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平(浙江大学哲学系)
　　一
　　佛教是对中国文化发生本质影响的一种外来宗教，根据传统的说法，约当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其东渐之初，中国人视之为道术，而佛徒亦吸取儒、道哲学的概念以格佛义。魏晋以降，士林风气大变，好清谈，薄名利，崇尚清虚玄远，佛教义学亦为清谈之资。东晋时般若学的特别发达，实与这种风气有内在的本质联系。当时南方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尤以建康、会稽两地最为重要。而浙江的佛教，自东晋以后一直非常发达，实为全国的佛学中心地之一。
　　东晋时与浙江有重大关系的著名佛教人物首先是支遁。支遁（314—366）字道林，陈留（今开封南）人。南渡以后，即主要活动于浙东一带。尝隐居余杭山，沉思《道行般若》。出家以后，每至讲肆，善标宗会，一时清谈名士如谢安、殷浩、许询、孙绰等等皆与结方外之好。支遁所处的时代，既为玄学蔚为风气之时，又为般若学特别繁荣之际，中国僧人竞相发明般若玄义，衍为“六家七宗”，而支遁乃为其中“即色宗”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时又有竺道潜（286—374），山东临沂人，南渡后即隐居于浙江剡县，擅长《大品般若》，是当时般若学中“本无异宗”的代表人物[1]。支遁与竺道潜同时亦都长于清谈，对老、庄哲学持有独到见解，故多与名士相接，为推动南方佛教的整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南朝时期浙江佛教的繁荣，就其渊源而言，实与支遁等人的大力提倡及南方学术风气的一般性格有关，故在整个南朝时期，浙江不仅代有高僧，且居士佛教亦开始兴起，如谢灵运、沈约等人，可谓居士佛教之最早的代表人物。如富春（今富阳）的僧旻（467—527），为南朝齐、梁时代的著名高僧，与智藏、法云并称为“梁代三大法师”。这一切都为隋唐时期佛教的全面繁荣准备了前提。
　　隋唐以后，佛教在整体上进入繁荣发展的成熟时期，浙江佛教尤为兴盛，不仅寺庙林立，高僧大德不遑细书，且开创了众多的佛教派别，在中国佛教史上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隋时由智顗（538—598）所创立的天台宗，是中国第一个大乘佛教派别，其五时八教之教判及止观双修等基本学说既是对南北朝以来南北地不同学风的统会与重建，更对此后中国其它佛教派别乃至道教、儒学等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智顗又特重各种忏法忏仪的制定，又专为《观音玄义》，对中国佛教中观音崇拜的普及与发展亦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隋时成立于浙江的另一重要的佛教宗派是三论宗。三论宗的实际创立者吉藏（549—623），尝居会稽嘉祥寺达15年之久，故世称为嘉祥大师。由于他的倡导，《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三论”之学一时成为显学，而浙江则为这一显学的中心地，如金华永安寺的旷法师、杭州天竺寺的真观法师等，均为传播三论之学的一代名僧。隋炀帝时，于西安置日严寺，请吉藏居之，三论之学随之而北传，于唐代则更有进一步发展。
　　唐代为佛教获得充分发展的鼎盛时期。继天台、三论以后，各种宗派竞相成立。法藏（643—712）实际开创了华严宗，但真正能深明法藏学说而使华严宗发扬光大并在学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澄观。澄观（738—839）为绍兴人，历唐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诸朝，皆备受礼敬，号为“清凉国师”，亦被华严宗尊为“四祖”。道宣（596—667）是浙江长城（今长兴）人[2]，他既是伟大的佛教史家，同时亦是南山律宗的开创者。及至中唐时期，禅宗开始兴起，并盛行于晚唐五代及两宋。禅宗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以其不立文字、直指心源的简易直捷之性格实有契于中国文化之心灵，故自其成立之初即形成风吹草偃之势。其时浙江禅学可称极盛，仅《五灯会元》一书有明确记载的浙江籍或住浙江各丛林的的著名禅师就有350多人，主要分布于今天的温州、台州、宁波、绍兴、杭州、丽水、衢州一带。慧能以后，禅宗分为五宗，而其中出于青原行思一系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其开创者均为浙江僧人。在其传承中，亦都有光大其宗门的著名高僧。唐宋时期浙江禅学之盛，实他处罕有其比。
