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袖身负重任，想尽办法让国家兴盛。这不但是为天下苍生谋求福祉，也是为自己身后的历史地位而努力。能有这种观念的应该算是好的执政者了。

但是如何达成这样的宏愿呢？依儒家的立场，这是艰巨的挑战，要在“德行、能力、智慧”三方面不断修炼才有成功的可能。然而，有些人心存侥幸，总想找到一句什么口诀，就可以解决问题。像这种“口号治国”或“标语治国”的想法，并不是今天才有的。

鲁国的国君鲁定公有一次请教孔子，“一言可以兴邦，有诸？”一句话就可以让国家振兴，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话不可以说得这样武断，以近似的程度看，有一句话是：‘做君主很难，做臣属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不是近似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

国家兴亡的原因原本十分复杂，即使专就君主的责任而言，也只能说“近似”而已。孔子认为，君臣如果知道自己是替老百姓做事，责任非常重大，需要好好努力，就没有问题；相反，君臣如果不替百姓设想，反而作威作福，国家又怎么可能兴盛呢？儒家特别强调“谨慎”二字，只要是替大家服务的事情，都要戒慎恐惧。孔子曾以禹做例子，说禹吃得简单，对鬼神的祭品却办得很丰盛；穿得粗糙，祭祀的衣冠却做得很华美；住得简陋，却把全部力量用在沟渠水利上，因此“禹，吾无间然矣”，对于禹没有任何批评，因为禹戒慎恐惧，知道事情做好很难，所以努力在做。

还有一句话叫“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出于《孟子》。禹负责治理洪水，看到有人淹死，就好像是自己让他淹死一样。稷负责种植五谷，教老百姓稼穑，看到有人挨饿，就好像是自己让他们挨饿一样。如果执政者能够有这样的心意，认为每一个百姓所遇到的困难都是我的责任所在，我要想尽办法帮助他们，国家自然就会兴盛。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执政者要把自己的快乐忧愁和老百姓结合在一起，所谓“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以天下人的快乐为乐，以天下人的忧愁为忧。宋朝范仲淹把它引申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事实上，这句话不容易做到。后天下之乐而乐，谁做得到呢？等于天下人都快乐了，我这个领导人再来快乐，那你恐怕永远都快乐不起来，因为天下总有人不快乐。但重要的是你要有责任感，要想尽办法用你的知识、能力、才干，尤其德行来帮助百姓，始终战战兢兢、夙夜匪懈、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任何时候都不松懈，专心尽自己的责任，这样国家才可能兴盛。

既然一言可以兴邦，鲁定公接着问了：“一言而丧邦，有诸？”一句话就可以让国家衰亡的，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有一句话是：‘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除了我的话没有人违背之外。’如果说的话是对的而没有人违背，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是不对的而没有人违背，不是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吗？”

作为执政者，听不进别人的谏言，别人的话和你的想法不一样，你就不接受，完全不了解忠言逆耳的道理，这样下去国家不就灭亡了吗？所以“一言丧邦”是告诫身为领袖的人一定要谦虚，要能听取不同意见，千万不要自我中心，太过主观。儒家思想非常忌讳政治领袖主观太强，认为我有权力，我说了算，我就可以拍板定案，大家都得听我的。这样一来，大家都只说好话，不说批评的言论，社会怎么改善呢？最后恐怕大家都要陷于困境了。

孟子有个学生叫乐正子，他去鲁国当大官，孟子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别人问，你这个学生有什么优点呢，他做官你这样高兴？说实在的，乐正子的能力不是很强，德行也不是很高，但是他有个好处，喜欢听取别人的建议。一个人如果非常谦虚，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别人就愿意给他建议、帮助，天下人都来跟他讲怎样做更好，他自然而然集大成，把所有好的意见汇集起来加以实践，最后取得很好的效果。相反，如果你认为官大学问大，官大道德高，只要有了官位，说什么都是对的，就很容易让一个国家走上衰亡之路。后来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这些国君，经常提到类似的观念。有一次孟子直接告诉齐宣王说，你当国君，不要随便指导别人该怎么做。为什么？因为古代国君是世袭的，他父亲是国君，他也是国君，但他不见得懂得怎么治国。懂得治国的是一些专业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你要信任这些专业人士。孟子举了一个例子，假设这里有一块原始的玉石，就算它价值二十万两，也一定要找玉匠和专家来雕琢。治理国家也是一样，越是重大的任务，越需要专业人士。别人学了一辈子只有这么一个专长，为什么不让他去发挥呢？

我们今天在一个团体中也是一样。你要能领导别人，首先要设法从每一个人身上学到一些长处，要能敞开心胸听取有价值的言论。千万不要听到别人讲自己的过失，就很生气，找借口去辩护，这样一来怎么会改善呢？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态度，譬如子路听到别人说他的过失就很高兴，大禹听到有价值的言论会向别人拜谢，舜更了不起，他从别人身上选择某些优点，自己来加以实践，到最后变成天下最伟大的一个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