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代的僧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了印度本土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求法僧，最杰出、最有成就的，公推法显、玄奘和义净，其中法显的年代最早。《法显传》是法显唯一的著作，写成于他归国后不久。法显的事迹今天能为人所知，绝大部分亦依赖于此书。但此书的价值，不仅仅限于记述了法显个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最早以实地的经历，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记载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部分也包括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一部杰作。与它同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有类似法显的经历，或者写有类似的书，《法显传》因此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这种地位和价值独有而不可取代。
　　今年是法显赴印求法归国的1590周年。为了纪念法显，同时推动对法显与《法显传》的研究，本文拟就一百多年来《法显传》研究史做简要的回顾和考察，在某些问题上，也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和意见。
　　一、19世纪以前
　　法显从印度及斯里兰卡归国，义熙八年（412）在青州长广郡牢山即今天青岛的崂山登陆，第二年到达当时东晋首都建康（今南京）。在建康，法显写成记载自己求法经历的《法显传》，写成的时间大约是在义熙十二年（416）。
　　《法显传》写成后，似乎一时流传颇广。这在稍后编成的佛经经录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1] 流传的范围，虽然主要是在佛教徒中，但不仅限于佛教徒。就佛教方面而言，当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西行求法的高潮时期，《法显传》是法显印度旅程的亲身记载，既为中国人增加了有关印度和印度佛教的知识，也正好可以作为其他打算西行的求法僧的参考。如果讲到对《法显传》的研究，佛教徒之外的学者则似乎做得还多一些。最早的一位，现在知道的，应该是北魏的郦道元。郦道元撰写《水经注》，广采群书作为资料，其中有不少是佛教徒的著作。佛教徒的著作中，就有《法显传》。《河水注》中，引用到《法显传》有二十多处，大多与北印度有关。《水经注》一书，使用材料之丰富，考订推理之精到，语言叙述之优美，一千年来，一直让人赞叹不已。史称郦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法显传》当时大概也可以算是“奇书”之一。郦道元书的成就，此处无需赘言。[2]
　　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一样，《法显传》也收入了清代编成的《四库全书》中，归入史部地理类。《四库全书》收入释家著作很少，地理类只有这两种。
　　收入《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的《法显传》称作《佛国记》。两个书名，早已存在，可以互通。《四库全书总目》有馆臣撰写的“提要”，这段提要，代表了19世纪也包括此前中国学术界的主流对《法显传》一书整体的看法或者说研究水平：
　　“《佛国记》一卷，内府藏本。宋释法显撰。杜佑《通典》引此文。又作法明。盖中宗讳显，唐人以明字代之，故原注有“国讳改焉”四字也。显晋义熙中自长安游天竺，经三十余国，还到京，与天竺禅师参互辨定，以成是书。胡震亨刻入《秘册（汇？）函》中，从旧题曰《佛国记》，而震亨附跋，以为当名《法显传》，今考郦道元《水经注》引此书，所云於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以下八十九字，又引恒水上流有一国，以下二百七十六字，皆曰《法显传》，则震亨之说似为有据。然《隋志》杂传类中载《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不著撰人。地理类载《佛国记》一卷，注曰：沙门释法显撰。一书两收，三名互见，则不必定改《法显传》也。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又于阗即今和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然六朝旧笈，流传颇久，其叙述古雅，亦非后来行记所及。存广异闻，亦无不可也。”[3]
