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老（费孝通）离开我们5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始终不能让人忘怀。费老的文集已经出版20卷。一位一生有20年不能研究和写作的人，如果不是超常的勤奋，绝不会有如此之多的成果。我曾把费老当作天才，后来读费老《我的第二次学术生命》，发现其中引用英国学者霭理士（Henry Havelock Ellis）这样一段话：“我的一生有时像是用流血的双脚走向基督受难的圣地，凡是我的双脚踏过的地方，都盛开了芬芳的玫瑰。”虽然这段引文的最后费老强调的是他在学术生涯中所体会到的快慰，但字里行间，我们也看到了费老一生所付出的艰辛。

　　我与费老直接接触很少，除了他送给我的几册书外，他的著作我读的不多，因为不是学社会学出身，甚至连他的名著《江村经济》也是近些年才拜读的。所以我对费老的回忆，对他双脚踏过的地方所盛开的那些美丽的玫瑰，我只能拾得几片花瓣，作为对费老诞辰百年的缅怀。
　　民族问题与艺术的作用
　　第一次见到费老，大概是2000年夏天，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恭王府旧址听费老报告。他关于民族问题与艺术的关系的说法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50年的中央民族访问团是周总理批准的，费老是副团长，以后一直到1956年，费老的工作都与民族问题密切相关。新中国后的第一部《中国民族史》，是费老所写；新中国后高等院校第一堂中国民族史的课，是费老在中央民院开的，可惜当时的讲稿已经找不到了。80年代末，费老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实际上，费老很早就思考和探讨中华民族的结构模式问题。费老的这个思想，我以为还有现实的一层意义。那就是，中华民族的这种格局，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正如费老所说，“汉族看不起少数民族，西方看不起东方，这都是不对的。应该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有关开发西部的人文资源的思考》，《费孝通晚年思想录》P21-22）费老在此前曾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和费老对中华民族的观察，是有渊源关系的（费老的这段话，最早是在1990年秋天在日本东京“东亚社会”研究讨论会上提出，1993年11月，他赴印度出席第四届英·甘地会议，发表演讲，进一步阐释了这16个字的要义）。费老在提到民族问题时，还特别提到民族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其提法也极富启发意义。他说：
　　我们中国的文化究竟应该如何和西方文化融合？能不能交流，能不能融合？这是我们下一代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子在哪里呢？我又回到五十年前总理告诉我们的话，要通过艺术接触不同的民族，沟通不同的文化传统。那时讲的是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小的、国家的范围。这里涉及我们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最容易使得其他国家理解我们的文化的，懂得我们的文化，知道我们的文化可以通到西方的文化中去，为世界的文化发展做贡献，就是要通过艺术这条路子，这是一条最好的路子。（《费孝通晚年思想录》P19-20）
　　将民族问题与艺术问题联系起来，也是我第一次从费老那里听到。艺术在社会发展中有独特的作用，甚至会影响到政治。在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扬方面，艺术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按照费老的设想，这方面一定会大有可为，因为艺术可以超越语言。
　　民族问题与农村问题，可以说是费老学问的两翼。他说过：“没有中国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同样，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的现代化，也谈不上中国的现代化。”（《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思考》，《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年10月版，P332）费老之所以走上研究“江村”的道路，并不是他的个人偏好，而是当时人类学正在发生变化：从研究原始民族到研究发达民族、研究现实社会。中国当时的农民和农村问题进入西方社会人类学家的视野，这后来竟决定了费老一生的研究方向。
　　费老早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读书时受两个西方人的影响，这就是1932年和1935年来燕京大学讲学的美国芝加哥学派社会学家派克（Robert Park）和英国结构—功能派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当然还有一个直接的老师就是俄国人史禄国。费老说过，派克有两层，从共生到共识，共识就是语言交流。通过费老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那次讲话，我发觉费老所说的“共识”，不单纯是文字语言交流，也包括艺术，或许后者更具有独特作用。费老晚年想发掘这方面的东西。这个思想，是非常超前的。有些我们还跟不上，有些我们能理解，但缺乏研究的能力，因为要有许多基础的训练。
　　小城镇问题
　　我第一次听费老讲小城镇问题，是2001年在西安止园饭店，陕西召开西部大开发战略研讨会。费老 “串糖葫芦”的形象比喻，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费老送我一本书，就是《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对于中国城镇的发展道路问题，费老曾做过10年以上的研究，写了几十万字的著作，其中能给人启发的闪光思想，随处可见。以下略举一二。
　　首先是“发展模式”问题。费老的早期研究，在苏南，后来进入苏北，又到温州，费老在研究中发现这些地区的差异并不是时间先后的问题，因而提出“发展模式”的概念。他说：“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这个概念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的背景、条件所形成的和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上的特色，从而引导我们进入不同模式的比较。”（《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见《费孝通论小城镇建设》，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P301-302）“发展模式”的概念不仅解决了研究和推广上的全盘照搬的误区，而且有助于克服政策上的“一刀切”。
