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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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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二者多以相互批判的姿态出现,它们的思想区别泾渭分明,在人们心中往往形成很强的文化定势。如中国传统的“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为道家文化所独有。其实不然,儒家等其他思想流派也有自己特色的“无为而治”思想。

一、孔老治道:“同归而殊途”

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所奠定的传统思想文化,在本质上是关于“治道”的文化。司马谈说:“乃论六家之要指,《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先秦诸子百家虽然各自的具体思想观点不尽相同,但其学说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务为治也”。

先秦诸子百家不仅讲求治道,而且大多有着一致的治道理想目标,“无为而治”就是先秦各家各派治道的共同理想。黎红雷先生在《儒家管理哲学》中说:“提起‘无为而治’,人们一般都认为这只是道家的主张,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无为而治’其实是儒、道、法家共同的理想。”“此外,‘无为而治’也可以说是墨家和名家的理想目标。”不过,先秦各家各派的治道达到“无为而治”这一理想的路径,即他们提供的具体的治道的手段或方案有很大差异,这就是司马谈所说的“百虑”、“殊途”、“异路”。所以,黎先生又说:“我们不仅要认清‘无为而治’是中国管理哲学各家的共同理想,而且更要把握各家达到‘无为而治’的具体手段。”

孔子与老子都有自己“无为而治”治道思想。一方面,他们的目标是“一致”、“同归”的,都是想达到“无为”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的美学境界,但另一方面,孔子的“无为而治”与老子“无为而治”是“殊途”的:“无为而治”只是孔子治道思想的终点;而对于老子而言,“无为而治”则既是终点,更是起点。换言之,孔子治道路径,是让统治者积极“有为”,被统治者“无为”;而对于老子而言,治道路径是统治者“无为”,让被统治者“有为”。

二、孔老治道:“无为而治”

作为孔子和老子的代表作,《论语》不过数万字,《老子》更只有五千言,直接讲“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的地方不太多,特别是《论语》。但这两本著作中涉及到的重要材料,可以比较明确反映出孔子和老子“无为而治”治道思想的基本路向。

(一)孔于的“无为而治”治道思想

孔子的主要思想在《论语》中,《论语》中仅有几条直接讲到“无为而治”的材料。一些儒家后学和研究孔子“无为而治”思想的人,总对这两则材料感兴趣:

第一则:“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第二则:“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对于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前人的解释虽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

对第一则材料,何晏集解为:“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邢且内曰:“帝王之道,贵在无为清静而民化之。”朱熹注为:“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

何晏、邢□(上且下内)和朱熹的注释从不同的角度,发明了“无为而治”治道思想的微言大义。何晏认为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应该以“有为”为条件,其关键在于“任官得其人”;邢□(上且下内)用具有强烈的道家色彩的语言来诠释“无为而治”,强调统治者只要“贵清静”,就可以达到“民化之”的效果;朱熹的解释更加具体和全面,他强调统治者不仅要“得人以任”,更重要的是要自修“德盛”以“化民”,这样才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何晏、邢□(上且下内)和朱熹的诠释,基本触及到了孔子“无为而治”治道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讲“恭己正南面”,就是要求统治者在道德方面以身作则,孔子认为治理天下,关键在于提高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如果能在社会生活中给臣民作出道德表率,就能达到“正其身,不令而行”的“无为”而政令可行的效果。这在第二则材料里讲得更具体。

对第二则材料,朱熹注解为:“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并引程颐等人之注:“为政以德,然后无为。”“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朱熹这些解释是说,只要统治者“为政以德”,那么他就像北斗星一样,即使自己不动,臣民们也会像众星那样,自然而然以他为中心,衷心拥戴他了。孔子实现“为政以德”的主张,主要路径是“正人先正己”。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的意思就是端正,您自己带头端正了,谁敢不端正呢?孔子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假若端正了自己,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连自己都不能端正,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权者的德行端正,不发命令,政令也能贯彻。自己行为不检点,即使三令五申,老百姓也不会听从。所以,孔子的“无为而治”主要强调的是治的主体自身道德修养的感化作用,所谓“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草上之风,必堰”。

总之,孔子认为治理天下,关键不是如何制定法律政策去统治别人,而在于提高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倘若君主通过自己的道德“有为”,在道德修养上达到一定的境界,能够给臣民作出表率,对臣民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感召,那么就能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无为而政令可行的效果,就可以达到“无为”而天下大治的美学境界了。

(二)老子的“无为而治”治道思想

老子的主要思想在《老子》中,与孔子的《论语》相比,《老子》中讲到“无为而治”的材料,就丰富多了。

“无为而治”是《老子》治道的核心思想,《老子》八十一章中,直接谈到“无为”治道的至少有十章,相关材料有数十处。

其中,最重要的一则材料是,老子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条材料,基本上是老子“无为而治”治道方略的总纲。而“我无为而民自化”,又是这则材料的总纲。

老子是个彻底的“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家,在老子的治道思想里,治道的目的和手段是直接统一的。他给统治者提供的治道方案是,以“无为”而治为最高理想,通过“为无为”而“无不为”,以达到“无不治”。统治者只需做的是无为、无事、无欲、守静,即一切顺应自然,这样,“万物将自化”,“民自化”。