　　实事求是地讲，馆臣们写的这段提要，对《法显传》撰者姓名的辨正以及版本流传情况的考订，都做得不错，大致也都到位。但讲到于阗一地的的情况，就完全外行。于阗即和阗，曾经是西域道上佛教最为盛行的地方。于阗“自古以来崇回回教法”这句话，暴露出当时的馆臣们对边疆或者说域外历史的浑然无知。接下来馆臣们又以当时刚编成的书《钦定西域图志》为依据：“《钦定西域图志》考证甚明，而此书载有十四僧伽蓝，众僧数万人，则所记亦不必尽实。”这就更使人为馆臣们惟“钦定”是从的态度感觉到悲哀。至于对“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的批评，也有些勉强。看得出来，馆臣们实际上不太明白这里讲的“中国”和“边地”究竟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里重要的倒不是馆臣们撰写的“提要”中有一处或几处错误，而是其中反映出的馆臣们对历史和中国以外的世界极大的无知。要知道，编修《四库全书》的馆臣们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最高知识水平！
　　同样的情形其实不限于此。《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在《佛国记》之后，收入的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馆臣们为《大唐西域记》撰写的“提要”正好以《佛国记》作比较：
　　“昔宋法显作《佛国记》，其文颇略,《唐书?西域列传》较为详核。此书所序诸国，又多《唐书》所不载。史所录者，朝贡之邦，此所记者，经行之地也。…… 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而举其地以实之。晁公武《读书志》称，元奘至天竺求佛书，因记其所历诸国。凡风俗之宜，衣服之制，幅员之广隘，物产之丰啬，悉举其梗概，盖未详检是书，姑据名为说也。我皇上开辟天西，咸归版籍，《钦定西域图志》，征实传信，凡前代传闻之误，一一厘正。此书侈陈灵异，犹不足稽，然山川道里，亦有互相证明者。姑录存之，备参考焉。”[4]
　　这与讲到《法显传》的态度并无二致。馆臣们不知天下变化的大势，而只以“钦定”为真理，其气度完全不可与魏晋南北朝时相比，遑论汉唐！
　　回顾中国近两三百年的历史，在这个时候，这样的自满与无知还只是开始。这种情形要延续到大约半个世纪之后，到鸦片战争发生，中国人才不得不“睁开眼”去发现外部的世界，并为此付出不小的代价，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四库全书编撰时间大致在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的十年之间（1772－1795）。在此之后不到一百年，《西域记》也包括《法显传》等书的价值却被当时西方以及在印度与中亚活动的西方考古学家所认识到，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标志之一，就是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这几种书的西文的翻译。
　　二、十九世纪
　　在欧洲，最早注意到《法显传》，并将它翻译成法文的应该是法国学者Abel Rémusat。Rémusat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汉学教授，他对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学有着广泛的兴趣。后来在法国形成气候的汉学及中亚研究的学术传统，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他开始的。Rémusat翻译的法文本《法显传》，原书我没见过，国内似乎也很难找到，只知道这个译本曾经经过增补，1836年在巴黎出版过。[5]
　　《法显传》在欧洲的第二个西文译本是Samuel Beal翻译的英文本，题目是Travels of Fa-hsian and Sung-yun: 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 (400 A.D. and 518 A.D.)，1869年在伦敦出版。Beal原是一位英国传教士，清代来华。他翻译过好几种书，其中《大唐西域记》最为著名。他后来对《法显传》的这段翻译，又做过修改，放在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前面。[6] 平心而论，现在看来，Beal的翻译质量并不太高，研究也很一般。但Beal的这个译本，与他翻译的《大唐西域记》一样，在英语世界，是最早的译本，所以直到今天，在西方及印度仍不时还有人提到并引用。
　　在Beal之后，又有一位英国学者做过翻译《法显传》的工作，这就是剑桥大学的Herbert A. Giles。Giles翻译的《法显传》，题目是The Travels of Fa-hsien (399-414 A.D.) or Record of the Buddhistic Kingdoms，1877年出版于剑桥。[7] Giles原是英国政府派驻中国的外交官，任满后到剑桥做教授，是剑桥大学汉学研究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五十年代制定的汉语拼音被广泛接受以前，西方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拼写汉语的规则，是所谓的威妥玛式拼音。这套拼音有两位设计者，其中之一就是A. Giles。
