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着说的第一个长处，在于它的怀疑精神。

　　中国有一句贬义词，叫“怀疑一切”。怀疑一切，固然不算很好，但也未必很坏。以西方哲学史而论，怀疑正是它的存在前提。它原本就是要怀疑一切的，例如西方近代哲学史的奠基性人物笛卡尔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他的不朽名言是：我思，故我在。所谓我思，就具有怀疑一切的意味在，说得通俗点，就是除去怀疑——思本身，一切都皆可怀疑。

　　一切皆可怀疑的逻辑性结果，是一切皆可批判。西方文化的历史，正是这样一部充满张力的历史，在它那里，没有什么不可以批判的内容。

　　以西方艺术史为例，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艺术正是一个巨人辈出的时代，如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可说前无古人。我相信举凡第一次看到他们作品的人，尤其我们东方人，是无法不产生巨大的震撼感的。

　　这么伟大的艺术，如果发生在古代中国，例如发生在宋代、明代或者清代，怀疑绝不可能，后来人恐怕只有景仰的份了。例如画家就没有人怀疑过吴道子，中国的书法史也很少有人怀疑王羲之的。

　　但西方文化不是这样，你前人固然伟大，后人一样要怀疑，因为怀疑，才有批判，因为批判，才有创造，所以意大利文艺三杰之后，才有层出不穷的绘画大师相继而生。在古典经典绘画之后，才有现代经典绘画，在现代经典绘画之后，才有后现代经典绘画。你古有达•芬奇，那只是古人的荣耀。古人不能永恒，今人还要超越古人，这不是意气用事，更不是痴人说梦。后来的高更就是一个证明，梵高又是一个证明，毕加索还是一个证明，至于后现代的行为艺术种种，则是更为新潮的证明了。有人反对这种样式的证明，说他们并不成功，甚至让人恶心。你觉得恶心尽管恶心，但我相信，后现代的艺术成就纵然一时超不过毕加索和达芬奇去，但它是有生命力的，而有生命力的艺术，它的未来就有N种可能。

　　反着说的第二个长处，在于它的实证精神。

　　西方文明重视实证，表现在方方面面。在科学领域是要讲究实验的，没有实验，科学就缺乏基础；医学领域是要进行人体解剖的，——没有解剖学，就没有现代医学；艺术领域，例如绘画与雕塑，是要使用人体模特的，——没有模特就抽去了现代艺术的生存基石。

　　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讲实证，必然要讲逻辑，讲逻辑，必定要讲理性。虽然，后现代主义对理性颇为反感，但看他们著作，一大半反而成为理性的畸变形态的形式存在。其意若曰，你理性太过了，霸道了，我不同意你，而且要解构你。我既不同意你，就要讲我的理由，我既要解构你，就要有解构逻辑。遗憾的是，这理由讲得越充分，就越成为一种新的另类的理性，这逻辑表达得越成功，就越成为一种新的另类的逻辑。此情此景，无以名之，强名之，则成为非理性——反对理性——的理性，非逻辑——怀疑逻辑——的逻辑。

　　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怀疑就要批判，批判就要创造，这是一方面；实证就要逻辑，逻辑又要理性，这是又一方面；实证还要怀疑，怀疑还要证伪，这是再一个方面；证伪就要实证，实证又要怀疑，这是另一个方面……于是二者之间，一而有再，再而有三，且一而为二，二而为一，成为西方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且多少伟大的创造自在其间矣，多少历史的辉煌自在其间矣，多少未来的希望亦在其间矣。

　　西方文化传统既有这“两长”，也随之而来产生“两短”。

　　一个是继承传统不够。虽然不能说西方文明就不要传统，但他们对传统的尊重、保留与继承确实不如我们中国人。这个也不足怪。你今天主张批判，明天主张原创，批判了还要创造，创造了又要批判，七弄八弄，传统碎了。在一般外人看来，除去建筑，西方传统文化完整保存下来的不多，即使建筑也是龙腾虎跃，风云变幻，只不过，变到今天，那实验场地没有那么大就是了。尤其如美国那样的国家，历史又短，变化又快，纵然珍视传统，究竟不能专心。到了某一天，发现旧的东西，没了，找不见了，急了，碰到点什么都成为宝贝了。或许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传统与现实之间，是绵绵不断如缕，滔滔相继如流；而西方的传统与现实，则处在创造与保留之两端，文物只做文物看，与今天的关系，只标明某种历史的梯度与记忆而已。