与孔子要求统治者积极的道德“有为”相反,老子认为,国家难以治理,最大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有为”,即“人为”,统治者积极有为的“人为”,造成了国家的难以治理,“民以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因此,老子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所以,要达到“无不为”,“无不治”的治道目的,老子主张采取“无为”的手段。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以“无为”治国,讲的是只要统治者能做到“好静”、“无事”、“无欲”,那么老百姓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就能达到“无为而治”。关于“好静”而治,老子解释说:“静为躁君。”“静胜躁……清静为天下正”。所以要“致虚极,守静笃”。关于“无事”而治,老子解释说“有事”“不足以治天下”。但老子并不是完全不要有事,他还是主张“事”的,他说:“圣人处无为之事。”应该“事无事”。关于“无欲”而治,老子解释说:“罪莫大于可欲,咎莫大于欲得”。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老子从不同角度特别强调治的主体“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掘治的客体“有为”的潜力,他强调的是治的客体的地位,认为最智慧的治道是将治的客体主体化。所以老子说:“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统治者要顺乎民心,一切以民心为转移。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治的主体的弱化,而强调治的客体的主体化。

三、孔老“无为而治”:“同归而殊途”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孔子和老子的“无为而治”治道思想,虽然有着共同的理想目标,即是统治者“无为”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美学境界,但通向共同的“无为而治”治道理想时所走路径,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之处。

(一)“同归”:相同的治道美学理想

1、“无为而治”是孔子和老子治道共有的最高美学理想

老子关于“无为而治”、“不为而成”《老子·四十七章》的美学理想的材料比较丰富,也为众人所熟知,这里将不作更多的论述,只是补充一则孔子讲到“无为而治”美学理想的材料。

《论语·先进》中的有这样一则故事: 孔子问他的几个弟子的政治理想如何,子路、冉有、公西华与曾皙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后,“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之所以独对曾皙的理想大加赞赏,就在于曾皙说出了老师的心里正想说的话。曾皙“异乎二三子”,他的最高的治国理想,不过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看似与治国无关,其实这正体现了“无为而治”的圣人之治的最高美学境界。

曾皙为政,既不治兵,也不富民,他纯粹是在进行审美活动,在暮春时节,同道之人结伴而行,“浴乎沂,风乎舞雩”,然后“咏而归”,悠闲轻松,清静自在,其中没有丝毫的“有为”迹象。这种“无为而治”的境界,其实是孔子治道的最高美学理想。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无为”并不是说治的主体只要赏玩乐舞,游山玩水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种“无为”的艺术境界只是治道的最高理想,它是在一系列有为之后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其实包括了的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措施,最主要的是前面讲到的正己德,“为政以德”,以及“为国以礼”等主张。

孔子所向往的这种艺术化的治道美学境界,也正是老子所追求的,二者具有共通性。

2、孔子与老子“无为而治”治道美学理想的共有思想基础

孔子与老子都有自己“无为而治”治道美学理想,即追求能达到“无为”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的美学境界,在根本上,他们的这一思想有共同思想基础,即共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比如,在孔子和老子思想里,都有“不言之教”的思想。

在《论语》中,有这样一则重要的材料: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 ’”

这则材料讲的是孔子教育弟子时,行不言之教的故事。孔子认为,“天”并不说话,然而四季自然交替,有序运行,万物自然生长,生机蓬勃,这就是天顺应万物自己固有规律的不言而教。孔子推崇这种“不言之教”的教育方式,也充分说明,孔子也有鲜明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只不过长期被其积极“有为”的本位思想的光辉遮蔽了。

无独有偶,在《老子》中,也有类似的重要材料: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这则材料讲的是,圣人常常以“无为”的态度来行事,实行不用言语的教化,就像万物听任自然兴起而不为其创始,他一切顺从自然,即使偶尔有所施为,但也没有自己的意向,功成业就而不自居。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也就不会离他而去。老子的这里所讲的处世态度,显然同样是受到天道“不言”无为的智慧的启示。

原来,在强调人与自然界相沟通,顺应天道无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一点上,孔子与老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来源,即根源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自然无为”思想。

(二)“殊途”:通往美学理想的不同路径

孔子和老子“无为而治”治道的最高理想,都是实现治的主体的“无为”,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为”的美学境界,但是,他们选择通向最高的境界的路径不同:孔子主张通过治的主体“有为”,治的客体“无为”的方式,老子主张通过治的主体顺应自然的“无为”,治的客体“有为”方式。

孔子“无为而治”的路径是通过治的主体“有为”,最主要的是“为政以德”。孔子倡导统治者重德和为官修德,推行德政,以德治国,讲“道之以德”,也是讲要从道德教化的角度为人们提供行为导向,通过“修己以安百姓”。作君主的自身的德行要端正,把自己作修炼为完美道德的表率,以身作则,去感化臣民,最后达到天下大治。

孔子“无为而治”的具体路径为:“正己”——“正人”——“安百姓”——“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

老子“无为而治”的路径是通过治的主体“无为”,来最大限度解放治的客体,发挥其“有为”潜力。与孔子的“无为”相比,道家的“无为”更加具体化,他从手段上一味排斥任何形式的“有为”,即“人为”。

老子“无为而治”的具体路径为:“法自然”——“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无为而治”。

孔子和老子“无为而治”的“有为”和“无为”不同路径,辩证地来看,孔子是让君主“有为”,而让民众“无为”;老子是让君主“无为”,而让民众“有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君主只需遵循自然规则,充分发挥民众的能动性,自始至终让民众自治、“有为”,以达到天下大治;而孔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则要求君主“有为”,不断努力进行自我完善,使其道德水准达到一定境界,去影响民众、感化民众,使民众培养道德自觉,进行自治,以达到天下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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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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