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与桂林》的序和自序

　　去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我的一个同窗合著的一部小书——《鉴真与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德高望重的教授、著名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钟文典为它作序，下面是这篇序的全文，以及本书的自序。欢迎批评。

　　序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 钟文典

　　提起“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谈起“鉴真东渡传法”的历史，则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若是问及鉴真和尚在桂林的往事，知道的就更少了。因为经过作者吴承恩超乎寻常的想象和出神入妙的描写，于是《西游记》得以妇孺皆知，而唐僧的故事也就不胫而走；但鉴真和尚没有这种机缘。现在，祝仁和洪济同志撰写的《鉴真与桂林》即将出版，为我们了解鉴真提供了方便。

　　唐僧玄奘（公元600－664年），俗姓陈氏，河南偃师人。15岁出家从佛学。以东土诸师宗途各异，圣典亦有隐显，不知所从，于是发心周游西域，历时17年，行程5万里，历经我国新疆至中亚各地，并在印度主持盛大法会，所论为各国与会数千僧众认同。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携带佛经600多部回到长安，在唐王朝的支持下，组织僧侣、学人，经过19年的努力，翻译佛经1335卷，并把历经110多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和见闻，写成《大唐西域记》。

　　鉴真和尚（公元688－763年），俗姓淳于，江苏扬州江阳县人。14岁出家，受戒后即游学洛阳、长安各地，究学三藏，尤其是律部经典。公元742年（天宝元年），应允日本朝野邀请，东渡传法，前五次或因天时恶劣，或以人事不谐，皆以失败告终，直至公元753年（天宝十二载）第六次东渡，几经波折，终于抵达日本九州，旋至日本国都奈良，受到日本天皇和众多僧侣的欢迎。当时，鉴真已经双目失明。他为日本天皇、皇室及众多僧侣授菩萨戒，并给日本带去中国先进的建筑、医药、典籍等知识和工艺品，被尊崇为日本律宗和医药始祖。

　　玄奘和鉴真，同是我国盛唐时的著名高僧。他们一个西游取经，一个东渡传法，都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为我国伟大的文化外交使者。

　　至于鉴真与桂林的一段历史，那是在他第五次东渡失败，坐船被大海的风浪刮至海南崖州，后经广东入广西，于公元750年（天宝九载）夏到了桂州（今桂林），在开元寺住了一年，与桂林的僧侣讲经论法，并为州官和士子们授菩萨戒，受到官绅和百姓的欢迎，也给桂林的历史文化添上浓重的一笔。可惜史籍记载十分简略，流传开来的就更加稀少。至为可嘉的是，祝仁和洪济同志为了写好《鉴真与桂林》，尽其所能，穷搜苦索，终于找到了迄今中外关于鉴真最有代表性的文献史籍，并且咀嚼揣摩，融汇贯通于书稿之中；而尤为称道的是，作者“把历史文化名人珍藏心中”的情感十分真挚，感人至深。为了歌颂鉴真的伟大精神，让大家了解鉴真这位盛唐高僧与桂林的历史，作者介绍了唐代社会与当时桂林的情况，讲述了鉴真东渡传法的历史、经过，叙说了他在日本的活动和影响，还附录了有关鉴真的权威史料、简略年谱。这就有助于我们从鉴真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中了解历史，认识这位为中日文化交流构筑了友谊之桥、并与桂林有缘的历史文化名人。它比任何有形之桥更富含义。祝仁和洪济同志嘱为《鉴真与桂林》写序。我对此知之甚少，岂敢云序，汇报一点粗浅的读后感而已。

　　《〈鉴真与桂林〉自序》：把历史文化名人珍藏心中

　　桂林是闻名全球的风景旅游城市，其最经典、最负盛名的自然景观是以“三山两洞一条江”（象鼻山、伏波山、叠彩山，及七星岩、芦笛岩和漓江风光）为代表的桂林山水。

　　桂林又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以靖江王城、王陵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代表的众多人文景观和一大批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在这些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中，既有本地土生土长的饱学之士，如曹邺、曹唐、石涛、陈宏谋、王鹏运、况周颐……又有历代贬谪、调任、仕宦及旅居桂林的文化名流，如颜延之、褚遂良、张九龄、鉴真、李商隐、黄庭坚、范成大、袁枚、阮元、孙中山……这些人文景观、文化名人融入桂林山水，构成了悬殊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旅游文化景观，丰富了桂林这座独特的小城，提升了它的文化品位和旅游品位。

　　有一组数据似乎可以用来证明古代桂林在文化方面的与众不同：在清代267年之中，全国总共产生了114位状元，而其中桂林籍的就有4位；要知道，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因为，整个清代，除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四省之外，只有直隶、福建两省能够与桂林同列，至于湖北、江西、湖南、广东及其以下诸省都在桂林之下。可以说，桂林以区区一府之力居然能做到和省为单位者相抗衡且在大多数省份之上，这不能不说是个异数，更何况桂林的4位状元中还涌现出了一位极其罕有的三元及第者。窃以为，桂林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它的教育文化长期以来较为兴盛，而教育文化的兴盛，则又与它拥有众多的文化名人和适宜文化名人活动的氛围有关。