　　也不太注意人际交流与情感的安置，这个可以视为第二个短处。说西方人不重情感，未免失之笼统。实在西方的情色小说，特别是他们近代以来的爱情生活，比之传统的中国人要激情的多哩！青春期也浓，兴奋度也高，不爱是不爱，一爱就爱他个天昏地黑，日月无光，或者阳光灿烂，醉入天堂。但也应该承认，因为他们太过重视理性，太过重视实证，太过重视逻辑，情感的地位被弱化乃至被边缘化了，换个表达方式，确实有些过度科学化与理性化的。一切都要实证，则情感不免受到挤压，一切都讲理性，则情感不免畸化。凡此种种，想来也不是西方人自己乐于看到的。所以才有尼采出来，一声高叫，呼喊超人，才有非理性思潮大行其道，才有后现代对文学、艺术、哲学、政治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种种解构与颠覆。其所以然者，固然未止于一端，要求认同情感、身体及弱势群体的地位，显然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五、造成两种说法的基础性原因解析

　　接着说与反着说是标识中西文化传统的两个突出特色。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也多。原因很多，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明白的。其中包括哲学原因，也包括制度原因；包括习俗原因，也包括宗教原因；包括科技原因，也包括教育原因；包括历史原因，也包括现实原因。简捷的表达，是与双方的文化传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性。

　　以教育为例，中国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教与学，而且教学分裂，教的责任全在老师，学的任务尽在学生。《三字经》上说：“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虽是启蒙之语，却成为传统中国公认的大道理。老师的责任，用读书人最为熟悉的韩愈先生的话讲，叫做：“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者也。”而且“三尺讲台，无尚权威。”老师站在讲台上，便是代圣人传道，替先师授业，字字句句，都是真理；其行其色，无不壮观。说到怀疑二字，对不住，没听说过；说到批判二字，对不住，也没听说过；说起原创二字，对不住，更没听说过；而且从内心深处就是反对这些劳什子的。怀疑，你怀疑谁？怀疑老师吗？批判，你批判谁？批判圣人吗？原创？你原创什么？教你啥，你学啥！原创二字，本身就带有叛逆味道!所以中国的家长，每每看到孩子有些问题，就会责问孩子，为什么不好好听讲？而西方的学生遇到同样的问题，往往会提示孩子为什么不问老师。人家那里强调的是“问”，我们这里强调的是“听”。一字之别，相去万里；后果如何，不言自明。

　　但这不过是小区别罢了，大的区别在于，中国自古以来，教育与政治密不可分，学而优则仕，教育成为国家政治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上学成为进入仕途的第一个台阶。西方不是这样，古希腊时代就不是这样，中世纪以降更不是这样，西方的现代大学起源于意大利与法国，教育史家公认最早的大学为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大学和意大利北部的博洛尼亚大学，前者为医学院，后者前身为法律学校，加上法国的巴黎大学。这些大学或者是由教师组织管理的，或者直接由学生团体管理。不说别的，学校的这种管理体制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传道，受业，解惑”作为教师职业的宗旨，如果我们对这样的学校模式一时体会不深，那么看看蔡元培办北大的所作所为，或许可以领悟到一般西方高校的办学理念与治校精神。

　　反观中国2000多年来，尤其是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国政以来，先是汉代的经学教育，后是隋唐开始的科举教育，加上宋代的理学教育，明清两代的八股教育，直到今天为世人所严厉诟病的应试教育，如此等等，思之不怿。

　　在这些原因中，更重要的乃是经济与文化原因。西方自中世纪后期就开始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虽然不是一蹴而就，但基本方向没有改变，而且具有历史加速度的过程特征。

　　而中国自商鞅变法开始，就走上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为规制的发展道路，其间也有成就，也有辉煌，也有领先于世界的记录，也有不堪回首的经历，但其基本方向，历20多个世纪都不曾真正打破过的。

　　那么，市场经济与小农经济有什么不同？

市场经济，必定是契约经济，而契约经济所追求与依托的必然是法制社会；市场经济必定是竞争经济，而竞争经济所依托的必然是技术革命；市场经济必定是自由经济，而自由经济所依托的必然是民主政治。以图表示：