　　入宋以后，除禅宗继续兴盛以外，天台宗及净土宗亦甚为发达。天台宗的研究乃为一时之风气，然由于对智顗学说存在着不同理解，宋代天台宗内部曾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所谓山家、山外之争。这次论争虽以山家派之正统地位的重新确立而告结束，但同时亦是天台宗本身之衰微的开始。南宋以后，该宗即趋于式微；元明以后，则实际与净土宗相融合，是所谓“教在天台，行归净土”。明代传灯大师及四大高僧之一的智旭（1599—1655，晚年居浙江孝丰灵峰寺）在对天台教观进行重新阐释与提倡的同时，亦都兼宏净土。
　　就浙江佛教在宋、元以后的整体发展而言，乃是以教（天台、华严）、律、禅、净的相互融会与共同发展为基本特色的，同时亦兼取儒家义理，主张儒佛不应相非，而应相成，这一点在明代的传灯大师及云栖袾宏（1535—1615）那里体现得尤其明显。梵琦（1296—1370），字楚石，象山人，被称为明代“国初第一等宗师”，亦是明代最早禅净兼摄的大师。云栖袾宏为杭州人，尝主持云栖寺40余年，既精研华严义旨，修持又兼禅净，阅三藏，注经典，精持戒，订规约，弘宗演教，修订法会与课诵仪规，为时所钦仰。他既被华严宗奉为第二十二世祖，又被净土宗奉为第八祖。
　　清代的佛教在整体上处于衰微的状态，然清初有杭州大觉寺受登（1607—1675），弘传天台教义30余年，又有天竺寺续法（1641—1728），杭州人，专阐华严，门下弟子众多。受登与续法均为清代的佛学大家。清末以来，佛教出现复兴气象，而浙江又走在前列。其中最有影响的当推太虚大师（1890—1947）。他一生精研佛教各宗学说，办杂志，创学苑，周游亚洲及欧美各国，致力于佛法的推广与弘扬；同时又关注现实，宣传抗日，倡导世界和平；既为佛教界领袖，又为世俗所钦仰。谛闲（1858—1932），黄岩人，是近代唯一专弘天台教观的一位大师，其弘法40余年，度众10余万，在近代佛教史上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弘一法师（1880—1942）更是一位带有传奇性的人物，他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以后，持戒极其精严，专以弘扬南山律宗为务，曾创设“南山律学院”，并主张念佛不忘救国。弘一可称为中国近代以来南山律学的最后一位大师。
　　二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宗教的发展是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动相连结的，因此宗教的发展本质上即体现为一种呈现于社会历史宏观运动之总相的历史过程。但宗教的自身特点又决定了其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的自身价值及其自身的历史发展形态，因此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的一般研究并不能替代宗教本身的研究。反观浙江历史上发达的佛教文化，尽管其形态各异，并且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亦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但其整体的共相特征仍然明显。基于宏观的历史考察，我们尝试对浙江历史上的佛教文化之整体特征作一概括性描述。