　　名人因山水而传扬，山水因名人而彰显。千百年来，在桂林这块热土上，名人、山水、名城，三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构成了这里历史文化名人和山水景观融汇发展的特殊篇章。桂林，没有纯而又纯的所谓“自然景观”，即使是江河、溶洞、山峦、草木，只要是呼得出名号者，无不与历代文化名人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分；而桂林的所谓“人文景观”，说到底，就是历代文化名人与自然景观共存共荣的“积淀”。似乎可以这样说，桂林的旅游品位主要由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所构成而锁定，如果这些历史文化名人的业绩与精神湮没了，桂林就会失掉独特的光彩，甚至，桂林人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也将随之淡薄，以至丧失。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先生在一篇题为《怀念鲁迅》的文章中说过一段让人怦然心动、永志不忘的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命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据此，我们不知是否可以如是说：我们应该把历史文化名人珍藏心中，我们应该诱导我们的后代把历史文化名人珍藏心中。这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城市能够得以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子。

　　鉴真（公元688-763年）就是值得珍藏我们心中并与桂林关系十分密切的一位声名显赫的历史文化名人，我国唐代佛教界中能够与玄奘齐名的大德高僧。他55岁（公元742年）那年，应日本国政府的邀请，决意东渡赴日传法，历经六次东渡，五次失败的十二年波折，屡仆屡起，以至双目失明，而其意志和决心毫不动摇，终于，在第六次航海中获得成功，实现了赴日传戒的宏愿，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友谊谱写了动人心弦的篇章。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鉴真是一位经得起历史长河淘洗的中华文化伟人。与鉴真同时代而年纪稍轻的日本真人元开为他留下了煌煌史章——《唐大和上东征传》，我国唐代史学家李肇作《唐国史补》、宋代佛教史学家赞宁作《宋高僧传》，也都记下了他当年的光辉业绩。延至当代，日本著名学者安藤更生的历史传记《鉴真》、著名作家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薨》等有关著作，不仅叙述了鉴真大师的生平以及他同他的弟子们不畏千难万险把佛教戒律传播到日本，而且把我国古代的建筑、雕塑、绘画、书法及医学、农业、文学等各方面的文化知识带给日本，将当时的中日文化交流推向了历史的新高峰。

　　我国鉴真研究权威孙蔚民先生认为，在世界佛教史上，鉴真将律宗传到日本的业绩，只有古代天竺的菩提达摩在中国开创禅宗可以与之相比，鉴真对于日本佛教事业的影响，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日本人民世世代代深深怀念着鉴真，鉴真在日本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鉴真以其深邃的佛学理论、虔诚的宗教信仰、渊博的个人学识和崇高的意志品德，以及用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来全身心投入其认定事业的精神，受到了历代日本朝野和人民大众的尊崇。他们把鉴真及其弟子的事迹写成书，拍成电影、电视，让其在日本社会和人民中间广为宣传，他们把鉴真当年在日本参与修建并开展法事活动的唐招提寺等一批古建筑定为国宝级文物，供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共同瞻仰。

　　桂林是鉴真的福地。鉴真及其弟子第五次东渡失败后，从海南岛辗转流落到达桂林，在桂林休整了一年，而后第六次东渡，终于获得成功。除了他的家乡扬州之外，桂林是鉴真东渡期间居住最久的一个城市。他的到来，给桂林带来了唐代中都大邑开放自信的胸襟和新鲜清爽的人文空气，有力地推动了桂林宗教文化的发展。桂林官民则以前所没有的热烈和隆重欢迎了鉴真。鉴真当年在桂林下榻与活动的主要场所——开元寺的故地尚存，至今，寺内的舍利塔依然耸立在当年的故土之上。鉴真在桂林的往事，是一段值得我们去熟悉、去传播、去珍藏的珍贵史实。

　　今年，是鉴真东渡成功到达日本1250周年和他圆寂1240周年，又是中日两国建立邦交3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世界级文化名人与桂林的关系，我们主要根据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安藤更生《鉴真》和我国鉴真研究专家孙蔚民先生的《鉴真和尚东渡记》，再结合我们所能收集得到的我国其他关于鉴真、关于唐代桂林的典籍史料，撰写了《鉴真与桂林》这本小册子，以缅怀鉴真在桂林的史迹，以介绍盛唐时期桂林的社会文化风貌，并以此献给一切钟情桂林这方山水和文化的各界人士。

　　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是现有中外文献典籍中距离鉴真大师时间最近、记载得最为翔实的史料，在我国流传不广。由于我国有关鉴真的材料奇缺，为了免于读者在进一步细读时的搜寻与检索之苦，我们特将此文作了标点，连同其他一些读者不太容易见到的关于鉴真的史料一并作为附录置于本书之后，仅供参考。

　　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乃至差错，敬请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