　　这个时候，欧洲的学者一致对《法显传》发生兴趣，并非偶然。欧洲学者，尤其是英国和法国的学者，为了研究印度和中亚的历史、考古、地理以及宗教诸多问题，多方面地搜集资料。他们突然发现，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原来有这样丰富细致、详实明确的记载，真是如获至宝。因此，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研究和翻译这些著作。这些著作中，包括《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一批中国求法僧的书。我们只要看这些书先后在欧洲被翻译出版的历史，就可以明白这点。《大唐西域记》的第一个英文译本由Beal完成，不久又出现第二个英文译本，这就是由T. Watters翻译并详加注释的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对《法显传》，Watters其实也很有兴趣。他发表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法显传》的翻译。[8] Watters最早也是英国驻华的外交官，曾经做过驻宜昌的领事。他做过的最有名的工作，是《大唐西域记》的翻译和研究。[9]
　　在这样一种翻译和研究求法僧著作“热”的形势下，又有了《法显传》的第三个英文译本，这就是James Legge翻译的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eylon (A.D. 399-414)，1886年在牛津出版。[10] Legge的翻译，比起他的先行者而言，已经比较讲究版本。他使用的底本，是当时在欧洲留学的年青日本僧人南条文雄提供给他的日本安永年间的一个重刻本，这个重刻本的底本是高丽藏本。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学术界，提到和用得最多的，是Legge的这个译本。
　　一个遗憾的事实是，这个时期，我们中国学者，在《法显传》研究方面，除了上面讲到的《四库全书》馆臣们撰写的那一篇提要以外，几乎没有可以值得一提的东西，甚至连关心这部书的人也极少。当然，这主要是当时的大形势使然。
　　三、二十世纪至今
　　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法显传》一类的文献。尤其是清末民初以来，由于外来各方面的刺激与清代朴学传统相结合，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也渐渐形成风气。与《法显传》有关的，民国初年，有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卷七《节录晋释法显佛国记》与丁谦的《晋释法显佛国记地理考证》。[11] 再后有岑仲勉的《佛游天竺记考释》。[12] 中国学者的工作，往往显示出自己的优长，中国学者因此逐渐成为研究《法显传》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也在《法显传》研究方面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方面最主要的著作，是足立喜六1935年在东京出版的《考证法显传》。足立的书，1940年再版时改称《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の研究》。[13] 足立喜六清末曾经在中国西安做过教习，后来回到日本做教授。他对唐代的历史兴趣最大，著作中与《考证法显传》相关或相类似的还有《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与《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以及《唐代长安史迹の考证》。[14] 其中最后一种，最近国内有出版社出版了中文译本。足立研究《法显传》的书，包括日文的翻译。他以北宋元丰三年（1080）福州东禅寺的刻本和北宋政和二年（1112）福州开元寺的刻本为底本，而以日本石山寺写本以及高丽藏本共五种作为参照，在文字上稍有校正，同时对书中的内容做了详细的考证注解，并附以地图多幅。这种研究方式和著作的形式，在日本学者这类的研究中很典型。
　　足立的书，出版后得到不少称赞。对足立喜六的《考证法显传》，北京大学的汤用彤先生写过一篇很好的书评。[15] 汤用彤对书中的一些地方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对北宋本与高丽本之间的异同，主张“版本之善否，不能全依年代断定”；对法显在崂山登陆后南下的行迹；以及标点方面的错误。这方面的问题，在足立的其它几种书里其实也有不少。
　　汤先生的书评不长，但非常精到，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学者在相关研究方面的最高水平。汤先生的一些意见，至今仍很有价值。