　　1．浙江佛教形式多样，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基本态势，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充分显现出各形态自身内容的丰富性。
　　永嘉南渡，社会经济重心首次南移，北方士族大量流寓南方，客观上促成了南北文化之交融，亦为佛教在浙江之发达的重要契机。从历史上来看，浙江佛教之繁荣正始自东晋时期。在整个南北朝时代，佛教发展的一般趋势是在保持其自身信仰系统及其义学系统之完整性的同时而实现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会贯通，因此一方面是原始经典的大量传译，另一方面则是义理诠释的高度发达，而其诠释的基本态势，则是使佛教这一原本为异域的宗教逐渐消解其异域特性而汇入于中国本土文化之流。在这一印中文化之不同视域的充分融合过程之中，浙江不仅开始了其佛教繁荣的历史，而且为佛教的这一中国化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般若学的发达固然为东晋佛教之繁荣的基本特征，而以吴兴、会稽、剡山、天台等为代表的浙江诸地，正为当时般若学繁荣的中心地域之一；值得重视的是，东晋之般若学实际上是以与玄学的义理融会为基本特色的，而会稽一带则正为其时的玄学中心，支道林、竺道潜、竺道壹等高僧，既为当时般若学大家，亦为玄学名家，而般若与玄学之义理的交相融摄，在本质上正代表了佛教之中国化的努力。到南北朝晚期，智者大师创立天台宗，再次代表了对于南北不同学风的兼摄涵融，并且亦代表了佛教之中国化过程的基本完成，中国佛教自此进入宗派时期。在此后的历史过程之中，浙江佛教遂呈现出禅教净律并行不悖的和谐共融发展态势，各宗派龙象辈出，如灌顶、知礼之于天台，道宣之于南山律，澄观之于华严，玄觉、慧忠之于南禅，良价之于曹洞，文偃之于云门，文益、延寿之于法眼，宗杲之于临济，等等，皆其荦荦大者，在佛教史上影响殊深；各宗派之多元发展，和谐互动，共生共融，遂呈现为浙江历史上佛教文化之发达的基本景观。
　　2．浙江佛教界人士胸襟开阔，较少文化偏见，既重视佛教内部不同宗派体系之义理的涵摄，亦重视其他文化形态之内涵的兼融，因此而往往有义学之新境界的开辟。
　　东晋南朝以还，佛教本身的发展是以其作为一种信仰-行为系统之中国化的形态转换为主流趋势的；而所谓佛教的中国化，原其实质，即体现为文化的涵化（acculturation）过程；这一涵化所实现出来的基本结果，便是佛教之异域色彩的逐渐隐退与消解，而更切合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理念，更恰当于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生活实践与民众生活的现实情态，从而使佛教成为中国文化之整体构成的有机部分。东晋南朝时期是这一互动性涵化的最主要历史阶段，所谓“三教融合”亦渐成为包括佛教在内的基本文化共识。而当佛教基本完成其本身的中国化，实现了其自身形态的历史性转换以后，教内人士亦多倡导儒佛道之统一，且往往吸取儒道二家之义理以弘扬佛理。智顗独辟天台宗派，不仅充分整合了南北朝以来佛教内部不同学派的义学成就与宗教实践的丰富成果，而且亦在禅法中圆摄了道家的服气养气之术，对儒家之说亦多有征引；天台宗之境界宏阔，气象磅礴，圆摄诸教而会通世出世间，在某种意义与程度上正与智者大师的这种高远的文化视野、博大的学术胸襟相互关联。澄观在对华严宗法界缘起系统的发展之中，不仅对天台义学有充分的摄入，同样亦对儒家学说多有和会；而洞山良价之所谓“五位君臣，偏正回互”之说，则显然兼融了《易》理；永明延寿虽为法眼宗之大德，却以禅教一致之倡导而名垂教史，实为此后佛教之整体发展开创新风。宋元以后，佛教实际上即以禅教之和会与儒道之兼容为其发展的基本趋势，禅教之目的不异，禅净之仪态合一，世法出世法之和齐通融，渐为佛教界之普遍共识，故禅教兼弘而能圆摄世法之大德，遂所在多有，如四明知礼与慈云遵式，固为天台宗之中兴的中坚，但亦都兼弘净土；而孤山智圆虽被贬为“山外家”，但其摄取华严义理而欲致台教之中兴，就理论之创新而言，则未可厚非。