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支柱，二者多以相互批判的姿态出现，它们的思想区别泾渭分明，在人们心中往往形成很强的文化定势。如中国传统的“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为道家文化所独有。其实不然，儒家等其他思想流派也有自己特色的“无为而治”思想。

一、孔老治道：“同归而殊途”

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所奠定的传统思想文化，在本质上是关于“治道”的文化。司马谈说：“乃论六家之要指，《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先秦诸子百家虽然各自的具体思想观点不尽相同，但其学说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务为治也”。

先秦诸子百家不仅讲求治道，而且大多有着一致的治道理想目标，“无为而治”就是先秦各家各派治道的共同理想。黎红雷先生在《儒家管理哲学》中说：“提起‘无为而治’，人们一般都认为这只是道家的主张，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无为而治’其实是儒、道、法家共同的理想。”“此外，‘无为而治’也可以说是墨家和名家的理想目标。”不过，先秦各家各派的治道达到“无为而治”这一理想的路径，即他们提供的具体的治道的手段或方案有很大差异，这就是司马谈所说的“百虑”、“殊途”、“异路”。所以，黎先生又说：“我们不仅要认清‘无为而治’是中国管理哲学各家的共同理想，而且更要把握各家达到‘无为而治’的具体手段。”

孔子与老子都有自己“无为而治”治道思想。一方面，他们的目标是“一致”、“同归”的，都是想达到“无为”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的美学境界，但另一方面，孔子的“无为而治”与老子“无为而治”是“殊途”的：“无为而治”只是孔子治道思想的终点；而对于老子而言，“无为而治”则既是终点，更是起点。换言之，孔子治道路径，是让统治者积极“有为”，被统治者“无为”；而对于老子而言，治道路径是统治者“无为”，让被统治者“有为”。

二、孔老治道：“无为而治”

作为孔子和老子的代表作，《论语》不过数万字，《老子》更只有五千言，直接讲“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的地方不太多，特别是《论语》。但这两本著作中涉及到的重要材料，可以比较明确反映出孔子和老子“无为而治”治道思想的基本路向。

（一）孔于的“无为而治”治道思想

孔子的主要思想在《论语》中，《论语》中仅有几条直接讲到“无为而治”的材料。一些儒家后学和研究孔子“无为而治”思想的人，总对这两则材料感兴趣：

第一则：“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第二则：“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对于孔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前人的解释虽有所不同，但大同小异。

对第一则材料，何晏集解为：“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邢且内曰：“帝王之道，贵在无为清静而民化之。”朱熹注为：“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为也。独称舜者，绍尧之后，而又得人以任众职，故尤不见其有为之迹也。恭己者，圣人敬德之容。既无所为，则人之所见如此而已。”

何晏、邢□(上且下内)和朱熹的注释从不同的角度，发明了“无为而治”治道思想的微言大义。何晏认为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应该以“有为”为条件，其关键在于“任官得其人”；邢□(上且下内)用具有强烈的道家色彩的语言来诠释“无为而治”，强调统治者只要“贵清静”，就可以达到“民化之”的效果；朱熹的解释更加具体和全面，他强调统治者不仅要“得人以任”，更重要的是要自修“德盛”以“化民”，这样才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何晏、邢□(上且下内)和朱熹的诠释，基本触及到了孔子“无为而治”治道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讲“恭己正南面”，就是要求统治者在道德方面以身作则，孔子认为治理天下，关键在于提高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如果能在社会生活中给臣民作出道德表率，就能达到“正其身，不令而行”的“无为”而政令可行的效果。这在第二则材料里讲得更具体。

对第二则材料，朱熹注解为：“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并引程颐等人之注：“为政以德，然后无为。”“为政以德，则不动而化、不言而信、无为而成。所守者至简而能御烦，所处者至静而能制动，所务者至寡而能服众。”