　　五十年代，中国学者方面，对《法显传》的研究，可以举出贺昌群1956年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西域交通与法显印度巡礼》一书。贺书不完全是研究《法显传》，而是结合古代西域交通讲法显的西行，同时带有普及历史知识的性质。贺昌群之后，在中国大陆，对于法显，虽然有时偶尔有一两篇文章还能讲到一些，但真正的研究，实际上已经很难见到。到六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大讲“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势下，已经谈不上还有多少学术研究。直至十年“文化大革命”，大陆的学术与教育完全被摧毁殆尽。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贺昌群的书出版的前一年，即1955年，北京的文学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南宋绍兴二年（1132）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的《法显传》刻本。虽然只是原版影印，但为研究《法显传》提供了方便的条件。日本学者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南宋刻本，并使用到他们的研究中。
　　二战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法显传》的兴趣仍然不减，并不时有新著问世。这些著作中中可以提到的有长泽和俊1970年出版的《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本法显传校注》。[16] 所谓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本，即上面所说的福州开元寺本。长泽把这个本子与上面讲到的北京图书馆藏南宋本相对照，同时再加上高丽藏本和石山寺本，有日文的翻译，并加以解说，内容上当然比足立喜六的书要新许多。
　　在《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本法显传校注》出版后不久，长泽和俊还出版过一部书，题目是《法显传·宋云行纪》。[17] 不过这部书我自己没见过，估计内容包括对《法显传》的翻译和注释，再加上《洛阳伽蓝记》卷五中有关北魏宋云西行的一节。
　　1980年，日本奈良的天理大学的天理图书馆善本丛书汉籍之部编集委员会出版了一种《西域求法高僧传集》，书中影印了在天理图书馆收藏的与中国西域求法僧有关的几种日本古抄本，包括《法显传》、《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南海寄归内法传》以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其中《法显传》有两个抄本，一个抄成于日本长宽二年（1164），一个抄成于（金＋兼）昌初期（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这也为《法显传》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材料。
　　从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中期，是大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社会一片混乱，学术荡然无存。不过，大陆以外的地区，仍然有学者注意《法显传》的研究。香港的饶宗颐先生1974年在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五本第三分发表的《金赵城藏本法显传题记》一文，即是一例。《赵城金藏》中的《法显传》，收藏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此前无人知晓，由饶宗颐首次做了介绍。[18] 饶文并将它与其它已知的版本做了一些比较，结论是，它在版本上与其它宋本差异较大，却与高丽藏本相当接近，具有独特的价值。这一发现，对《法显传》进一步的校勘和研究有重要意义。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渐渐走上正轨，学术研究也逐步得到恢复。就研究《法显传》而言，1985年正好是一个转折。这一年，北京的中华书局出版季羡林等完成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上海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也出版了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章巽教授完成的《法显传校注》。两部书性质上十分接近，这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工作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而且很快取得了值得称赞的成绩。
　　章巽先生的《法显传校注》，就版本源流的考证、文字的校订各个方面而言，在目前所能见到的，国内也包括国外有关《法显传》的研究著作中，我以为是做得最好的。这是章巽多年研究法显和《法显传》的成果。
　　章巽的校注本，以思溪圆觉本为底本，使用了十一种古刻本和抄本以及支那内学院1932年刊刻的一个校本作为对照，同时还参考了几种与《法显传》有关的“音义”以及《水经河水注》中的相关材料。就使用底本和校本的数量而言，这是最多的。但书中的工作并不止于此，章先生对各个刻本和抄本之间的关系，也做了很好的对比、分析和梳理，基本上把《法显传》自宋以来刊刻的情况弄清楚了。文字上的校对和考订章先生也做得很认真。
　　章巽的书，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是史地方面的考证显得旧一些，原因主要是八十年代初这方面国内能够见到和利用的资料有限。当时的客观条件有限。即便是现在，条件应该说大有改善，但也还不够。[19] 此外，书中有的地方，还可以补充或商榷。例如第55页讲到摩头罗国一段，各本的文字有一些不同，章巽本作：