若灵隐寺契嵩，撰《辅教》之编，倡导佛家之“孝”论，会通儒佛，而实质则予排佛之论以有力回击而为佛教争取文化上与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又如大慧宗杲，焚毁《碧岩录》，倡导看话禅，其实则必欲将大乘菩萨道之精神普遍贯彻于现实的生活实践，而实致南宋偏安局面之下的萎靡阘茸之风有实质性的改观，其精神既合于台宗之所谓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之意，而亦与儒家之精神相通。又如明代莲池大师，融会禅宗与华严，主张儒佛配合、三教一致。凡此种种，皆明浙江佛教有宏阔的境界而较少偏滞，善于会通诸家之说，融液参贯，独出机杼，在整合的前提下富有义理诠释上的独创性。鼓励不同文化系统以及同一系统之不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兼融、互取短长，既确保了佛教文化之慧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不替，同时亦确保了浙江历史上在多元文化格局下各不同宗教形态之充分的自身发展。
　　3．浙江佛教勇于开拓创新，不仅在融会整合各不同理论形态的基础上注重佛教本身之信仰系统的完善性建设，而且能顺应时代与思想的发展潮流，寻求理论与现实的结合点，注重佛教之信仰系统向生活实践领域的拓展，敢于引领风气之先。
　　作为信仰与行为实践的系统，佛教并不仅仅是思想形态，而更是一种有其自身实践性特征的宗教，它有要求贯彻于民众之日常生活的必然性。在这一意义上，一切关于信仰系统本身的理论诠释与建构，其本质目的乃仅仅在于使其更为有效地落实于民众的生活实践之中，从而实现出其作为宗教的本身效用。宗教的行为系统是一般地体现为其信仰的外在形式的，亦即是信仰的表达方式；对其行为系统的奉持则能够内在地强化其信仰；因此就宗教本身的信仰层面与关于信仰的实践层面而言，二者原须相辅而行，互动为用，不可分离的。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却存在着其历史的特殊性。第一，它首先是以一种思想形态或理论体系的姿态而进入中国知识阶级的文化视野的；佛教东渐的初期阶段，适逢玄学发达之契机，其新颖的观点与理论思辨旋即引起士人的兴趣，而被视为道术，成为玄学之资；第二，正因此故，它并没有循沿着一般宗教由民间渐向上层传播的道路，反而是由上层社会渐向民间普及的。由于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这种特殊性，其作为宗教本身的实践性特征，尤其是如何使其关于信仰的行为实践获得系统化并适合于中国平民大众的现实生活，佛教在其传播的初期阶段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庐山慧远首结莲社，使佛教取得了平民信仰的形式，但实际上，加入莲社的123人，仍然局限于上层的士大夫阶层。智顗在创立天台宗的过程中，除了在义理上对佛教的信仰系统作出全新的诠释以融通世间出世间、世法出世法以外，尤其注重对实践系统的整理与体系化，其禅法实践系统的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是前无古人的；不仅如此，他亦极为重视佛教向平民阶层的推展，一生度僧14000余人，倡导观音信仰，制定各种忏仪忏法，为中国佛教的平民化以及探寻佛教与现实社会的适应之途作出了卓越贡献。宋初如知礼、遵式等高僧，亦同样重视佛教在平民中的传播，对有关仪轨重新进行了整理。至现代太虚大师，则深明时代潮流，主张整理僧伽制度，强调佛教作为国民之道德的内在支撑的必要性，提倡以出世间的精神而从事世间的事业，实致佛教利乐一切有情之用，在其本人的实践上，则将佛教教理与抗日宣传活动相互融会，从而高扬了人生佛教的大纛；与其精神不二的人间佛教，当今正方兴未艾。在居士佛教方面，浙江自谢灵运、沈约以后，历代都有礼佛的著名居士，并且多有识见高远之士，或为思想之发展，或为现实之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道生首唱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之说，并特揭顿悟之旨，舆论多有批评，而谢灵运撰《辩宗论》，支持道生之说，为此新观念的深入人心起到重要作用；“铁面御史”赵抃则将其对于佛教的确定信仰落实于为官处世的生活实践之中，以其廉洁而高尚的节操获得了僧俗的普遍景仰；张九成则注重将佛教的心性之旨与儒学相融会，实为南宋以陆象山为代表的心学之前导；现代的章太炎则重新阐释了唯识学，将它发展为与其革命主张相一致的理论。这些例子表明，浙江的佛教界无论在思想之创新还是在宗教实践上历来都是异常活跃的，各宗都在其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一批不拘泥于成说而勇于开拓创新的代表人物，正是这种不断的进取与创新，促成了浙江佛教文化在历史上的持续繁荣。
