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窗望见儿喂儿，遥想当年我喂儿。儿喂儿来不喂我，不知将来谁喂儿。”一首民间流传的打油诗，形象地描述了目前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所面临的尴尬。

调查归来，田景军们以“沉重的旅途，沉重的调查”形容此行。通过整理调查报告，他们将“不肖子孙”分为如下类型——家庭积怨型(房屋、田地分配不均)、情感麻木型、身不由己型、无理取闹型、有利可图型、怕老婆型、甩包袱型、教育失当型。

不孝种种，成因何在？解剖中国孝文化发祥地的南辛，即可管窥究竟哪里出了问题？调查组发现，“三不管”老人多感叹老运不济，却少有人反思教育失当。就拿被南辛当地人视为“风俗习惯”的“躲儿庄”来说，有儿子的人家若娶亲，哪怕举债，房子也一定要修漂亮，否则很难娶上媳妇。所以，没钱盖新房的人家，父母必将老屋腾给儿子，而自己则另觅栖身之地。“儿住瓦房，孙住楼，老头老婆住村头。”在一些专家学者看来，这种反常现象恰恰助长了子辈的自私，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今后的不孝埋下了伏笔。而面对这种“风俗习惯”，即使是身为父母官的村基层干部也深感“清官难断家务事”，根本无法插手。

在河南农村，农民有“生两个儿子哭一场”的说法。因为，为儿子盖新房、娶媳妇，是中国农村父母终生的奋斗目标，把两个儿子养到18岁再成家立业，是必须要有数十年投入才可能完成的人生任务。近年来，子女不孝越来越普遍，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不可靠。

“世上惟有孝字大，孝顺父母头一端……生前死后孝尽到，为人一生大事完。”千百年来，孝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已深深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的积淀，子女侍奉父母、为老年人养老送终被看作是人生中最有价值的事情。晚清曾国藩曾经说：“读尽天下书，无非是一个孝字”；近代梁漱溟也表示，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孝经》更宣称：“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然而，为什么时至今日，孝道观念竟然变得如此淡化甚至虚无呢？孝经在当代怎么变成了一本难念的经？

谈到传统孝道文化的式微，安云凤教授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对传统孝道文化缺乏全面正确的认识，对其中优秀的民族道德传统缺乏应有的宣传和提倡，没有将传统孝道文化中的道德精华传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负面影响，加之独生子女的特殊生长环境，使得传统孝道文化又一次受到冲击。

然而，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已在人们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被视为天伦之乐的“子孙满堂”一直为人们所追寻和向往。在农村，家庭养老几乎是唯一可被老年人接受的养老模式，依赖子女养老目前仍是农村养老的主流。

“家庭结构、社会结构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养老模式。”湖北孝感学院孝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李上文认为，在传统封建小农经济下，老年人以其深厚的经验与占有绝大部分家产决定了他的“一家之主”的权威性地位不可挑战，而现在的农村，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传统家庭纷纷向两代人同居的现代家庭转型，年轻人通过打工所得已经远远超过父母，老人以往的家庭权威自然大打折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强烈要求，大批农村青壮年涌向城市，农村出现了大量“留守老人”和“空巢老人”，农村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功能逐渐弱化，农村养老问题日渐突显，孝文化的丧失正在成为人们不愿看到的事实。安云凤认为，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的激烈、更重视自我价值实现的理念、对经济利益的过分追逐等，都使得养老的“机会成本”(包括时间、金钱等成本)急剧上升，从而导致传统的孝文化难以维系。有的家庭甚至把老人是否有用、是否有钱作为对待老人的尺码，而不是把赡养老人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

“中华孝道调查”初期，田景军们认为不孝与四要素互为因果——教育、经济、精力、时间。而受调查的300多个子女中，56%的人也认为孝与不孝和经济有关，“等经济条件好了再尽孝不迟”。但出身寒门、只有小学文化的翟玉和却不认同此说。“孝与不孝，全凭一颗心。”翟玉和认为这颗心和教育程度无关，而与受怎样的教育有关。

“只要有心，即使没钱没文化没时间，嘘寒问暖，送碗开水也算尽孝。”对此，安云凤也有同感。

超级链接：难念的孝经之一——孝道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