　　“众僧大会说法。说法已，供养舍利弗塔，种种香华，通夜然灯。使彼人作舍利弗本婆罗门时诣佛求出家。大目连、大迦叶亦如是。诸比丘尼多供养阿难塔。以阿难请世尊听女人出家故。诸沙弥多供养罗云。阿毘昙师者，供养阿毘昙。律师者，供养律。年年一供养，各自有日。摩诃衍人则供养般若波罗蜜、文殊师利、观世音等。”
　　其中“使彼人作舍利弗”一句，章巽书中的校记说，《高丽藏》本此处作“使伎乐人作舍利弗”。这里的“彼人”，在上下文中虽然不能说不通，但比较勉强，而作“伎乐人”则是对的。因为这指的是演佛戏。上世纪最初十年，德国人在我国新疆进行考古发掘，发现的一些梵文残卷，其中有三部马鸣写的剧本。三部剧本中有一部是《舍利弗传》，残卷的卷末，标明作者是“金眼之子马鸣”。[20] 这是现存最早的印度戏剧的剧本。马鸣是印度佛教史上的大师，也是诗人、戏剧家，活动的年代大约在公元一、二世纪。法显到达摩头罗国时，遇上佛教大会，“伎乐人作舍利弗”，演的是不是就是马鸣的《舍利弗传》，我们不敢肯定，但说法显见到的是佛戏，应该没有问题。法显的这一段话，对我们今天了解古代印度佛教戏剧的历史，其实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资料。这一点，似乎从来还没有人指出过。
　　与《法显传》有关，章巽在八十年代还发表过一两篇论文，不过其中的内容后来都包括在他的《法显传校注》书中。
　　在章巽之后，在国内，据说中国佛协的李荣熙先生八十年代曾经用英文翻译过《法显传》，书准备是在美国出版或者已经出版，但我没有见到。[21] 此外，九十年代，大陆和台湾都出版过几种有关《法显传》的书，虽然读者对象定位为一般人，但也有一定的学术性。[22]
　　上世纪的最后十年里，与《法显传》有关，最后，也是最新的一部书是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桑山正进与高田时雄主持编成的《法显传索引》。这部索引，最初作为人文科学研究所下属的“东洋学文献中心”编印的《索引丛刊》的第二册，在1994年出版，当时只是赠送流通。七年以后，2001年，《法显传索引》与《洛阳伽蓝记索引》、《释迦方志索引》一起，三种书，合编成《西域行记索引丛刊》的第三种，由京都的松香堂正式出版。加上此前已经出版的《大唐西域记索引》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索引》，形成一个索引系列。
　　日本学者在研究中重视文献、重视编纂工具书的传统，在这几种《索引》上又一次体现出来。几种书都是所谓的“一字索引”，即从索引中可以查到任何一个字的出处及上下文。桑山正进与高田时雄编成的这部《法显传索引》，基本上以章巽的校注本为底本。这也可以说是对章巽本的一个评价。京都大学的桑山正进，从1991年到1996年，主持过一个“研究班”，研究的题目是：“《法显传》研究：五世纪的中亚和印度”，研究班的成员不限于京都大学或京都地区。《法显传索引》就是这个研究班研究中的“副产品”。读书班的主产品，即他们研究《法显传》的著作，目前似乎还未出版。不过桑山正进他们已经出版过几种类似或相关的研究著作。[23]。
　　这里附带提一下上世纪90年代初国内出版的一本与《法显传》有关的书。这就是连云山的《谁先到达美洲》，书的副标题是：“纪念东晋法显大师到达美洲1580年兼纪念哥伦布到达美洲500年”。这部书1992年由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的标题，加上1992年正是国际上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年，似乎有过一点轰动效应。作者在书中的主要论点是，法显在从斯里兰卡乘船东归，中途曾经到达的“耶婆提”，不是一般认为的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而是美洲。作者做这样的论断，很富有想象力，也很能增加中国人的自豪感，但书中没有提出任何新材料，所做的证明很难说服人。书出版后，学术界有学者写过书评，明确表示不同的意见。[24] 其实，书中说“耶婆提”不是爪哇，而是美洲，纯属猜想。做这样的猜想，作者不是第一人，此前早已有人提出过，只是没有证明，也无法证明，因此很难被学术界接受。当然更谈不上是什么新的发见。
　　最后，报告两条与《法显传》研究有关的新消息。
　　第一条消息是，根据最新一期《南亚研究》刊登了薛克翘《关于法显传的印地文和尼泊尔文译本》一文，文中讲到他在印度见到的1918年出版，2001年再版的一种《法显传》印地语译本以及2000年在尼泊尔出版的一种尼泊尔文的译本。[25] 这使我们知道的《法显传》的外文译本又增加了两种，尤其是这两种译本所使用的语言一种是印度的现代语言，一种是法显曾经访问过的国家的语言。与欧洲和日本语的译本相比，《法显传》的印地语和尼泊尔语译本在印度和尼泊尔出版，应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
　　另一条消息是，维也纳大学的Max Deeg教授在几年前也完成了一部研究《法显传》的著作，其中包括用德语翻译的《法显传》全文。这部书据说近期内将要出版。书的篇幅不小，打印稿有600多页，内容看来也很丰富。我们因此希望不久能见到这位教授研究《法显传》的这部新著。[26]
　　四、结语：三点建议