　　契约经济——法制社会

　　市场经济 竞争经济——技术革命

　　自由经济——民主政治

　　其内在原因如此，并非西方人生来聪明，或者西方种族原本就文明。

　　小农经济则不然。

　　小农经济必定是自足经济，——能自足自保，已然是上天赐福，神明保佑了，它所追求与依托的必然是封闭社会；小农经济必定是依附经济，——无依附则无稳定，何况它需要的不是一般的稳定而是超级稳定性，它所追求与依托的必然是等级文化；小农经济必定是秩序经济，——无秩序则乱，最稳定的秩序则莫过于家、国同构，官、民一体，它追求和依托的必然是专制体制。以图表示：

　　自足经济——封闭社会

　　小农经济 依附经济——等级文化

　　秩序经济——专制体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官清民治，多子多福”就成为人们最美好的愿景。然而，其结果却十有八九不能如民所期，也不能如圣人所愿。

　　这样的经济文化显然不利于批判思维的文化升华，也不利于创造力的充分发展。

　　其结果，是中国古有“四大发明”，在本土不能充分利用，却在西方文化史上大放异彩；

　　其结果，是明代就有郑和下西洋的伟大壮举，却没能产生如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那样的历史性后果；

　　其结果，是虽然乾隆时代，中国的经济总量还稳居世界第一位，对比西方国家，却已经成为外强中干的纸老虎，1840年之后，更是步入一段不堪回首的屈辱境地。

　　从基点上讲，这不是中国人不行，而是基础不对。其明证之一，是多少炎黄子孙，一旦到了海外，马上成为人中之龙；其明证之二，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公民虽然只是牛刀小试，却已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单以经济论经济，因为商品经济属于竞争经济，它就一定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的关键在于技术革新。技术既要革新，就一定要批判旧的，创造新的，你秦砖汉瓦再好，能带来利益最大化吗？不能，就批判你；你王羲之吴道子再牛，能带来利益最大化吗？不能，什么书圣画圣，不如来个动漫的大圣！这是其一。

　　技术革新，——最好是革命——固然重要，但它产生的后果却不总是正面的。机器先进了，工人会失业，这必然引起劳动阶层的不满。利益最大化，又会引发投机，而投机的最典型的后果则是泡沫经济。泡沫经济，这名字多么富有诗意！但后果十分严重。除非上帝，谁能想到，区区几个泡沫会压死大象的。

　　美国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莫过于种族歧视，最大的经济教训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最大的“意外”则是去年大爆发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所以商品经济固然可以开出最为灿烂的花朵，但也能带来巨大的灾难，正如罂粟花虽然美丽，变成鸦片就成了毒品。反思造成此等经济波峰波谷的原因，同样需要怀疑与批判。这是其二。

　　技术高度发达，加上滥使滥用，还会污染环境，破坏环境。过去我们和我们的前人最喜欢讲科技救国，殊不知，只靠科技，不能救国。科学技术仿佛一匹巨兽，用得好时，可以成为改变社会、创造财富的阿拉丁神灯，弄得不好，则可能成为环境破坏与社会畸形的罪魁祸首。因此故，对于技术与技术文化的批判也早已成为西方现代文化中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其三。

　　经济发达，技术发达原本是好事情，然而，经济的迅速提升不等于文明的自然提升；技术的迅速发达也不等于人的全面发展。说句或许不甚恰当的话，如果没有高科技，想来也难以发生9•11那样的飞机撞世贸大楼的惨案——这在旧的技术平台上本身就是无法实现的。这个又必定引起人们的反思、怀疑与批判。这是其四。

　　综合考虑，西方文化中的“反着说”是具有结构性原因的。

　　它的文化表达式：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坚决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它的价值表达式：不自由，毋宁死！

　　它的权力表达式：最好的政府，乃是最少管事的政府。

　　它的法律表达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它的社会表达式：我尽义务，所以我有权利。

　　作为文化传统，中国式的“接着说”是不会消亡的，至少短时期内不会消亡，也没有理由促使它消亡。西方式的“反着说”，也是如此。尽管社会结构可以改变，思维方式可以改变，但文化传统不会就此根绝。以基督教为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人对基督教做过多少批判？包括政治批判，思想批判，文化批判，科学批判，技术批判，文学批判，艺术批判，外部批了，内部也批，精神批了，物质也批，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统，基督教文化根绝了吗？没有吧！不但没有根绝，看这些年的状况，还有向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迅速扩展的大趋势呢！

　　接着说与反着说，各有文化妙处如斯然。

　　反着说的最大好处与长处，在于它能以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在人们不经意，不注意，不重视，甚至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地方找出“坏”来。

