琢磨着能从国家得到点什么，那么每个人实际都得不到什么。

在当前经济低迷的背景下，尤其需要凝聚人心，需要提倡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比如志愿服务。

《瞭望》：有人认为，志愿服务是有钱有闲的人做的？

江汛清：这种观念在一段时间内曾非常流行。甚至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人看到媒体上说某志愿者是乘飞机、自驾车到的灾区，还会说我没有钱也没有车，所以我没办法去做志愿者。但是，现在大家慢慢接受，志愿服务的形式其实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并不需要你付出很多钱、很多时间，只要你有这份心就好。我也不主张一个人花好多年的时间去做志愿服务，我希望你的状态是有时间就去做。

《瞭望》：你接触到的志愿者大概是些什么样的人？

江汛清：很不一样。有的NGO的志愿者非常有主意，一个人比十个人都要能干。但在一些大型活动的时候，我感觉接触到的志愿者就比较没主意，主意都在上头，让你干什么让他干什么，上面早有安排。

《瞭望》：那你希望志愿者有主意还是没主意？

江汛清：还是有主意吧。我希望每个去做志愿服务的人都有自己的愿望，知道自己想通过志愿服务获得哪些体验。我认为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志愿者的力量，如果只是消极地、完成任务式地做志愿服务，那么就失去了很多意义。

公民社会特别注重每一位公民的参与，只有发挥出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发展才能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