　　以上大致地介绍了两百多年来国内和国外有关《法显传》研究的情况，有关法显个人的研究其实也包括其中，因为法显一生的行事以及他的成就，都与《法显传》密不可分。我们看到，对《法显传》，过去两百年里，已经有这么多的校本、注本和各种外文的译本。这些校本、注本和译本，在校注和翻译之中，实际上就包含了校注者或译者的研究成果，书中的导言或解说，以及图表、索引、附录，也都体现了研究者们的研究水平。时至今日，对《法显传》的研究，应该说不算太少，有的研究也相当深入。但是不是就题无余义了呢？我以为还不是。我们可以做的事还是有的。例如《法显传》中对今天新疆境内的和阗佛教的记载，《法显传》讲到的笈多王朝时期的印度佛教，《法显传》中一些不同于一般的译名，都还有不少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应该追踪新的发现，包括新的文献和新的考古成果，对《法显传》中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做新的探索。以上所举的研究著作，出版大多已有一段时间，这之后至今，国内外对中亚以及印度历史、考古、佛教的研究已有不少新的进展，我们因此应该把这些新的进展和研究成果与《法显传》的研究结合起来。对《法显传》的研究，不能就《法显传》而研究《法显传》，而应该把视野和范围尽量放宽，文献、语言、历史、地理、考古、佛教各个方面的内容都纳入进来，这样的研究，才能做得比较深入而有新意。当然，要完全达到这个目标，并非易事。但努力总是应该的。
　　这是我对法显和《法显传》研究建议的第一点。
　　我的第二点建议是，对法显的研究，不仅应该包括他的生平，他的求法经历，还应该包括他回国后翻译的经典，这样才能全面地了解他对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贡献。可惜这方面的研究过去做得不多。法显翻译的佛经，虽然数量不算多，但其中有的是当时和后来在中国佛教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经典，例如《大般泥洹经》和《摩诃僧祗律》。即使是一些篇幅不大的经典，如一卷本的《杂藏经》，其中也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27]
　　最后一点，对于像法显和《法显传》这样一种涉及面甚多的研究题目，我们是否也可以考虑，通过研究班的形式，集合各方面的专家，取长补短，相互切磋，以期取得有一个较高水平的结果。这是日本学者们现在常见的一种做法，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中国学者往往习惯“单干”，“单干”不能说就一定不好，但有的研究，涉及问题太多，一两个人确实很难做好。《法显传》的情况，在有些方面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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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把《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的《佛游天竺记》看作与今本《法显传》是一部书，最早记载《法显传》的经录就是《出三藏记集》。其后隋法经《众经目录》、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历代经录都有记录。“正史”中最早记载《法显传》的是《隋书》的《经籍志》。而最早引用到《法显传》的书，却是北魏的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成书，距《法显传》的成书相差不过一百年左右。
　　[2] 对《水经注》的研究，清代以来，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参与其间的，大多是些大学问家，例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杨守敬、王国维等。这种情形，几乎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有关北印度一节，也就是与《法显传》相关的部分，却不是大家注意的重点。不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本书是以《水经注》中记载的北印度作为研究内容，即意大利学者L. Petech的Northern India according to the Shui-ching-chu，1950年作为《罗马东方学丛书》（Serie Orientale Roma）的第2种，在罗马出版。其中与《法显传》有关的部分值得我们注意。
　　[3] 《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一，史部地理类四“外纪”，第630页，中华书局，1981。
　　[4] 同前注。
　　[5] 见James Legge, 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Oxford, 1886, p. xii所引Revu, complété, et augmenté, d’ éclaircissements nouveaux par MM. Klaproth et Landresse, Paris, 1836。
