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融诗歌中的儒、释互补思想

　　作者：王萍

　　唐代的文化发展模式是儒、释、道三教并重，各取其长，一方面激发了唐朝士子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他们空灵豁达、富于浪漫精神的人生境界以及艺术创造的丰富潜能。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期，华夏乱离的时代背景和偏安一隅的历史环境，导致了佛、道两教在江、浙两地的迅速传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被朝秦暮楚的顺时人格所替代，士子们纷纷皈依佛、道二教，希望通过宗教来缓释他们在乱世、衰世之下那颗难以平静的用世之心。唐代士子对于佛、道的喜爱，往往表现在喜欢寄身于寺院道观之中，但是晚唐的落魄文人，早已没有了盛唐时骚人空灵与优雅的闲情逸致，他们遁迹于此，往往是一种无可奈何的生存选择。

　　在佛、道昌盛的晚唐，隐逸声较之前代更高，这一时期的隐逸不再是谋求名利的“终南捷径”，心态似乎更加心灰意冷，隐逸似乎更加纯粹化，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方干、许浑、陆龟蒙等；另一方面，身在庙堂的宦途文人，因为要经受强藩称雄、阉寺专权、朋党斗争及科举失衡所造成的种种磨难，功名追求就如同一枕黄粱般虚幻，于是便形成了他们身在官场而心在江湖的“吏隐”生活方式。

　　吴融算得上是一个“吏隐”的代表人物。他的经历比较复杂，他曾经在兵火较少的洞庭湖畔隐居过较长时间，和处士方干、诗僧贯休来往密切。另一方面，他又和朝中权臣韩偓关系友善，曾加入韦昭度伐蜀之战；又因诗文写得好而受到昭宗的赞赏，被时人誉为“一代词臣”。在他身上隐、仕两种人格既分裂又融和，这里面既有在对皇权没有完全丧失希望前提下的儒家积极用世之精神；又有在佛教影响下，希望挣脱世俗名利的困扰，寻找生命自由的快感，最终达到心安理得的精神境界。

　　一

　　吴融有一首著名的《赠方干处士歌》：“不识朝，不识市。旷逍遥，闲徙倚。一杯酒，无万事。一叶舟，无千里。衣裳白云，坐卧流水。霜落风高忽相忆，惠然见过留一夕。一夕听吟十数篇，水榭林萝为岑寂。拂旦舍我亦不辞，携筇径去随所适。随所适，无处觅。云半片，鹤一只。”在这首诗里，诗人分明有一种“自我关照意识”，那就是心中所向往的佛教超逸旷达、闲云野鹤般的出世境界。而现实生活中，吴融的思想却比这首诗歌所透露出来的信息要复杂得多。

　　我们先来看吴融诗歌中的儒家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对唐末严酷的社会现实的关注。比如他主张以诗歌创作干预时政，强调诗歌的教化功能。他在《禅月集序》中说：“善善则颂美之，恶恶则风刺之”，认为“君子萌一意，出一言，亦当有益于事。矧极思属词，得不动关于教化？”他的《金桥感事》有感于唐昭宗时期的战乱，以太行山雄伟壮观的景色开头，“太行和雪叠晴空，二月郊原尚朔风”，景色的壮美更加衬托出诗人心中的悲凉，从而为后面的“感事”渲染气氛。颔、颈两联，一连串用了“饮马”、“射雕”、“百年”、“五利”四个历史典故，委婉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认识和感叹。尾联“日暮长亭正愁绝，哀笳一曲戍烟中”，寓情于景，诗人感慨世事无常，只有在夕阳西沉，长亭遥对，哀笳一曲，戍烟四起的凄凉背景下，独自忧愁、感伤。

　　“国朝能为歌诗者不少，独李太白为称首。盖骨气高举，不失颂咏讽刺之道。厥后白乐天讽谏五十篇，亦一时之奇逸极言。”（《禅月集序》）吴融赞赏李白、白居易诗歌有讽刺之义，风格高举奇异。他的《卖花翁》：“和烟和露一丛花，担入宫城许史家。惆怅东风无处说，不教闲地著春华。”抨击贵人们的豪华奢侈、贪得无厌的本性，较之白居易的《买花》更加有力度。他述志忧世的《风雨吟》，通过“姑苏碧瓦十万户，中有楼台与歌舞”、“官军扰人甚于贼，将臣怕死唯守城”，以及“又岂复忧朝廷苦，驰慢中官转纵横”等句，谴责了亡国在即而只知享乐甚至掠夺人民的官兵和宦官纵横、兵连祸结的社会现实，其儒家思想中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彰显其中。

　　面对晚唐严酷黑暗的社会现实，诗人经常是“端然拖愁坐，万感丛于心”（《风雨吟》），但是“惊时感事俱无奈”（《重阳日荆州作》），在那个杀伐四起、人命危浅的乱世、衰世，一个人苟活还来不及，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于是诗人在心情烦闷之时，纵然“长怀丈夫志”，却也“只有闲横膝上琴，怨伤怨恨聊相寄”。（《风雨吟》）

　　二

　　儒家倡导仁民爱物，佛教主张慈悲为怀。儒者往往会与佛门结下十分深切的关系。吴融就是如此。

　　晚唐社会混乱，政治黑暗，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党争激烈，阶级矛盾尖锐，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诗人心灵普遍被蒙上了一层压抑苦闷的阴影，敏锐、纤细、多愁善感的心里常有一股莫名的悲哀。“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于是他们转而在对外界自然物象的观照中，平息自己焦灼郁闷的心情。