　　4．浙江佛教界人士富有深刻的历史意识与浓厚的史学风气，极为注重佛教史著作的编撰以及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纂辑，从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献。
　　浙江文化原以重视经史之学为基本特色之一，而治史的浓厚风气盖亦深刻地影响到宗教界，而这一点又特别典型地体现于佛教界。慧皎（497—554，上虞人）撰我国第一部系统的佛教人物传记《高僧传》，既确立了佛教人物专史的基本体例，又确立了重视佛教史编纂的优良传统。尔后道宣继之为《续高僧传》，又为《释迦氏谱》，并纂辑自南北朝至唐的相关佛教文献而为《广弘明集》以及唐代佛教经录专著《大唐内典录》。至宋代而有赞宁（919—1001，德清人）著《大宋高僧传》、《大宋僧史略》，而普济（1179—1253，奉化人）则在各种灯录的基础上撰成《五灯会元》。南宋时良渚沙门宗鉴依仿正史体例而撰《释门正统》，是为现存最早的天台宗专史，稍后四明（宁波）天台宗僧人志磐又依其体例、广其规模而为《佛祖统纪》，堪称纪传体佛教史之巨著，历来享有盛誉。元代则有觉岸（1286—？，吴兴人）撰《释氏稽古略》，为编年体佛教史著。明代又有天台山慈云寺沙门如惺撰《大明高僧传》。其他如灌顶（561—632，临海章安人）《天台智者大师别传》及《国清百录》，乃为研究智者大师及天台宗的重要史料。所有这些出于浙江僧人之手的佛教史著作，均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基本资料。这些例子足以证明，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而特重史料及基本文献的保存乃是浙江佛教的一种优良传统。
　　浙江佛教之重视文献保存的另一方面则体现于历代藏经的刊刻。浙江所刻藏经主要有以下数种：1. “圆觉藏”。两宋之际湖州圆觉禅院刻印大藏经，全藏共548函，1435部，5480卷，世称为《圆觉藏》。该藏曾流传到日本。2. “普宁藏”。北宋末年，僧清觉（1043—1121）创立属于华严宗支派的白云宗，到元代，白云宗所辖余杭县大普宁寺住持道安组织刊刻大藏经，称为普宁藏，始刻于至元十四年（1277），完成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559函，1430部，6004卷。3. “武林藏”。明永乐二十年（1422）前后刻印于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今存残本。4. “嘉兴藏”，又称径山藏。明万历十七年（1598）开雕于山西五台山，三年后迁于余杭径山，后又分散于刻于嘉兴及江苏等地，康熙十五年（1676）完工，集中印刷于嘉兴楞严寺。正藏210函，续藏90函，又续藏43函，都2090部，12600余卷。普宁藏及嘉兴藏对日本诸藏如《天海藏》、《弘教藏》、《黄檗藏》等都有直接影响。以上事实表明，重视史料的编纂与文献的保存乃突出地体现为浙江佛教的一种显著特色；它本身既是浙江宗教文化之繁荣的体现，同时亦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其有功于佛教之推广与学术之研究，良非细细！
　　5．浙江佛教重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在国际间文化邦交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浙江为滨海之地，唐宋以来即为重要的商贸与文化交流口岸，其极为发达的佛教文化则成为对外文化邦交的主要内容之一，对我国的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佛教都有直接的重大影响；而浙江佛教本身则亦从这种文化交流中受惠非浅。
