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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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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佛经翻译对文学的影响
  佛教的传入与佛经的大量翻译 文人与佛教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想象世界 的丰富 故事性的加强 四声的发现词汇的扩大 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大约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建了佛教。“汉哀帝元寿 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中国佛教初传的历史坐标。大约东汉明帝永平八年(65),传说明帝梦见金神,于 是遣使臣到天竺(今印巴次大陆一带)求法。永平十年(67),史传天竺僧人 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四十二章经》及佛像到达洛阳,明帝以礼相迎。东 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大月氏僧支谶到洛阳弘佛,后译出《道品行经》等, 大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建和二年(148)安息国僧人安世高到洛阳 弘法,数年后译出《人本欲生经》等,小乘佛教经典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此后, 在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译成中文,出现了支谦、康僧会、竺法护、 道安、鸠摩罗什、法显、佛陀跋陀罗、昙无谶、求那跋陀罗、菩提支流、真谛等 众多的翻译家。其中竺法护共译佛经159部,鸠摩罗什共译佛经35部,成绩 尤为卓著(据梁僧佑《出三藏记集》统计)。在北魏末共流通佛经415部,1 919卷。这些佛经中有许多是印度或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翻译的,在翻译过程 中彼此切磋,不仅是思想的交流也是语言文字的交流。许多佛经的译本具有文学 性,如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佛陀跋陀罗译《华严经》。除以上所举译经的 名僧外,慧远和达摩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影响也十分重大。
  佛教的传入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在当时引起了震动,其震动所波及的文化领 域(思想、政治、经济、文学、绘画、建筑、音乐、风俗等)和阶层(从帝王到 平民)极其广泛。仅从佛寺的修建情况,就可以看出佛教影响之大。今存的古寺 名刹中有许多是建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如甘露寺、灵隐寺、云冈石窟、少林寺、 寒山寺等等。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八万二千七百馀人;仅建康(今南京) 一地就有大寺七百馀座。北魏末,寺院约三万馀座,僧尼约二百馀万人(见唐法 琳《辩证论》卷三、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一二○)。北齐一朝,在僧官管辖下 的僧尼就有二百多万人,寺院四万馀座(见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 这么多的古寺名刹、石窟摩崖,充分证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盛况。再从佛 教与政治的关系方面来看,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尤其笃信,曾四 次舍身入寺。东晋名僧慧远与许多权要都有来往。北朝虽然有禁佛事件,但总的 看来历代帝王还是扶植佛教的。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已经为魏晋南北朝文学营造 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土壤。
  文人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值得注意。相传曹植曾为月氏人支谦详定所译《太子瑞应本起经》。又游东阿鱼山,忽闻岩岫里有诵经声,清通深亮,即效而则之。 “今之梵唱,皆植依拟所造”,世称鱼山梵呗(《异苑》卷五)。谢安“寓居会 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 《晋书?谢安传》)。支遁(字道林)也是一位诗人,今存诗18首。他与许询、 孙绰、王羲之等都有交往。慧远在庐山与谢灵运、刘遗民、宗炳等许多文人有很 深的交往。谢灵运是一位笃信佛教并懂梵文的文学家,他受竺道生影响著《辨宗 论》,应慧远之请撰《佛影铭》,又撰《慧远法师诔》、《昙隆法师诔》、《维 摩诘经中十譬赞》。(梁)慧皎《高僧传》卷七《慧睿传》载:“陈郡谢灵运笃 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 叙》,条列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十四音训叙》是他参加佛经的 “改治”,向慧睿请教后所撰。张野也是“学兼华梵”(《莲社高贤传?张野传》)。 齐竟陵王萧子良于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在建康召集文士、名僧讨论佛儒, 吟诗作文,并造经呗新声。这件事对沈约等人开创永明体诗歌无疑起了催化的作 用,而沈约本人也是笃信佛教、精通内典的。著名的文学理论论著作《文心雕龙》 的作者刘勰曾“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馀年”(《梁书?刘勰传》)。编 撰《玉台新咏》的徐陵与智者大师交往密切。江总曾从法则受菩萨戒,后又曾栖 止龙华寺。杨衒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记述北魏洛阳佛寺,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品。
  关于佛教对文学的影响,还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考察:
  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既无 前世也无来世,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庄子说: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佛教带来了三世 (前世、今世、来世)的观念,因果、轮回的观念,以及三界、五道的观念。这 样就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想象世界也扩大了。人活着不但要考虑今世,还要考虑前世尤其是来世,今世的善恶是因,种下了来世 的幸与不幸是果。用因果报应的观念解释人世间的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 (刘义庆)、《冥祥记》(王琰)、《冤魂志》(颜之推)等笔记小说。维摩与 观音的形象在这时建立起来,并对后代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很值得注意。
  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并且流传到民间,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有的故事是直接来自佛经的,在这时的小说里改写为中国本土的故事,如(梁)吴均《续齐谐记》里所记“鹅笼书生” 的故事。有的是印证佛教思想的中国本土产生的故事,如上述《幽明录》等书中 大量的记载。南北朝时期,记载因果报应之类故事的小说大量出现,显然与佛教 有关。唐代的俗讲与变文,导致了中国白话小说的产生,则更证明了佛教的深远影响。
  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关于反切产生的年代历不有不同的说法,以颜之推所谓汉末说最为可信:“孙叔言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 (《颜氏家训?音辞》)这正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的事。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梵语的拼音法启发人们去分析汉语的声音结构,分析出汉语的声母和韵母,于是 产生了反切。而反切欲求准确,就自然会发展到对汉字声调的注意。四声的发现, 据文献记载,始自南朝宋代的周颙。但北齐李季节在《音韵决疑序》中已经说到: “平上去入,出行闾里,沈约取以和声之,律吕相和。”则似乎在此前民间已有四声之辨了。陈寅恪《四声三问》认为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转读有关,虽然有学者质疑,其细节是否确切尚待进一步考证,但从大的文化背景看来,这两件事情还是有一定联系的。
  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映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进入汉语,使汉语词汇丰富起来。其中有的是用原有的汉字翻译佛教的概念,使之具有了新的意义,如“因缘”、“境界”等。有的是外来语的音译词,如“佛陀”、 “菩萨”、“沙门”、“菩提”等。
  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 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很大关系,而佛教中关于真与空的观念, 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关于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文章来源:袁行霈版《中国文学史》第三编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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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救三道苦。惟愿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在世富贵全,往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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