朱熹这些解释是说，只要统治者“为政以德”，那么他就像北斗星一样，即使自己不动，臣民们也会像众星那样，自然而然以他为中心，衷心拥戴他了。孔子实现“为政以德”的主张，主要路径是“正人先正己”。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政”的意思就是端正，您自己带头端正了，谁敢不端正呢？孔子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假若端正了自己，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困难呢？连自己都不能端正，又怎么能端正别人呢？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当权者的德行端正，不发命令，政令也能贯彻。自己行为不检点，即使三令五申，老百姓也不会听从。所以，孔子的“无为而治”主要强调的是治的主体自身道德修养的感化作用，所谓“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草上之风，必堰”。

总之，孔子认为治理天下，关键不是如何制定法律政策去统治别人，而在于提高君主自身的道德修养，倘若君主通过自己的道德“有为”，在道德修养上达到一定的境界，能够给臣民作出表率，对臣民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感召，那么就能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无为而政令可行的效果，就可以达到“无为”而天下大治的美学境界了。

（二）老子的“无为而治”治道思想

老子的主要思想在《老子》中，与孔子的《论语》相比，《老子》中讲到“无为而治”的材料，就丰富多了。

“无为而治”是《老子》治道的核心思想，《老子》八十一章中，直接谈到“无为”治道的至少有十章，相关材料有数十处。

其中，最重要的一则材料是，老子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这条材料，基本上是老子“无为而治”治道方略的总纲。而“我无为而民自化”，又是这则材料的总纲。

老子是个彻底的“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家，在老子的治道思想里，治道的目的和手段是直接统一的。他给统治者提供的治道方案是，以“无为”而治为最高理想，通过“为无为”而“无不为”，以达到“无不治”。统治者只需做的是无为、无事、无欲、守静，即一切顺应自然，这样，“万物将自化”，“民自化”。

与孔子要求统治者积极的道德“有为”相反，老子认为，国家难以治理，最大的原因在于，统治者“有为”，即“人为”，统治者积极有为的“人为”，造成了国家的难以治理，“民以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因此，老子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所以，要达到“无不为”，“无不治”的治道目的，老子主张采取“无为”的手段。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以“无为”治国，讲的是只要统治者能做到“好静”、“无事”、“无欲”，那么老百姓就能“自化”、“自正”、“自富”、“自朴”了，就能达到“无为而治”。关于“好静”而治，老子解释说：“静为躁君。”“静胜躁……清静为天下正”。所以要“致虚极，守静笃”。关于“无事”而治，老子解释说“有事”“不足以治天下”。但老子并不是完全不要有事，他还是主张“事”的，他说：“圣人处无为之事。”应该“事无事”。关于“无欲”而治，老子解释说：“罪莫大于可欲，咎莫大于欲得”。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老子从不同角度特别强调治的主体“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掘治的客体“有为”的潜力，他强调的是治的客体的地位，认为最智慧的治道是将治的客体主体化。所以老子说：“圣人无心，以百姓心为心。”统治者要顺乎民心，一切以民心为转移。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治的主体的弱化，而强调治的客体的主体化。

三、孔老“无为而治”：“同归而殊途”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孔子和老子的“无为而治”治道思想，虽然有着共同的理想目标，即是统治者“无为”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美学境界，但通向共同的“无为而治”治道理想时所走路径，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之处。

（一）“同归”：相同的治道美学理想

1、“无为而治”是孔子和老子治道共有的最高美学理想

老子关于“无为而治”、“不为而成”《老子·四十七章》的美学理想的材料比较丰富，也为众人所熟知，这里将不作更多的论述，只是补充一则孔子讲到“无为而治”美学理想的材料。

《论语·先进》中的有这样一则故事： 孔子问他的几个弟子的政治理想如何，子路、冉有、公西华与曾皙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后，“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之所以独对曾皙的理想大加赞赏，就在于曾皙说出了老师的心里正想说的话。曾皙“异乎二三子”，他的最高的治国理想，不过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零，咏而归”，看似与治国无关，其实这正体现了“无为而治”的圣人之治的最高美学境界。