　　在“发展模式”概念的基础上，在80年代后期费老又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概念，眼界进一步深入了。在1992年出版的《行行重行行》一书《序言》中，费老写道：“1984年我决定走出江苏省，分两路穿梭进行：一路是走边区，一路是走沿海各省。边区一路从内蒙古西走宁夏甘肃，1991年又走进大西南山区。”费老“区域发展”的概念，是“发展模式”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丰富了对中国城乡研究的内容，而且对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费老通过十余年的调查研究所获得的思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再有，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费老通过研究城乡问题，在这个题目下多次提出社会科学的作用、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问题。费老说：“在我当年描述的开弦弓村出现的中国农村中现代工业生产的苗头时，我就表达过一个基本的信念：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这句话写在《江村经济》的前言当中。60多年来，这个信念一以贯之，至今未变。”（《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问题》，同上书，P359）如果追溯一下根源，我们就会发现，费老的这一思想和他的老师马林诺斯基有关：早在上世纪30年代，马林诺斯基就鼓励中国学者研究现实的文化变迁，他对于在吴文藻先生启发下包括费孝通、杨庆堃、徐雍舜、林耀华、廖泰初、李有义、黄石、郑安伦等人的研究加以评价说：“中国社会学界已经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的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攻关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同上书，P295）费老后来总结马林诺斯基的这一看法时说：“马氏所支持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为社会改革服务’。这个方针可以说一直贯彻在我一生的学术工作之中没有动摇过。”（同上）费老的这个表白在他的一生实践中充分表现出来。费老的研究，从来不是经院式的、学究式的，而是紧密结合现实，紧密地为社会改革服务。
　　费老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已经超出“社会学”的范围，既表现出深邃的历史眼光，又具有哲学的思辨性。给我感触最深的一例，是他提出的由“生态格局”到“心态秩序”的重要命题。
　　费老一生的研究，他自己用最通俗的语言，叫“志在富民”；用学术的语言，他使用“人文生态”这个概念，也就是研究人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问题，人和人共同生存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之上，费老想的更深更远。他从我国前辈社会学研究者潘光旦那里得到启发，十分赞赏中国古代儒家在《中庸》中阐发的“位育论”，费老进一步加以解释说：“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遂其生。在全球性的大社会中要使人人能安其所、遂其生，就不仅是个共存的秩序而且也是个共荣的秩序。也就是说不仅是个生态秩序而且是个心态秩序。”（同上书，P309）
　　“心态秩序”，是费老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发端于1990年前后。费老曾这样说过这段思想经历：“在前年（按：指1990年）国外的朋友在东京为庆祝我80岁生日而召开的讨论会上，我说当前人们已经迫切需要共同认可和理解的价值体系，才能继续共同生存下去。并且预言21世纪由于这地球上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工具的迅速改进，互相反应的频率越来越高，集体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原有的可以互不相干的秩序，已经过时。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生态格局，而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都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同上）也就是说，这个思想产生于他将近完成多年功夫的小城镇研究前后，这是他对小城镇研究的一个思想升华，后来就演化为“文化自觉”的思想。
　　关于文化自觉
　　费老从1997年前后比较多地讲到文化自觉问题。2002年12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此为题，在香港举行了大规模的国际研讨会，费老为大会致了辞，并发表了《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可以看作是一个小结。
　　费老所说的“文化自觉”，我以为有两层意思。第一，就其内容来说，是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演变。费老说：“人文学科就是要以认识传统文化及其演变为目的，也就是我常说的‘文化自觉’”。（《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群言出版社2007年版，P208）费老本人，实际上就是这样做的一个典范。例如他对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研究，前面提到的《中庸》的“中和位育”思想，还有对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阐发和研究等等，都值得专门加以研究讨论。第二，就其时代使命来说，费老强调学者是要有文化比较的意识，努力开拓中华文化的价值，为世界作贡献。将以上两层意思结合起来，就是那段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费老的“文化自觉”思想，在1997年前后谈论的比较多，我以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一年党的“十五大”召开，党中央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做出了全面部署，确立了跨世纪发展宏图，提出了在新世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费老后来说：
　　自1936年江村调查至今60多年来，我始终围绕这个愿望（按：指“志在富民”）在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理解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人文世界，以期参与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使中国人民逐步进行现代化的时代，能以平等地位加入世界各国的行列。直到1997年我感到实现和平和公正的世界的早期愿望已走上了逐步成为事实的路子，这条路子实际上是历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天下大同”早就是中国文化千年求索的目标。（同上，P207）
　　也就是说，费老觉得自1997年，中国已经开始走上一条奔向小康社会的开阔大道。而这时费老开始关心“心态秩序”，他用“文化自觉”的概念来表述。
　　从国际政治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也是在1997年，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书中指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P353）这段话具有深意，它恰恰说明了，当21世纪来临之际，世界上不同的文明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文明“文化自觉”的重要。费孝通先生不仅在1990年就提出“各美其美”的主张，而且将其看成中国走向富裕之路以后必然要认真对待的问题，这种思想是极具世界眼光的。
　　费老论文化自觉，是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自觉联系起来。他一直提倡，中国人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和它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而知识分子，要担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这个历史使命的完成，不是喊空口号，而是脚踏实地的去做，费老用一生的心血，实践了这一点。他走过之路所盛开的玫瑰，今后会开放得更加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