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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佛教文化》序
傅璇琮
徐剑飞同志撰写的这本《鄞州佛教文化》从鄞州佛教的发端写到近现代，将近二十万字，时间跨度1700多年，经历的朝代有两晋，隋，宋元，明清和近现代，几乎概括了鄞州佛教发展的全部历史，是目前为止记述鄞州佛教最为详细的一部专著，为此作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更为难得的是，作者为了避免大多数佛教著述艰涩难懂的痛病，利用曾经从事过文学创作的优势，用散文的笔调来写佛教文化的历史，通篇文笔机智，幽默风趣，可读性很强。正如前辈学者曹厚德先生在繙阅此稿后，特在文稿的扉页上赞云：“史料详实，行文流畅，百读不厌，传世之作”。曾经编写过《鄞县志》的金儒宗先生也曾通阅全稿，认为“文学笔法浓郁，许多地方用词很诙谐，很有趣，可读性强。”
我也有同感。我觉得这部著作在整体结构与行文风格上确有此特色，因此我趁撰序时机介绍作者的写作行迹与成果，供读者更便于赏识、鉴读此书。自去夏起，我与鄞州区文联合作，参与《三字经》修订版的编篡工作（此书后于今年4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又代表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与鄞州区文联共同建立“王应麟学术研究基地”，参与王应麟著作集成的编纂。正因此，我与鄞州区文联接触较多，今就我所了解，特向读者介绍徐剑飞同志的写作行迹。
徐剑飞同志出生在一个农村小知识分子家庭，曾经当过乡镇干部和县级机关的秘书。上个世纪八十年后期鄞县编修县志时，被抽调到县志办当编辑，是县志办唯一的女编辑。五年后县志编纂完毕，与县志办的同事一起创办《鄞县日报》，也就是现在的《鄞州日报》。在报社先是当记者，当时《鄞县日报》许多有份量的通讯和特写等体裁的文章都是她的手笔。后来当记者部主任，再后来担任鄞县日报分管新闻业务的副总编。前几年就调到鄞州区文联任副主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改革开放开始实施阶段，文学创作的热潮在中国普遍掀起。二十刚出头的徐剑飞同志也是在那个时候加入这个行列的。她一开始便选择了短篇小说这个文学门类，处女作在当时的《鄞县文艺》上发表，第二篇小说又马上刊登于省级刊物《东海》上，而且获得了1981年宁波地区唯一的优秀短篇小说奖。以后又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后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她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写东西，如果把工作职责范围内的新闻稿和偶尔付诸于报刊杂志的生活散文排除在外的话，差不多有将近廿年时间没动过笔了。
四五年前，徐剑飞同志从节奏快捷的报社调到文联机关工作，后者相对悠闲的工作环境再次激发了她的写作热情，其间她写了十几篇读书笔记和地域文化散文，其中《韩岭：一个神奇的村庄》和《大嵩滨海平原垦拓史》两篇文章都是以整版的篇幅刊登在《宁波晚报》的《三江人文讲坛》上的。大概就是从那时起，地域文化的写作便成了徐剑飞同志重新执笔后选定的目标。作为地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徐剑飞同志大约有感于既历史悠久，又博大精深，即于两年前涉足于此，这应该也是鄞州佛教研究难得的机缘。
我通阅《鄞州佛教文化》，感到此书有两大特色。第一特色是不限于佛教教义与宗派迁变，而着眼于文化阐释，并就鄞州区的特殊地域文化背景，探索佛教文化与宁波浙东文化交融一起，互相依存与发展，成为宁波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全国范围来看，鄞州佛教发端的时间不是特别早，开先河的阿育王寺创建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天童禅寺是在18年后的西晋永康元年（300）开山的，而当时西晋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仅洛阳和长安两地就有寺院180所，僧尼3700多人。