曾皙为政，既不治兵，也不富民，他纯粹是在进行审美活动，在暮春时节，同道之人结伴而行，“浴乎沂，风乎舞雩”，然后“咏而归”，悠闲轻松，清静自在，其中没有丝毫的“有为”迹象。这种“无为而治”的境界，其实是孔子治道的最高美学理想。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无为”并不是说治的主体只要赏玩乐舞，游山玩水就可以治理好国家，这种“无为”的艺术境界只是治道的最高理想，它是在一系列有为之后的自然而然的状态，其实包括了的一系列具体的政治措施，最主要的是前面讲到的正己德，“为政以德”，以及“为国以礼”等主张。

孔子所向往的这种艺术化的治道美学境界，也正是老子所追求的，二者具有共通性。

2、孔子与老子“无为而治”治道美学理想的共有思想基础

孔子与老子都有自己“无为而治”治道美学理想，即追求能达到“无为”就可以使天下大治的美学境界，在根本上，他们的这一思想有共同思想基础，即共有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比如，在孔子和老子思想里，都有“不言之教”的思想。

在《论语》中，有这样一则重要的材料：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兴焉，天何言哉! ’”

这则材料讲的是孔子教育弟子时，行不言之教的故事。孔子认为，“天”并不说话，然而四季自然交替，有序运行，万物自然生长，生机蓬勃，这就是天顺应万物自己固有规律的不言而教。孔子推崇这种“不言之教”的教育方式，也充分说明，孔子也有鲜明的天道“自然无为”的思想，只不过长期被其积极“有为”的本位思想的光辉遮蔽了。

无独有偶，在《老子》中，也有类似的重要材料：

“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这则材料讲的是，圣人常常以“无为”的态度来行事，实行不用言语的教化，就像万物听任自然兴起而不为其创始，他一切顺从自然，即使偶尔有所施为，但也没有自己的意向，功成业就而不自居。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也就不会离他而去。老子的这里所讲的处世态度，显然同样是受到天道“不言”无为的智慧的启示。

原来，在强调人与自然界相沟通，顺应天道无为，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一点上，孔子与老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来源，即根源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自然无为”思想。

（二）“殊途”：通往美学理想的不同路径

孔子和老子“无为而治”治道的最高理想，都是实现治的主体的“无为”，就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的“为”的美学境界，但是，他们选择通向最高的境界的路径不同：孔子主张通过治的主体“有为”，治的客体“无为”的方式，老子主张通过治的主体顺应自然的“无为”，治的客体“有为”方式。

孔子“无为而治”的路径是通过治的主体“有为”，最主要的是“为政以德”。孔子倡导统治者重德和为官修德，推行德政，以德治国，讲“道之以德”，也是讲要从道德教化的角度为人们提供行为导向，通过“修己以安百姓”。作君主的自身的德行要端正，把自己作修炼为完美道德的表率，以身作则，去感化臣民，最后达到天下大治。

孔子“无为而治”的具体路径为：“正己”——“正人”——“安百姓”——“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

老子“无为而治”的路径是通过治的主体“无为”，来最大限度解放治的客体，发挥其“有为”潜力。与孔子的“无为”相比，道家的“无为”更加具体化，他从手段上一味排斥任何形式的“有为”，即“人为”。

老子“无为而治”的具体路径为：“法自然”——“我无为”、“我好静”、“我无事”、“我无欲”——“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朴”——“无为而治”。

孔子和老子“无为而治”的“有为”和“无为”不同路径，辩证地来看，孔子是让君主“有为”，而让民众“无为”；老子是让君主“无为”，而让民众“有为”。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君主只需遵循自然规则，充分发挥民众的能动性，自始至终让民众自治、“有为”，以达到天下大治；而孔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则要求君主“有为”，不断努力进行自我完善，使其道德水准达到一定境界，去影响民众、感化民众，使民众培养道德自觉，进行自治，以达到天下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