　　浙江佛教之对外文化交流盖以天台宗之流入朝鲜为最早。朝鲜僧人玄光尝来华师事慧思，后归国演教，后波若及圆光均师事智顗，圆光归国后则盛弘台教。最早将“天台三大部”带到日本的是著名高僧鉴真大师，然鉴真所传主要为南山律学。日本僧人最澄（765—822）曾从鉴真学习天台教义，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最澄率弟子入唐，上天台山，投入天台十祖道邃门下，受天台教观之旨；又至绍兴龙兴寺从顺晓学密教，于次年归国，于日本开创天台宗，而最澄亦被尊为“传教大师”。天台国清寺遂为日本天台宗之祖庭。
　　经会昌之厄，天台典籍丧其太半，五代时螺溪羲寂（919—987）屡言于吴越国师德韶，吴越王遂遣使日本，重求天台典籍；稍后高丽僧人谛观来华，再次携来天台教籍，于是天台宗之教典得以重新完备，其学说得以重新流布；宋初朝鲜僧人义通来华，师从羲寂，而为天台十六祖；然则浙江本地佛教之受惠于文化邦交，盖莫此为甚！北宋元丰七年（1084），高丽国王子僧统义天入贡，就杭州慧因寺净源法师学华严之教，元祐二年（1087），义天以金书汉译《华严经》献于慧因寺，寺建阁藏之；又执弟子礼师事杭州天竺寺慈辩，请学天台教观，又登天台山，礼智者大师之塔。义天归国以后，即专事弘扬华严与天台二宗，开创了朝鲜的天台宗。元延祐四年（1317），高丽沈王奉诏进香幡经于慧因寺。因有义天等因缘，杭州俗即呼慧因寺为高丽寺。[3]
　　禅宗诸宗派亦多从浙江而播于域外。五代时永明延寿撰《宗镜录》，其影响远及于海外，高丽国王闻之，遣使36人，叙弟子之礼，奉金缕袈裟、紫金念珠等物来献，皆得亲承印记，归国后各化一方，法眼宗由是传入朝鲜，且其流传反较国内远为悠久。宋乾道四年（1168），日本著名高僧荣西（1141—1215）入宋，巡游天台山及宁波育王山，回国时带走天台章疏30余部，并携回茶种种植，开启日人饮茶之风。乾道七年（1171），日僧阿觉至杭州灵隐寺，师事佛海慧远（1103—1176），四年后回国，首传临济禅于日本；淳熙十四年（1187），荣西再度入宋，学禅于天台山万年寺怀敞禅师，又至宁波天童寺，禀承临济宗正宗法脉，绍熙二年（1191）回国后，即大阐临济禅风，正式开创了日本的临济宗，荣西亦因此而被尊为日本禅宗的开山祖。嘉定十六年（1223），荣西的再传弟子道元（1200—1253）入宋，游历天童、育王及径山诸刹，师事天童如净禅师（1163—1228），随侍三年，受曹洞禅法，成为该宗第十四世正统，回国后传曹洞宗，遂为日本曹洞宗的祖师。
　　中国僧人无言通（？—826）出家于金华双林寺，后居故乡广州安和寺。唐元和十五年（820）赴越南，开创了越南的无言通禅派。北宋时云门宗僧人草堂，为雪窦重显的弟子，十一世纪中叶到占婆国（今越南中部）弘传佛教，李朝国王李圣宗（1054—1072在位）封其为国师，并成为其弟子，在今河内地方正式开创了越南佛教的草堂禅派，又称雪窦明觉派，继承中国禅宗云门宗雪窦重显的法统。
　　进入现代以来，浙江佛教界人士更为积极地投入于世界文化的交流活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仍然是太虚大师。除国内一系列的重要活动以外，1928年，太虚尝游历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美国等地，积极向西方各国弘传佛教，并与英、法等国学者一起共同在巴黎筹建世界佛学苑，这是中国僧人第一次主动将佛教传播于欧美各国，在当时产生巨大影响，在世界佛教史上则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所提到的以浙江佛教的中外交流史实，仅是特别著名的几个例子而已，其实际情形绝非仅限于此。实际上，唐宋时期浙江佛教的繁荣及其滨海的地理之便，使浙江成为一个主要的文化幅射源，而这种幅射则是以佛教向域外的传播为主要内容的。明朝万历以降，由于西方传教士的大量来华，浙江又成为一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重镇。因此中外交流亦并不仅仅限于佛教而已。