　　吴融的诗歌创作形式多样，各类体裁都很擅长，而其中以写景、咏物之作最能体现其艺术特色。吴融存诗三百余首，而其中咏物、写景之作就占三分之一强。诗人在面对自然景物时，只求泯灭情感欲念，回归本然清寂之性；不再为理想的失落与幻灭而苦恼，只期获得身心的自由与安定。“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诗人把诗的审美情味与禅的神学领悟紧密结合，从而发现散落在其间的人性的光辉。

　　就拿牡丹来说，从唐代起，人们有了欣赏牡丹的喜好，若论品种，以颜色重的为好，尤其是紫色与红色的牡丹。而在吴融的笔下，却屡屡给了白牡丹若干特写镜头。如《僧舍白牡丹二首》：“天生洁白宜清净，何必殷红照洞房。”“侯家万朵簇霞丹，若并霜林素艳难。合影只应天际月，分香多是畹中兰。”《红白牡丹》：“不必繁弦不必歌，静中相对更情多。殷鲜一半霞分绮，洁澈旁边月飐波。”此外，梅花在唐代并未引起太多关注，而吴融的笔下却常常出现梅花素雅馨香的身影。如《灵池县见早梅》：“小园一日见寒梅，一寸乡心万里回。”《旅馆梅花》中的“清香无以敌寒梅”等。从富贵艳丽的紫、红色牡丹到素雅恬静的白色牡丹，再到清新淡雅的梅花，我们不难发现，晚唐诗人的审美心理与审美趣味正在悄悄地改变，在禅宗的影响下，心态与趣味逐渐地平淡化。

　　吴融写景多取材于江南景物，这与他早年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更与他在佛教思想影响下，向往静谧、恬淡的生活方式有关。如《花村六韵》：“地胜非离郭，花深故号村。已怜梁雪重，仍愧楚云繁。山近当吟冷，泉高入梦喧。依稀小有洞，邂逅武陵源。月好频移座，风轻莫闭门。流莺更多思，百啭待黄昏。”清丽自然，平淡疏野，音节圆美，语言平易，在极为平常的生活之中透露出来盎然的生趣。他喜欢写静景、秋景和夜景，偏重静谧的生活感受。这是因为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受伤的灵魂需要安慰；半生奔走官场，疲乏的神经需要休息；晚年佛教思想浓重，渴望归隐，诗歌便担当起缓释心灵的工具。佛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吴融说：“南北东西似客身，远峰高鸟自为邻。清歌一曲犹能住，莫道无心胜得人”。（《云》）一方面，心性如同蓝天上的白云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碍；另一方面，心性亦如净瓶中的清水一样澄明透彻，洁净无染。吴融的写景、咏物类诗大多进入了“云在青天水在瓶”的境界，出入于理与事之间，圆融无碍，灵根透脱，随缘委化，一任自然。

　　晚唐怀古咏史诗大盛，作家辈出。怀古咏史诗是以古今之盛衰对比来凸显历史与现实的悖谬，从而引起历史的沉思。其作者大多注重现实关怀，为历史使命感与现实责任感促使而进行创作。吴融《华清宫四首》以组诗的形式，以时间为线索，以安史之乱为界，每一首诗都以一个鲜明的今昔对比来结束，这样一方面批评、讽刺统治阶级荒淫误国，一方面从事物的迁流变幻来体现世事无常，转瞬之间，一切都归于空，于是诗人总结出是非得失、成败兴亡、荣枯盛衰都是毫无任何意义可言的。再如《废宅》：“不独眼前凄凉事，咸阳一火便成原。”《题延寿坊东南角古池》：“繁华自古皆相似，金谷荒园土一堆。”《题扬子江亭》：“扬子江津十四经，纪行文字遍长亭。惊人旅鬓斩新白，无事海门依旧青。” 吴融的怀古咏物诗都以“空”观来作结，这既是晚唐动荡的现实在诗人心中的投影，同时也是佛教对受苦受难人们心灵的解救。

　　晚唐时代，灾难唤醒了人的价值感，“人的觉醒”使诗人们的诗歌因为加入了个体独特的生命体验而绽放出丰富的心灵色彩，同时人的价值却又在灾难中丧失殆尽。面对永恒的自然更加反衬出人生的短促，“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巨大的空间感逼出怀古主体的渺小。在一幅幅今昔对比的画面中，读者不难感受到诗人面对时代的沧桑和人世的轮回时的哲理思考与审美观照。怀古咏史诗正是诗人“人的觉醒”意识最好的体现，而晚唐诗人怀古咏史诗却因有佛教思想的渗透，从而呈现出更丰富的内涵。这里面既有诗人的用世之心，更有超脱现实的疑世、出世、遁世的复杂心理，这些作品正是文人思想中兼济与独善、儒释道思想兼有的产物。而其中所反映出的“理性的思考”更难能可贵地反映出晚唐诗人在天下汤汤的现实下，并没有一味颓靡下去，而是用理性精神去关注现实，反思历史，并把自己的反思判断表现出来。吴融的怀古咏史诗，往往不着眼于个人命运、个别事件，而更多地是从事物的规律、本性上来思考问题，进而发出感慨。这一方面表现了诗人是在饱经坎坷、备受艰辛的人生体验下，对佛理禅意的信解，另一方面因为深契佛理，所以对世事人生有了比一般人更深的感悟和更多的感叹。

　　《中国宗教》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