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撄宁先生是近代道教最杰出的道教学者。著述丰湛，名声广播，既破除了道教界历来对仙道修养法秘而不宣的陈规，同时也弘扬了祖国优良的道家养生文化。道教界敬誉他为“当代的老君”，学术界也公认他是兼通儒、道、医及养生学的大学者、近代仙道养生学的泰斗、科学养生学的启蒙者。1958年至1969年曾在白云观工作。其间，他对中国道教及白云观多有建树，功不可没，特略志之。

1957年夏，全国道教徒第一届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宣告成立中国道教协会，会址设在白云观，陈撄宁先生被推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是年冬，他由杭州来京就职，住在白云观东院一独立院落中（旧称老人会馆，2000年被拆除，改建为真武殿）。以后再未离开过这里，直到1969年5月辞世（时年89岁），一共12个春秋。

这12年中，社会主义祖国是在曲折发展中前进。政治运动频繁，如“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相继发生，“阶级斗争”一天比一天激烈，“左”的思潮一浪比一浪高。处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宗教界所遭受的压力，也可说是相当沉重的。1958年冬，中国道协第一届会长岳崇岱方丈在“反右运动”中被误打成“右派分子”含冤自尽，作为代理会长的陈撄宁先生便担负起了领导中国道协工作的重担。解放前不涉仕途的一介书生，自来无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历与经验，更何况还有复杂而繁重的教务，亲友和学生们都担心他能不能胜任？但陈撄宁先生素性稳沉恬静，见识深远，一方面体察道众现实状况，一方面努力学习政策时事，一言一行皆从国家政策法规以及道教界合法权益出发，认真负责地工作，因而深受道众拥戴，取得了党和政府的信任。他本着一颗虔诚的心，献身道教事业和服务社会，夙夜匪懈，建树显著。

在20世纪60年代，道教界中有不少人感到道教已日渐式微，忧心忡忡。而先生慧眼卓识，认为道教的形式随着时代的进化，不可能不发生变化，但道教的优良文化学术，依然是社会大众所需要的，不但能够长远留传，而且能够有所发展。新中国的道教徒，应爱国爱教，以发扬道教优良文化传统为首务，即继承、研究、发扬道教哲理与养生功法。他本人一方面潜心研究道教文化，一方面向教内外呼吁开展对道教历史及学术方面的研究工作（1961年陈撄宁当选为中国道协第二届会长，并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曾多次在全国政协讲坛上呼吁开展对道教文化的研究）。此提议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和国务院宗教局局长何成湘出面，于1961年3月22日在政协会议室召开了关于开展道教学术研究的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李维汉、李德全、何成湘、陈撄宁、陈垣、郭朋、高观如、黎遇航、孟明慧、刘厚祜、李文成等。陈撄宁先生在座谈中提出了在道教协会开展道教学术研究、建立道教院校、出版道教书刊、发扬道教优良传统的全盘计划，得到大家的赞同与支持。11月，陈撄宁先生在中国道协成立了专门研究道教历史和学术的研究室，亲自领导研究工作。仅在前三年内，他在白云观便撰著了《道教起源》、《〈史记·老子传〉词题考证》、《〈南华内外篇〉分章标旨》、《〈老子〉第五十章研究》、《太平经的前因与后果》、《〈道藏〉分类目录新编》等论稿；还指导和修订了当时在研究室工作的学生（王伟业、刘厚祜、李养正）撰写的《〈辞海·道教类〉词目释义稿》、《道教纪事年表》、《道教大事记》、《道教历史资料选编》、《中国道教史提纲》、《道教识略》等文稿。1962年9月，陈撄宁先生在白云观创办了道教的第一所学校——道教徒进修班，改变旧时师徒授受、口口相传的教学方式，培养道教人才。1964年2月，陈撄宁先生又创办了《道协会刊》，向教内外敞开了窗口，此刊也是与教内外沟通的桥梁。总之，他在居住白云观期间，顶住宗教与社会主导思潮并不协调的风险，毅然为传承道教及其文化作出三大创举，开启了道教界重视传统文化、开展学术研究工作、用学校方式培养道教知识分子以及打开道教长期封闭状态的先河，使道教与新时代相适应向前跨进了一大步，意义深远。