如李之藻、杨廷筠等最早一批接受基督教的人士，在西方科学与学术的传播中同样亦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李之藻尝从利玛窦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精通算学及天文历法，并积极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思想，尝与利玛窦合译《乾坤体义》，又译《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等天文学著作。所译《名理探》，则代表了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之始；此外还编纂了《天学初函》52卷。崇祯二年（1629），朝廷开设历局，李之藻与徐光启同为监督，与龙华民、邓玉函等教士同修《崇祯历书》。《崇祯历书》虽未及颁行，但却成为此后康熙朝诸历书的蓝本。
　　上述表明，浙江历史上的佛教文化不仅是非常发达与繁荣的，而且在其长期的历史传承以及与其他思想文化形态的历史互动中形成了自身的鲜明特色，并且对中国佛教的整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浙江佛教的历史繁荣，不仅体现在各宗派的均衡发展及其活动场所的繁多与信众的广泛，而且还体现在文化意义上的博大胸怀，体现在与其他思想形态与不同宗教体系之间的相互宽容与谅解，力求在某种基础上的共同发展。具有社会-文化的责任感，关注现实社会与民众的现实生存状况，勇于突破旧有的理论框架而开创新局面，使宗教义理及其行为实践方式更贴近于民众的现实生存，从而使宗教本身的发展与时代的现实需要相一致，已被证明为浙江佛教的一种优良传统。出世间的信仰义理与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世俗社会所扮演的文化角色原是应该统一的，灵魂的拯救或存在实性的终极澄明与世间道德之沉沦的超拔亦须在生存的现实境域寻得其相互联结的基点。历史的经验表明，佛教作为宗教的道德伦理系统与基于人性与人道所建立的世俗道德并无本质的矛盾，而是可以相互促进的。在现代条件之下，如何充分发挥佛教在世俗社会中的道德整合功能从而为现代社会的道德建设作出贡献，已经引起学术界与宗教界的普遍关注；而探寻佛教在当代社会的自身发展之路，使之切合于当代的社会现实以及民生的现实情态，则非但为宗教界所关注，事实上亦应是一切关注现实社会之精神的完善性发展的人们所共同关注的。基于这一观念，我们期待着包括佛教在内的各宗教形态都能切实探寻其本身与时代相适应的现实途径，除去其与当前世情不相符合的因素，而实现其理论与行为系统在当代条件下的现实转换，使宗教在社会文明之整体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在大力倡导社会精神文明的今天，宗教必将有一个超越历史上任何时代的更为健康、更富有理性并且亦更为繁荣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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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1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 关于道宣的籍贯，现存二说。赞宁《宋高僧传》卷14《道宣传》云：“释道宣，姓钱氏，丹徒人也，一云长城人。”范祥雍校《宋高僧传》，其《校勘记》云：“按道宣所著书常自署‘吴兴释道宣’（《清凉传》亦作‘吴兴人’），当以其自署为正。”（范校《宋高僧传》，中华书局，1987年）按长城，即今浙江长兴，旧时属吴兴郡，今属湖州市。《宋高僧传》卷15《志鸿传》云：“释志鸿，俗姓钱氏，湖州长城下若人。本名俨，志鸿字也。”志鸿精南山律，故赞宁赞曰：“吁！其俨公氏族本生（姓）必与南山宣律师相同，亦为美事矣！”此以志鸿与道宣为同族，是赞宁固亦以道宣为长城人也。然则其本传之称“丹徒人”者，或依别传之说，然诚如范祥雍先生所云，当以其自署为正。
　　[3] 参见《佛祖历代通载》卷19；《释氏稽古略》卷4；[明]张岱：《西湖梦寻》卷4；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