这虽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全信，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出《三藏记集》卷十三）。之前的三国时期浙东地区已有寺院十余所，其中普济寺、五磊寺和吉祥寺即属现在的宁波。但除了普济寺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恢复重建外，其余两所早已废圯，不过普济寺现有的规模和影响远不如鄞州的天童和阿育王两寺。虽然鄞州佛教发端历史不是最早，但到目前为止，宁波地区最有影响的两大寺院都在鄞州境内，那就是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如果追溯一下历史，七塔寺、延庆寺、观宗讲寺等许多名刹，历史上均属鄞县范围，都为谱写鄞州佛教曾经有过的辉煌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名寺大德相互辉映，这是规律。鄞州几大寺院能够历经千年风雨的洗涤，依然耸立在这方土地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繁荣，愈来愈有价值，与历代高僧大德悉心弘扬传承是分不开的。百丈怀海，四明知礼，宏智正觉，大慧宗杲，大觉怀琏，长翁如净，密云圆悟，木陈道忞，寄禅敬安，谛闲，圆瑛……每一位都是中国佛教史上重量级的人物。特别是近代，鄞州又成为中国佛教中心之一。天童寺方丈寄禅敬安于民国初期的1912年被推举为新成立的中华佛教总会会长。他又是著名诗人，作有1900多首诗，后人评价其成就在唐代著名诗僧寒山、皎然之上。圆瑛后也以天童寺方丈的身份于1929年当选为中国佛教会首任主席，在职期间创设有开元慈儿院、华北五省旱灾筹赈会等慈善机构。
本书的另一特色，是详细记述鄞州佛教文化对外活跃交流。鄞州地处滨海之地，历史上一直是重要的商贸与文化交流口岸，极为发达的佛教文化也由此成为对外文化邦交的主要内容之一，对我国周边的国家，如日本和朝鲜半岛等的佛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日本，为吸收优秀的中国文化，不断派遣唐使入唐。遣唐使走南北二路，南路的到达点为苏州、扬州、明州、楚州等接近长江口的地区。日僧大多搭乘遣唐使船舶和唐商船从明州入唐，入唐日僧的最大目的在于求法，他们一到唐土，历访高僧，学习新教，力求带回新的法门回日本传播。唐代的佛教中心在长安，日本使团往来长安的交通航路，在明州港上下岸要比在山东半岛的登州港或莱州港进出距离为近，又可利用大运河水运。这使明州成了日僧入唐和返日的落脚点，并使唐鄮县的佛教与日僧有了接触交流的机会。与此同时，不少唐代僧人转道明州往海外弘法，比如大名鼎鼎的鉴真和尚。在这过程中，鄞州佛教也开始对外传播。
这样的交流和接触到了宋代达到了鼎盛。宋高宗时，为了管辖海外贸易，在秀州华亭县（今松江）设市舶司，统辖临安（杭州）、庆元（明州）、温州、秀州和江阴军五个市舶司。到庆元元年（1195）其余4个市舶司先后撤销，只保留了明州一处，明州由此成为中日往来的惟一港口。当时入宋日僧大多为参禅求法而来，而禅宗名刹几乎全集中在江南地区，“天下禅宗五山十刹”中的鄞县天童禅寺和阿育王寺便成为入宋日僧最先熟悉和最早住过的禅院。据《天童寺志》、《育王山志》、《鄞县宗教志》记载，两宋期间，来鄞参禅求法的日僧共计22批次，鄞县僧人应邀赴日弘法8批次至多，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盛事可谓频繁。频繁的佛教文化交流，不仅扩大了鄞州佛教在海外的影响，也极大地推动了宁波浙东地区与海外诸国其他文化与经济的交流。
我虽多年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但对佛教史未有深入、具体研究；我虽与王应麟同为鄞州五乡碶人，从小在宁波长大，父母对佛教甚为信仰，但我对鄞州佛教传播、发展也并不熟悉。这次遵嘱为本书作序，连续读了两遍，甚受教益，也对宁波文化的底蕴深厚益增缅怀之情。谨作此短序，就教于我们宁波同乡。
2008年冬，于北京六里桥寓所
（作者为原中华书局总编辑，现任清华大学古典文献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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