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宗教及其寺观庙堂，在新形势下，其声势与经济皆受到一定影响。例如，过去靠地租、房产、香火募缘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宫观，这时便不能不另谋生活经济之源。以道教界来说，这一问题在“大跃进”（1959至1961年）期间显得最为突出和紧迫。陈撄宁正是在这时担负起中国道教协会的领导职务。他看到北京白云观的道众们一直坚持在土改分得的30亩土地上种蔬菜、植果树以自养，不仅生活有保障，而且较过去有所改善；还得知有些走劳动生产以自养的宫观，都比较安定，在思想上呈现爱国爱教的新气象。他明确认识到，劳动自养是一条既有利解决生活经济之源，同时也有利思想转变和能为社会服务的好途径，是可取之路、光明之路，应该大力提倡、支持、鼓励。他在1959年夏召开中国道协常务理事扩大会上，讨论开展“劳动自养”与“服务社会”的工作规划，阐述了道教爱国、爱社会、爱生活、爱劳动的传统道风，宣讲了《太平经》中“人人应劳作，自食其筋力”的教义，以及佛教高僧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劳动品格。他希望道教各名山宫观，因地制宜，参加生产劳动，在农村者务农，在山区者育林护林，在城市者，参加工厂及手工业作坊，在景点名胜者兴办为旅游服务的事业，擅长中医及制药者参加地方医药事业。笔者当时任中国道协秘书，记得当时的规划是：西安八仙宫、周至楼观台、青城常道观、衡山玄都观发展农业生产；崂山上清宫从事医药事业；安徽禹王宫从事医药事业并参加地方育林护林工作；上海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参加工业生产劳动；华山玉泉院兴办旅游服务社；北京白云观扩展菜蔬生产，供应社会。他本人拟借北京白云观后院开办静功疗养院，以后他还以利用会议、接待来访、信函联系、视察等方式鼓励、表彰成绩显著者。1962年秋，他在全国政协会上，以《分析道教界今夕不同的情况》为题，宣传了道教界的新变化，表达他由衷的心声。他说：“解放后十余年来，我国社会制度起了根本变化，道教虽还是那古老的面貌，而道教徒的面貌却是焕然一新。已往于各处云游挂单的，现在已成为某一处固定的劳动力；已往不事生产的，现在也获得先进生产者荣誉；已往悲观厌世的，现在对前途很抱乐观……大部分人已认识到整个国家命运就是道教徒自己的命运，只要一心一意靠拢了党，接受领导，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够做到维护群众利益，个人利益也就在其中。”陈撄宁积极引导道教界走“劳动自己养”的道路，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念，为道教适应新时代奠定了基础。他本人成为道众名副其实的精神支柱，是最可信赖的道教领导人。

北京白云观在20世纪50年代初实行土地改革后，便归属北京市寺庙管理组管辖。1956年中国道教协会筹备委员会修葺白云观后，便借用该观后院蓬瀛仙馆设立办事机构，尔后便成为中国道教协会的会址，但白云观整体的管理权仍属市寺庙管理处。经过土改及民主改革运动后，宗教声势较过去大为萎缩，白云观常住道士“还俗”与“迁袡”者较多，留下的不到20位道士日事菜园生产劳动，以谋生计；殿堂也大都挂锁，山门也已关闭，基本处于封闭状态，加之钟鼓不鸣、庭院疏于洒扫，观内呈现一派空旷冷落景象。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房屋成为发展经营的重要需求，因此便有一些工厂、机关、学校谋求利用白云观的房屋。先是政府公安部门占住了部分殿堂房舍作为机关职工宿舍，继之是周边的铜管厂、整流器厂、发电厂及一所刚兴办的师范学校，相继通过北京市有关部门，以暂借为名涌进了白云观，分占了大片殿堂房屋与地盘，使古老的白云观，弄成宫观不像宫观、工厂不像工厂、学校不像学校、机关不像机关，只住房而不修房，管理混乱，相互挤扯。面临这样的局面，道教界自然甚为不满，就维持白云观本来风貌和管理体制，不断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代表道教界依照政策、法律讲话最多也最有力的，便是陈撄宁先生。

远在1956年中国道教协筹委会商讨未来“中国道教协会”会址时，正一派代表主张修葺北京朝阳门的东岳庙，定为会址；全真派代表主张修葺全真三大祖庭之一的白云观，定为会址。陈撄宁作为筹委之一，考察了这两座道庙的历史、规制及现状，力主修葺历史较悠久，建筑较规范，且现住教职人员较多的白云观，作为将来的会址。此建议得到大家赞同，决定筹委会募资修葺白云观。多年失修，陈旧衰颓的白云古观，在1957年得以焕然一新，成为全国道教界开展教务活动的中心。

1958年至1967年，政治运动已相继发生，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正处于受批判的情况，宗教界有些人在心态上渐感压抑；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实施，在有些地方也不能得到充分保证；宗教活动场所减少，有些著名宫观受到来自外界的侵扰与挤占。面临这样的局势，陈撄宁依据宗教政策和维护道教界的合法权益出发，冒着风险，曾多次上书政府有关部门，维护道观的管理体制与风貌，还曾多次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议上呼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这些进言中，他突出谈到了当时白云观中多单位分占殿堂，造成管理体制混乱的问题。他的意见，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于1960年和1961年前后委托陈毅副总理及邓颖超分别到白云观作了调查，经核实后，责成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切实妥善解决，劝外单位退出白云观，恢复白云观原貌。

1962年，在陈撄宁先生倡议下，经中国道协常务理事会决定，恢复白云观的丛林规制、执事机制和醮仪活动，恭请浙江海门委羽山大有宫蒋宗瀚道长来京升座为白云观第二十二代方丈。随即又指导白云观选任了八大执事，请出北京道教界著名经师陈旅清任高功，恢复早晚上殿诵经及醮仪活动。在陈撄宁的努力下，白云观得以恢复“全真天下第一丛林”的道风道貌。这些举措，对道教及国内外关注道教发展趋向的人们，产生了良好而深远影响。

陈撄宁本文雅书生，处世做人方正不苟、风骨峭峻，对待人民群众温和、宽厚、慈祥、诚恳，对待全真出家道士尤为谦恭。他居住白云观12年中，十分关心道众生活，常为道众把脉看病（陈深谙中医），亲密无间。白云观道众没有不尊敬他的，夸赞他是“当代老君”。

名山而寓名人，则名山添辉；名人而得寓名山，则名人亦如鱼得水。人杰地灵，相与共辉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