　　这方法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很是重要，对于社会与文化的进步尤其重要。

　　而且西方文化的“反着说”，绝非呈小聪，弄小智，它的文化优长特别表现在重大的历史关头。它不但敢于标新立异，尤其擅长掘根见底。例如启蒙主义时代，那些启蒙主义的诸位大师们，不批判则已，一批判便山呼海啸，地覆天翻，连上帝都不在话下。这并非他们狂妄，而是大时代需要大声响，大历史需要大气象，大变革需要大张扬，大颠覆需要大批判。请君细想，处在基督教统治1500年的文化形势下，没有这样理直人万里，气壮一千年的启蒙运动，怎能出现那样振聋发聩的大动静，又怎能产生那样石破天惊的大效应。

　　而且，批判不失理性，不失逻辑，不但不失理性，不失逻辑，这理性正是它赖以生存的脊梁，这逻辑正是它赖以成长的灵魂。这样的批判，固然声势浩大，却绝对不弄集体性暴力，也不屑于上下同声，众口一词。实在集体性暴力批判，绝非批判之正声，不过是一种文化暴力而已，所谓“上下同声，众口一词”也不过是文化大起哄罢了。真的批判性思维，本质上就应该是个人性行为。故，批判性思维的造就或赖以生成的乃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师级人物，如笛卡尔，如康德，如尼采，如福柯。

　　接着说的长处与妙处在于，它能从历史与现实中发现种种好处，并把这好处继续做深，做细，做大，商量，安置，涵育，培养，不把它做到极致是一定不会放手也不会安心的。

　　我这里举一个小小的例证。鲁迅先生文章老辣，句型出色。他本人既是一位具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文学与文化人物，他在继承与借鉴——接着说方面，也是一位很有水准的语言天才。他曾经发激愤之言，反对青年人读中国古书，说最好不读中国书，中国书只会令人消沉。于是有人反对，有人讽刺，说鲁迅先生本人就读中国古书不少，而且他的语言结构中就明显有庄子文章的痕迹。这个也是事实，他擅长使用的句型中，确实有庄子文章的影子，他在这方面不是一般地借鉴，而是信手拈来便成化境。

　　先看一段读书人熟悉不过的庄子文：

　　“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寥寥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刀刀乎？”³

　　再看一段鲁迅先生《准风月谈•夜颂》中的文句：

　　“虽然是夜，但也有明暗。有微明，有昏暗，有伸手不见掌，有漆黑一团糟。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阴里，突变了他的眼色。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画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虽然此文章不同于彼文章，恰似这鸭头不是那丫头，但细细品味两篇文章的句型，又何其神似乃尔。

　　鲁迅先生尚是如此，余人余文可想而知。表现在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方面，就产生这样一大特色，唐宋诗词虽然距今已有1000——1500年的历史，却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大众诗歌”，而那些现代人绞尽脑汁做出的白话诗，大约除去某些流行歌曲的歌词之外，却成为可怜兮兮或曰深藏象牙塔中的“小众诗歌”。

　　无论如何，作为生于地球村时代的中国青年一代，是应该既了解“接着说”，也明白“反着说”的。

反着说，对于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意义十分重大。科学进步需要反着说，技术开发需要反着说，即如中国大陆企业，大多数缺乏核心竞争力，改变这种状况，其思维与文化的支撑点之一，也是“反着说”。不惟如此，现代人常说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而作为社会的良心，如果没有点批判意识，没有点怀疑精神，这个良心，值得商榷。

　　接着说的传统自然也不能丢弃的。但要注意，接着说——接着谁说，接着什么说？应该接着改革开放说，接着世界潮流说，接着人类的共同价值底线说，接着WTO规定的市场经济道路说，也接着中西文明的各自优长说。

　　现代的中国青年，不但要明白自己民族的历史，学习中华民族的文化，熟知中国古来的经典，而且应该了解和学习西方的历史，西方的经典，西方的文化，了解和学习世界上各个民族与区域的历史、经典与文化。唯有如此，我们中国人的接着说，才能说出这时代应有的声音。21世纪的中国青年人，才可能更具自信更有理性也更具能力帮助我们民族自立于、自强于、自汇于世界民族之林。

　　　　　（本文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素质教育与现代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福洛肯”为笔名）

1 转引自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第40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序，第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 《庄子浅注》，第16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