　　[6] S. Beal, Si-Yu-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Truener’s Oriental Series, London, 1884。
　　[7] 章巽《法显传校注》“校注说明”中所举Giles译本，出版的时间是1923年，不完全准确。大概章先生见到的是重印本。
　　[8] Fa-hsie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rs, China Review, 1879, 1880。
　　[9]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A.D. 629-645), edited after author’s death by T.W. Rhys Davids and S.W. Buswell, 2 vols., London, 1904-1905, reprinted, Delhi, 1961。
　　[10] 北京大学周一良先生1995年曾惠赠给我Giles这部书最早的印本。周先生仙逝，遽而已经两年，睹物思人，回想先生在世时奖掖鼓励之恩，不禁重增感念！
　　[11] 李光廷书未见，转引自章巽《法显传校注》。丁谦书收入浙江图书馆丛书，为第二集。
　　[12] 商务印书馆，1934。我的印象，此书在五十年代似乎重印过。
　　[13] 东京：法藏馆，1935，1940。足立喜六的书的第一版，有何健民、张小柳合译的中文本，书名《法显传考证》，上海：国立编译馆，1937。
　　[14] 《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上下册，东京：法藏馆，1942；《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东京：岩波书店，1942；《唐代长安史迹の考证》，2卷，东京：东洋文库，1933，1983重印。
　　[15] 《评考证法显传》，收入汤用彤《往日杂稿》，中华书局，1963，第26-30页；又收入《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第36-39页。
　　[16] 东京，雄山阁，1970。
　　[17]《东洋文库》一九四，东京：平凡社，1971。
　　[18] 现存的《赵城金藏》，绝大部分目前都收藏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赵城金藏本《法显传》不知来自何处。其来源待考。饶文后来收入其《梵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19] 这个问题，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其实也存在，只是情况稍好一些。
　　[20] H. Lüders, Das ?àriputraprakara?a: Ein Drama des A÷vaghoùa, SPAW 1911, 388-411。
　　[21] 估计是在美国加州Berkeley的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出版的一套翻译性质的丛书中。但我见到的这套丛书的已出书目中，没有《法显传》。
　　[22] 例如郭鹏的《佛国记注释》，长春出版社，1995；吴玉贵释译的《佛国记》，高雄：佛光出版社，1996，以及袁维学的《灵鹫山：东晋高僧法显传奇》，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
　　[23] 例如桑山正进主持的关于《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研究。或许他们关于《法显传》的研究著作不久就会正式出版。
　　[24] 书评作者薛克翘，书评发表在1993年出版的《南亚研究》上。
　　[25] 《南亚研究》2003年第1期，第58至60页。
　　[26] Max Deeg, Dharmasucher, - Reliquien - Legenden, Der ?lteste Bericht eines chinesischen buddhistischen Pilgerm?nchs über seine Reise nach Indien: Das Gaoseng-Faxian-zhuan als religionsgeschichtliche Quelle , Untersuchungen zum Text und übersetzung des Textes, Habilitationsschrift, Würzburg, 1997, 630 S.
　　[27] 我自己对这方面的问题就有兴趣，也曾经尝试做过一点工作。拙文《略论大乘〈大般涅槃经〉的传译》，载《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南昌：江西出版社，1991，第769-787页；《跋梵文贝叶经说出世部比丘律 Abhisamàcàrikà》，《中国文化》，第10期，北京：三联书店，1994，第116-123页；《杂藏考》，《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561-573页以及《汉语中“语法”一名最早的出处》，《汉语史学报》，第2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第62-64页，都与法显翻译的这几种佛经有关。